著名画家陈大羽

     我的外公陈大羽生前常以荀子的警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来勉励自己和身边的人，这两句名言也随着我的成长早早就刻在我的脑海里，不时地提醒我要持久以恒，坚持不懈地做好每一件事。

左起：前排夫人郑惜花，母亲颜合，外孙韩宁宁，陈大羽摄于1963年

  此《报春图》将亮相上海嘉禾

2017春拍《禾风》中国书画夜场  

      我十六岁那年，开始向老人学画，当时还年轻，对大写意花鸟画的概念模糊不清，摸不到门路，总觉得外公的用笔太过于简单。后来他说了一段齐白石画虾的故事给我听又拿了一本八大山人的画册给我临摹，我才发现画大写意画其中的乐趣和奥秘，换句话说看似简单的笔墨其实画起来挺难的。

      外公对我要求严格，他告诉我：男儿十六要励志，奋发图强，画大写意要有传承。比如八大山人、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的作品都要临一些，画大写意的要领在于悟性还要理解“大”和“写”的含义，要胸有成竹，在形似非似中提炼笔墨，坚持写字，用笔要痛快淋漓，简练概括，笔笔成形。后来我开始临摹吴昌硕、齐白石的画，稍入了点门道。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宋人范宽的山水画册，十分喜欢，觉得意境特别优美，偷偷的临摹了一张给外公看，他说还没上路子，这是由于不懂入手的门道和过程，理解也没到位，他劝我放大取局部临摹，事后真的受益匪浅。由于喜欢范宽的山水我常和外公讨论其画作，在爷倆的对话中我发现其实老人对明代山水画家沈周作品尤为推崇，在我研究他早期的山水作品中也逐渐证实了我的看法。他早年所画的山水就传承了沈周的笔法，那些用笔和他画的大写意花鸟画笔性相通，可相提并论，取长补短。

    我在七十年代期间几乎每天趴在画桌上看外公写字画画，帮他砚墨铺纸，调色盖印，这渐渐地变成了我的日常工作。有时跟着他一起在学校里接待外宾，参加笔会，耳濡目染，对他的大写意花鸟画渐渐地理解更加坚定，日子长了在他的熏陶下我对艺术方面的领悟也有了独自的见解。1976年暑假过后，我回到南京跟着外公、外婆的身边一起生活，见的世面多了，树立了对大写意花鸟画的自信。

    外公他在三十年代到上海美专学习，从师辈那里继承了赵之谦、吴昌硕的画风，又在四十年代初得到齐白石老人的激赏，滋养了自己的笔墨，他在诗、书、画、印多个领域里师其心而自成一家，他多才多艺勤奋努力，为艺术奋斗了一生。

    外公最擅长雄健而醇厚的笔墨，将自己熟悉的对象赋予真情，以诗、书、印为章法，他从汉碑入手，打下隶书、篆书、草书的扎实基础，对《爨宝子》、《张迁碑》、《石鼓文》、《散氏盘》、《三公山碑》、《 天发神谶碑》等颇有独特的研究。他又吸收了米芾、王鐸、齐白石等人的精华，融合一体，表现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的开拓性和自我的面貌。外公尤以在画鸡方面久负盛名，他所画的公鸡，雄姿勃发、朝气蓬勃、斗志昂扬。

 陈大羽赠外孙韩宁宁篆书作品

    我从小喜欢在家里翻阅书籍看外公收藏的画册，看过他四、五十年代发表的人物及山水，很惊讶，印象颇深，外公在解放前后所画的人物大多数是从土地改革到大跃进时期为“新中国”的改革而命题创作的，画面主要表现农村社会主义丰收的新气象，线条粗犷笔墨里带着浓烈的宣传画味道，与时代紧密相连。对于当时一位画大写意花鸟画的画家来说转向去描绘农民人物形象实在是为难自己，其中也包括他当时的大写意花鸟画作品，比如：公鸡、草垛、篱笆、农具等等。他尝试用大写意花鸟画的形式与手法去表现社会的发展趋势，紧跟着时代。据我了解在当时的背景下许多老画家尝试用手中的画笔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态度上要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1956年外公入了党并积极地投入到院校的美术教育研究工作中。在五十年代期间，花鸟画被列为旧社会资产阶级的产物，形式上很难适应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趋势，所以他开始画山水并研究琢磨如何改革充实大写意花鸟画。他以庆祝丰收为题材，以麦子、瓜果、蔬菜、农具等现实主义笔墨的形式来讴歌社会主义。

