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14年7月24日下午， 在上海当代艺术馆( 以下简称PSA)，蔡国强带着他的志愿者团队爆破完成了名为《没有我们的外滩》的火药草图，电光火石间描绘出人类将外滩还给大自然后的童话景象。

　　早先在7月17日那天，打头阵的《九级浪》已从泉州“海漂”到上海黄浦江，并最终抵达PSA门外的码头，揭开了“蔡国强：九级浪”大型个展的展览序幕。

　　此番PSA第一次开放了大台阶以及二层、三层的围栏，以给来宾更全面的展现视野。黑火药点燃的速度非常快，瞬间弥漫了整个中央展厅的空间。从最后的效果来看，蔡国强将浦东做成了水墨虚化的效果，或许正暗含蔡国强对城市过度发展的担忧与审慎。

　　“蔡国强：九级浪”大型个展于8月8日至10月26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除根据当代馆空间特别创作的《九级浪》(大型装置)、《春夏秋冬》(火药陶瓷)、《没有我们的外滩》(火药草图)等大型作品之外，享誉全球的大型装置作品《撞墙》也将首度亮相上海。展览还将呈现宽4米、高18米的立轴火药长卷《巴西花鸟图》，以及艺术家历年爆破计划影像集锦、展览手稿等珍贵文献。展览开幕当天，蔡国强将在当代馆前的黄浦江面上，为上海市民献上他在国内的首件“白日焰火”作品。

　　在7月24日爆破现场，林明杰与蔡国强进行了关于城市、艺术、艺术家进行了对话。

　　(林明杰，以下简称林;蔡国强，以下简称蔡)

　　上海需要我来折腾一下

　　林：这次到上海办展览据说你曾犹豫了很久，怎么最后下了决心的?

　　蔡：因为你跟我说的一句话——这个城市需要一点精气神。

　　我对这个城市有感情，隔几年会过来一下，这个城市需要我这样的人，来刺激一下、折腾一下、开放一下。北京要我去办展，那里我做事情很方便。但我感到我还是应该来上海做一做，上海和北京不一样。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做作品的基本动机，是我们自己想看到好玩的东西，这也是最大的动力。

　　林：我觉得你去北京是锦上添花。那里的艺术圈很热闹了，很繁荣了。而你到上海点个火炸一下，比较具有未来性。

　　蔡：我跟上海感情确实是很深。他们没有让你做不成，也没有很积极做什么，就这点很好啊，本来世界就应该是这样。

　　林：君子之交淡如水。

　　蔡：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淡淡的，我很开心。上海就淡淡的，这个很好。没有了很多应酬，我可以思考我的作品怎么做。

　　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

　　蔡：对，有空间。也说明这个城市足够大，也比较自信，也比较懒散，懒散是好事情，不是很着急事事都要给个判断。上海的艺术家团体，也没有那么急着要在一起。但上海很务实，公安部门冒着风险让你在黄浦江上放那些爆炸;旅游局提出他们可以把双层巴士送观众看展览;环卫局说可以帮助我们做厕所;连当地居委会的主任也来帮我们讨论停车的问题，爆破当天通知附近居民不要出来看，落实到户。大家对我做的作品可能心里还犯嘀咕，可是很愿意帮助，也不提要求。我会很诚恳地跟别人讲我的作品，那么大家都会理解了，就愿意帮忙了。

　　挑战忌讳

　　林：每次展览，你都会挑战一下展览举办地、举办国的“忌讳”。譬如在美国，你在圣诞节炸了棵“黑色圣诞树”。

　　蔡：在巴黎也是。他们请我去做作品，我说要在塞纳河上做《一夜情》。他们一下子也接受不了。我说那我就不做了，他就说好吧好吧你把方案拿出来吧，于是我就给了方案，结果他觉得这个方案太天才了，非巴黎莫属，一夜情。我说这是全世界人民和巴黎的一夜情，那个晚上，他太感动了。我别的地方都不要，就要情人桥，情人桥上看下去的卢浮宫和奥赛美术馆这段，因为我的目标很清楚，第一要巴黎，第二要塞纳河，第三要针对你的艺术史说话。你的卢浮宫和奥赛美术馆的那么多大胆的艺术家都开拓了人类艺术史。

　　林：性是艺术史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意大利文艺复兴讲到底就是有几个画家把女人画得性感一点，于是让被压抑的人性解放了出来。

　　蔡：所以来到巴黎我就跟你谈性，一个中国人来跟你们法国人谈谈什么叫性开放。

　　林：你也挑战学术界，挑战艺术界。

　　蔡：对，我跟纽约MOMA的策展人谈过一次说要展《农民达芬奇》，将中国农民做的土飞机和潜艇拉到那里，让人走进后哇的一声看到都是农民的东西!我感到他有点抵抗，MOMA太学术了太学院派了。学术人士会想，你是一个艺术家，这作品还是不是艺术?艺术尊严受到挑衅，现在我在想啥时候把《农民达芬奇》拿到纽约最好的地方展出一次。

　　农民的这些发明，重要的是展现了他们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独立精神。我觉得很了不起。

　　林：那么你这次在上海的展览，你想刺个什么痛点吗?

