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称马先生是“收藏界的相声演员”，如果你跟他聊过天儿，就会知道所言甚是，基本上整个聊天儿的过程就是笑声不断，笑完还得说一句“您太逗了”，才算尽兴。跟马先生吃过几次饭，其中一次难得他有雅兴聊聊人生往事，一桌人从午餐开始就笑个不停，一直笑到太阳偏西才算打住。笑归笑，难得的是那些事，不但有趣，还有回味。

　　一个是他20多岁当铣工时的故事。他当时是在北京的第七机械部二院工作，航天工业，属于保密单位。20世纪80年代初，那是个挺不赖的工作。我查了查铣工的准确解释，“铣工就是根据设计零件图纸用铣床(加工零件的设备)进行零件加工的技术工人。铣工在制造业是很重要的工种，属于特种工具零件复杂的加工工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并非重复劳动，每天根据不同的图纸加工不同的零件。

　　正因技术含量较高，所以工作有一定的灵活度，每接一个活儿，都会有专人为他估计工时，他手快脑子快，总是能提前完成，腾出一大块自由时间去图书馆看书。他几乎天天去，巨大的图书馆永远都只有他一个人，所有书随便看。

　　没正经上过学的他就是这么完成了自我教育，他当铣工的五年，就像上了五年大学，类似于《中国陶瓷史》这样大部头的书都是在那儿啃下来的，基础打得很扎实。

　　在图书馆里有很多难忘的时候，“我在英文版的百科全书里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跟蒋介石笑容满面碰杯的照片，大高脚杯—我都震惊了。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蒋介石是公敌，他们俩怎么能碰杯啊?那个年月，吓得自己心里砰砰直跳，一个人在那里面愣了好长时间。”国共合作的历史，后来才慢慢了解到。

　　要想了解他那段铣工生活的状态，可以看看他的成名作《今夜月儿圆》。那篇小说于1981年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26岁的他被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做文学编辑，改变了命运。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发行量500万份，一份报纸10个人看，半个亿的人看过了那篇占据了一整版的小说。在那个文学当道的时代，他一夜之间成了“F4”和周杰伦。他写的是一个手快脑子快的工人如何被全车间的“间花”设计倒追的故事，非常有那个年代欢欢喜喜的气氛。

　　还有一个是他30多岁拍电视剧挣了钱的故事。那时候他刚结束了10年的文学编辑生涯，又撺掇好几个人写了一部大红大紫但没挣到钱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一集稿费300元)，迅速醒悟过来的这帮人，自己当老板开拍《海马歌舞厅》。

　　在1980年代，文学圈儿就像今天的电影圈儿那么热闹，他所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是仅次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二大社，他又是里面最得力的文学编辑，编辑部里他一个人的编辑量是另外一堆人总和的好几倍。他是王朔第一本小说集的编辑，刘震云、苏童、莫言、余华等这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都跟他来往密切。后来他们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王朔是干事长，他是秘书长，第一部戏《海马歌舞厅》，王朔、刘震云、梁左、海岩这些大牌作家，一人一集轮着写。他说那部戏是真的赚了钱，那时没有植入广告的概念，山东烟台一家钟表厂来谈合作，厂家说，把一台钟放在海马歌舞厅的门口，出一百万。片方问，那你们要什么回报呢?厂家说，我投资。片方又问，那你们投资要什么回报呢?厂家急了说，我投资!还是马先生第一个反应过来了，赶紧接茬儿，“投资好啊!你就投资吧!”这么一句，才算把一百万拿下了。

　　再有一个是他劝李嘉诚做收藏的故事。那是1990年代，他在北京琉璃厂有个店，李嘉诚来店里看古董，先问有没有地方能带他吃个饭，说想吃碗面。马先生带他去胡同里的一个小院，真的就只请他吃了一碗面，一碟榨菜。李嘉诚吃完非常高兴，还问那榨菜是什么。吃完饭去店里看货，李看中了一盒明代的象牙象棋，上好货色。“他说很喜欢，我说您就买吧!他说多少钱，我说标价四万元，给您打一个六折。六折是我主动打的最低折，我就不想赚他的钱，他特别牛，还说贵。我就愣了，我说是这样，您要喜欢我送给您，但我不能赔钱卖给您，这是原则。我说您卖那楼不也都赚钱吗?然后他就乐了，乐了以后就付钱了，他只是要这么个过程。”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偷乐，觉得自己也有当富翁的潜力。因为我也爱侃价。

　　马未都当时劝李嘉诚做收藏，一年一个亿，做自己的私人博物馆。“我当时老幻想着有一个大企业家，人家有钱，突然找我，说我想做一个好的博物馆，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计划?”马说西方很多大富豪都是大收藏家，但很奇怪，华人的一流富豪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在成系统地做收藏的，至今如此。“我当初试图劝李嘉诚，一年拿一个亿(对李嘉诚来说不多的)，十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博物馆，我帮您做。”可惜没有成功。

　　后来，他的观复博物馆坚持下来，特别是2008年之后社会大环境改善，博物馆越做越顺。他到世界各地看一些财富家族的私人博物馆，越来越有感触。他特别讲到王安，“王安曾经是美国非常富有的人，如果他不走错路，他的企业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微软。美国40岁以上的人中很少有不知道王安的，但年轻一代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唯一留下的，只有三个图书馆。”而摩根、洛克菲勒、哈默、盖蒂、卡耐基这些大家族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却成为整个国家的文化财富，实现了某种永恒价值。

　　对他自己来说，他也希望盖棺定论之时，人们能说，这个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这件事起码能够留下来。

　　“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经历无法复制，我是可丁可卯地赶上了一个时代，算算我25岁到35岁，我最好的黄金时代是收藏的黄金时代，就是1980年到1990年，这10年文物没有价钱，很多东西都是白来的，比如说我帮忙搬个煤，人家就送给你的，那个东西价值连城，当时却没有价钱。我到北大的教授家，临出门时他问说这个要不要，给50元都行。那时候我就积攒了很多东西，没有价钱，也没有认知，你买这个东西所有人都另眼看你，觉得你脑子有水。”而现在，当他成为中国当代最知名的收藏家之后，却在考虑把私人博物馆变成公共财产。他讲到齐白石弟子、一代国画大师许麟庐去世后，70多岁的子女为财产把95岁的老母告上法庭的事情，深有感触。“我发现如果你有财产，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边围着的人就越来越坏，好人围不上来，有尊严的人围不上来，然后就很难过。我看着身边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我不愿意也这样。我希望我晚年的时候没什么财产，当然起码想花钱的时候有钱花。我也不那么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