     外公是科班出生，当年在上海美专做学生时学过西洋绘画，具有深厚的素描、速写功底，基本功扎实，所以他笔下的人物造型很概括，用笔如他的大写意画，运用自如，借题发挥，用笔墨线条的构成去表现他的戏剧人物，他是人物、山水、花鸟画的多面手。

     外公早期的山水画作含金量很高，但保存下来的不多。在人们的心目中，外公是一位大写意花鸟画家，可他酷爱书法和篆刻，研究者也很少关注到他的山水画。五十年代里为了帮助李可染先生改革山水画，他陪同李可染先生外出写生，不仅后来确立了李家山水的个人风格，也奠定了李可染先生在中国山水画坛上的地位。在1956年的第二次江南写生中，李可染先生和他的研究生黄润华从北京出发，在无锡与陈大羽会合，经苏州、杭州、钱塘江、绍兴、雁荡山，逆长江而上，再经湖北、湖南，过三峡、万县、重庆、成都、灌县、峨眉、乐山等地，外公一路上创作出不少精彩的山水画稿，直到七十年代人们才关注发现他所创作的山水作品，水准极高。

     60年代初期，外公曾有过一段以“革命圣地韶山、井冈山”为主题的写生历程，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组织下，他与画家张安治、宋文治、白雪石等人赴江西庐山、井冈山等地写生创作，在当时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艰苦环境下，他不仅仅在思考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和改革问题，更重视笔墨线条的运用，追求中国画的笔墨气韵，一批具有独特面貌的红色题材作品在外公的整个艺术创作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1962年外公创作的《一唱雄鸡天下白》，以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词句为题，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一只雄鸡雄踞在一堆高耸的草垛上引吭高歌，形神兼备，远处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在笔墨形态上显示出与齐白石密切的渊源关系，很有新意，创作意图强烈，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特有的状况。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必须对传统花鸟画进行“革新”，赋予政治内容。因此，这件作品在当时被认为是表现了新中国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中国人民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受到美术界的好评。同年在他发表的《试谈“扬州八怪”的艺术风格》一文中，力倡改革大写意花鸟画，以反映农村题材的写意手法在艺术实践中变革中国画这一品种。虽然这种“革新”使得当时部分的艺术作品沦为政治图解，但在客观上却拓宽了花鸟画的题材。从前很少入画的所谓“俗物”如庄稼、蔬菜、瓜果、农具等，当时都受到画家的青睐，使花鸟画从原来的“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艺术形式的变革。

    外公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不断进取，锐意创新，其艺术风格兼具吴派和齐派艺术之长，自成面貌，洋溢着浓郁的新时代气息，为中国画在时代中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业内评价他是继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之后又一位风采独具的大写意花鸟画大家。

     外公出生于广东潮阳，17岁时离开家乡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暑假班进修学习绘画，1935年插班考入上海美专国画科三年级。受到吴昌硕的弟子诸闻韵、诸乐三的亲自指点，从而步入了中国画的漫长艺术生涯。在校期间他勤奋刻苦， 钻研篆刻、绘画，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常常是独自一人埋头大干。老教务处主任谢海燕先生曾回忆说：“三十年代，大羽进上海美专学习中国画时就爱上了篆刻。那时学校中国画系设有书法、篆刻和金石学等必修课，对篆刻这门功课有特别爱好的学生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而能孜孜矻矻坚持到底的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大羽了。他能摆弄刀石习练篆刻，常常是通宵达旦，同寝室的同学夜深醒来，发现他还在干，常叱责他：‘还这么干，你命都不要了！’就这样，他临摩了大量汉印，还给同学刻了不少印章，从中获得汉印古朴雅正的艺术意趣。”