　　蔡：我主要是针对现在的环境生态问题，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当时环境生态其实没今天这么严峻。世界上很多艺术家已经做了很多好的作品。但今天我们环境问题很严峻，艺术界却都在陶醉那些商业性的东西，所以我既然回来这边，我就想针对生态问题做一些(作品)。

　　林：船上载着动物，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蔡：(这跟环境)也有关系，上面有很多动物，奄奄一息，但没有猪，我有时候不愿意那么直接，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怀念。

　　还有，现在就是太多考虑商业，所以我们这次做的一些无法商业的，譬如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里挖了一个大坑。

　　林：在哪个位置?我今天没看到。

　　蔡：不让人看到都关起来了。怕泄光。这个要等到最后才开放，已经挖好了，占地两百五十平方米，至少放三十吨墨汁，上海的曹素功正加班加点做墨汁。

　　担心江郎才尽吗？

　　蔡：艺术对于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保留我童年梦想的状态。我们在大千世界，慢慢在成熟，面对这个世界的各种问题，慢慢现实起来，但是艺术能够使我保留住童年对世界憧憬，想当艺术家的梦想，当艺术家的热情和小小的野心。最重要的在于保留小时候想当艺术家的梦。

　　长大后的我做现代艺术，几乎是爆炸、装置、九级浪，这个那个。慢慢心里觉得最美的还是小时候艺术家的梦。

　　昨天晚上我炸了一张《九级浪》，我还在想它的构图，想它的立体，想它的滔天巨浪要怎么表现，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绘画的语言，还好我们小时候画过肖像，这一点点的感情都还留着。

　　在巴西，我讲演完了以后，有一个人问我，蔡先生，你会不会哪一天担心你江郎才尽，会不会有担忧?我说我不会有担忧的，因为我未来打算去风景最漂亮的地方写生，我连这个都想到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一次我一到上海，就提着画箱，去画风景画。

　　我老了就是这样很平静和谐地生活，没有什么好怕的，明年后年没事干就画画。

　　上海有点可惜

　　林：那你这次画什么?

　　蔡：我现在可激动了。我想到做一幅火药爆破的画《没有我们的外滩》。想象人类几百年后没了，这个外滩野草丛生，鲜花盛开，动物出没，很精彩。我打算在外滩作品里面，用许多海派名家的风格来画那些花草和动物。外滩建筑上面长出一棵吴昌硕的松，或者窗子探出一个虚谷的猫……我用水墨画来画，大家帮我刻出来，然后我再洒上火药……

　　最近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海派绘画。当外滩刚开始建设的那个时期，吴昌硕、任伯年、虚谷那一代，他们刚好从江浙各地来到上海。上海滩正在拼命地发展，他们在寻找他们文明的精神，同时在寻找道路上，绘画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他们都画得可漂亮了!不要说他们哪些人好像不是艺术的巨匠，在他们之前那些中国古代也不是这样画画的，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伟大，导致我们后来很多画家太像他们，显得人家好像没太大价值。在这个时代大变革的时候，那么多洋人洋船开进来，他们那一批人可勇敢了。但是那一批人也已经很好地让我们看到了今天这种上海艺术家、上海文艺界的“小资情调”，他们也已经都有了。就说虚谷吧，猫下面的几条金鱼和齐白石的虾就不一样。上海当时的开放，经济发展到那个时候的最高水准和敏感和个人主义色彩，这个我一直认为是很重要的。

　　中国就是缺乏个人主义色彩，我说的个人主义色彩不是指个人的自私自利，而是个人的声音，价值观，自我意识。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为何你们运动我就运动，你们游行我就游行，你们游行我也可以出去游行，但我人在游行里面，心不在游行里面。

　　上海有这种个人主义色彩，他们这一点继承得很不错。但上海有点可惜，现在看来有点找不到方向，当然这是代价吧。个人主义也要有精神，个人主义还可以玩得更有精神，有点可惜。

　　艺术是脆弱的

　　蔡：艺术本身是脆弱的，艺术家也是脆弱的普通的，他才真实，他才能引起很多的共鸣和理解。当把艺术扮演成能够指点江山，引领社会，这就远离了艺术本身的功能，有些时候会让人感到不可信。

　　林：艺术变得张牙舞爪。

　　蔡：变得判断是非。

　　林：有时候你会觉得恐惧，艺术成为让你有压力的东西，这样的艺术和“文革”时候的艺术有什么两样?

　　蔡：我们不要一直聊美术界，好像把他们太当一回事了，其实美术界也是很脆弱的、渺小的，在人类社会不易。艺术家就更脆弱渺小了。正是因此，他才是自由的。因为他要是太重要，就不自由了。而且他对社会没有那么严重的贡献，所以他才可以随便玩，他要是说一句话社会就有所改变，他什么话也不敢说，咱们就是乱搞。今天这些陶瓷要是都炸碎了又怎么样呢?也没关系的，我想通了，炸碎就炸碎了，碎片堆在一起也是一个展览，春夏秋冬的坟墓。

　　林：艺术是人类想象力的实验室，而且是最安全的实验室。有的东西不能想搞就搞，否则会出乱子。但是艺术不要紧啊。

　　蔡：正因为他是渺小的，他才是真实的，正因为真实他才有力量，他也许显得很大但那是假的，我们就先把自己当做是真实的吧。我们躲在一个小地方，玩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