    “文革”之后，外公一心投入在美术教育事业上，他察觉到时间的紧迫，干脆搬进黄瓜园（南京艺术学院）亲自培养学生。他深知学校需要美术人才，因而走遍了大半个江苏，深入当地的各个少年宫、文化馆、美术机构挖掘美术人才，向学校推荐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亲自给学生示范讲学体验生活，常常是冒着酷热的天气大干一场。不过在那些年厄运再一次悄悄地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作品《迎春》被打成了“黑画”，受到攻击和批判。他想不通，再次被“事件”深深地缠绕，纠结在痛苦中。有一天，他独自坐在学校的食堂里深思，周围没有一个人敢坐在旁边。饭后他遇见了学校的王主任，他边走边说：“老朋友，这次我算是躲不过去了......听说有人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我真想不通呀！”这句话引起了主任的特别关注，他随即通知了学校，后来73届的同学们集体行动起来24小时守护他们敬爱的老师。有位学生这样评价她的大羽老师：他是国画圈内的老前辈，可在他身上，却没有那种老夫子的刻板和迂腐，他更像一位很西化的艺术家，性格开朗幽默，爱着西装领带贝雷帽，吸鼻烟，说话声音洪亮，常常发出如雷贯耳的大笑声。

60年代陈大羽与学生们

     1974年批“黑画”运动结束，外公把精力再次投入在美术教学和自己的创作上，这个时期的他不时地画些山水乃至戏剧人物，最多的素材为荷花、菊花、梅花、紫藤、蜡嘴鸟、松鹰、珍珠鸡、公鸡和江南盛开的迎春花。他每次示范的题材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样化，到了七十年代中叶他的杜鹃花、桑塘花、鲶鱼、松树、牡丹花、大理菊也渐渐地展示给学生们，他亲自带着学生外出写生辅导，搞毕业创作。从1975年到“四人帮”被打倒，我见证了他不少焕然一新的优秀作品，在当时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充满了一种喜悦感，他豪情奔放，乐观向上，总处在一种兴奋的创作状态中。我经常听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的时间不够用，老师（齐白石）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在想：他是为了改革大写意花鸟画笔法的同时也在筹备自己的作品向老师齐白石回报，办个大型画展。这个愿望直到八十年代在他九十岁的时候才得以实现。

陈大羽《报春红梅》

陈大羽《花卉》

陈大羽《荷花》

     1976年周总理去世的消息让外公悲痛万分，刚得到解放不久的他画了一幅《银花千重亿众心》来纪念他心目中爱戴的总理。他不停地在随手携带的笔记本上思索记录，在速写本里构图创作，一遍遍地创作草稿，当我第一次见到他创作的原稿，深感震撼，他从大写意花鸟画的角度去表现一种心情，一种寄托，可想而知过程有多么复杂。

    1978年改革开放了，外公积极地投入到全国高等院校的筹备招生工作中。在十年的“文革”动乱之后，首批大学生在他带领下严格受训，在短短几年中他为学校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美术教师人才，这一时期他在频繁参与书画活动的同时，出版画集并为全国各地的宾馆酒店以及政府机构创作了不少大件的书画作品。

    学术届王镛教授曾这样评论外公：陈大羽先生不仅仅是传承了齐白石的艺术，他更多地开拓了中国画的思路，把大写意花鸟画推到一个时代的高度，对他的再认识是当下美术史上的一大亮点，一个喜悦。让我们眼亮去反思中国美术史，他的艺术成就超越了20世纪的一个时代，至今大气磅礴。

1980年  左起：陈大羽 刘海粟与夫人夏伊乔

     外公在八十年代至晚年期间的大写意画风摆脱了师辈们的一些套路，他强化自己的用笔和笔墨风格，加强笔墨和色彩之间的搭配运用，从布局、构图到用笔用墨强化创新，开拓进取，用大篆和草书的笔性融入画中，在笔墨和线条的处理上最明显的特征为“书”与“写”的结合，以“书”入画，体现“大”和“写”的精神，其达到书画同源的效果，倾泻精神和高度以及笔墨的提炼，以“写”为念，宣泄心意。他以描绘大自然动植物为主要题材，寄托了自己某种意念和情怀，带着一种象征和寓意的内涵，让读者去领悟自己的作品。他常常借托梅、兰、竹、菊的寄寓手法去表现人的品德、节操、胸襟、意趣。这种手法不重于描绘自然界存在的实体而更多的是寄托于这些实体以象征世间某种人生哲理和意蕴，这是他大写意花鸟画的一大显著特点。他以造化为师，在自然中捕捉花鸟鱼虫的物态、物理、物情，方方面面地观察自己的感受，触景生情，情动意生，凝意成象。在自心觉至心象的过程中，对无情无意的自然体观察感知，把自己心里某种情感投射到被描绘的对象上，被观照的对象已侵染观者的思绪和感情，成为意象、情象至艺术形象，作品暗示和寄托着与原象不相称的巨大内涵，使人从这意象的观赏中获得更深层的意义。这也许就是花鸟画创作的最高境界吧。

陈大羽《美秋光》

     有一位喜欢外公大写意画的收藏家这样说道：其实在人们收藏大羽先生的大写意花鸟画作品中忽略了他早晚期的作品，收藏价值很高，一头一尾令人瞩目！他一生深厚的笔墨功力，如同用刀在刻画自己的人生，不仅苍劲浑厚，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视为前后之顶峰。

    外公以擅长画鸡而闻名于世。他画鸡寄情如齐白石画虾来寄托各时期的感情一样。每个阶段画的鸡无论在形式上和鸡的造型上都有着笔墨上的变化和突破，从形到神乃至画面的背景处理，细心推敲，从而达到笔墨上的高度和提炼。他早年生活在尔虞我诈的世道里，心境苦闷没法排解，只好寄情于书画，他早期所画的“鸡”总是关在竹笼里或围在篱笆里，在一幅鸡的画作中他题跋“ 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鶴无粮天地宽”，借此表达他对“野鶴”在广阔天地里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向往，鄙视“笼鸡”般苟且，表露出他自己宁以卖画糊口，自守清贫，也绝不趋炎附势、巴结权贵的操守。我记得外公有一幅作品笔墨洗练，形象生动，寥寥几笔浓墨泼写出公鸡尾巴，笔势刚悍，墨韵淋漓，交错有致，如惊雷响锣令人为之一震。所以齐白石见到他画的雄鸡论道赞美，高度评价：“论艺术要能有过人之天分，由此画鸡之天分，天下人自有眼目，况天道酬勤，大羽弟应得大名。”

陈大羽《冠上加冠》68x68cm

    外公说过：我画鸡每年一变，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在他数干张“鸡”的作品中，最多的是昂扬高歌、斗智斗勇、笔墨流畅，用笔变化乃至振奋人心，这与他后期获得了人生的自由和解放，而发自内心的喜悦感是一致的。

    我曾在外公选写的《我和老伴》一文读到：“有一年家里煲苦瓜汤吃，我老伴深有体会地说，苦瓜就像人生一样，先是苦味，到了喉口底却是味美甘凉。”后来外公在创作了多幅以苦瓜为题材的作品，曾题句：“先苦后甘悟真谛，老妻启我做瓜图。”有时还加题跋“吾乡珠瓜一名苦瓜，盛夏啖之可消暑解热。”外公守真向善，抱朴天成，性格正直磊落。他很真诚、豪爽、仁厚，性格开朗乐观，有着一颗对生活对艺术赤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