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言主席，您以上海世博会为题材，创作了一幅近25米长的书法长卷。请您谈谈创作的动因，可以吗?

　　言恭达：古今中外，任何艺术都是时代的产物。就书画艺术来说，我们看到，传世的经典作品可以说都是“为人生的艺术”。这种优秀的文化遗产都显现出对当下社会的思考与人类精神的弘扬。也就是说，艺术的“人文性”，它的“人本主义”将永远超越艺术本体的技法层面而作为人类历史的文化记忆积累下来。我常说，我们这一代书画家很幸运，我们碰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今天，我们生逢奥运与世博两次现代人类社会最重大的盛会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举办，怎么叫人不自豪，不感奋?因此，自2008年起，我就萌发了要通过中华民族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书法艺术，来记录这段历史，体验当下辉煌，努力创作精品，以成为时代的印记。

　　温总理最近与中日文化界人士座谈中指出：文化是灵魂的交流，而文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工具。文字的交流、书法的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我想，艺术的唯美必须建筑在时代的内容与思想的大厦上。中国书法是线条的艺术，是作者情感与精神的抒发，也是时代脉象的彰显。不难想象，仅玩形式的书法能留下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记者：请谈谈你为世博会创作长卷选择的内容。

　　言恭达：我为世博会创作书法长卷首选无疑是胡锦涛主席的祝酒词。2010年4月30日晚，上海世博会隆重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隆重宴会，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出席世博会开幕式的贵宾。胡主席在祝酒词中强调，世博会是荟萃人类文明成果的盛会，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享欢乐和友谊的聚会。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博会。这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世界各国人民一定能够共享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盛会。胡锦涛主席的这段讲话，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这是一种民族的期盼，这是一种大众的理想，这是一种人文的境界，这是一种时代的高度，这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我们书画艺术家的社会职责就是唤起民众的艺术感觉与文化思考。所以，我用书法的形式艺术创作了这段经典祝词的主体部分，记录了这段辉煌的时刻。

　　记者：创作这样的艺术作品，它的意义在哪里?

　　言恭达：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社会文化思考。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这昭示着中华民族的日益强大和中国在世界外交上的巨大成就。书法是中华文化最典型的艺术形式，在穿越了5000年的时空，今天仍然具有无穷的魅力和独特的艺术价值，这不仅在世界面前显示民族的自豪，更可通过这个世界性的活动，彰显深厚的中华文化和以科技进步为主要内容的“世博文化”，交相辉映、共谱华章。另外，我们这个时代要求我们的书法艺术家不再是沉湎于闭门造车，而是融入社会，拥抱时代，感知民生，感悟生活，关注大众，关爱自然，让个人的生活体验，提升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审美体验，从而实现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这就是今天书法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的书家的社会担当。二是艺术创新启示。千年的中华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随着一个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转捩而必然随之转型，这是历史的必然。书法的发展必须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不能离开传统的基因，更必须融入现代文化的诸多元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书法创新与发展。

　　从我2008年创作的奥运长卷——大草书“何振梁在莫斯科申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陈述演讲”，到今天“胡锦涛主席在欢迎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贵宾宴会上的祝酒词”，这两幅长卷不仅都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同时，也是书法艺术内容与形式在时代创新的有效尝试。可以说，它承载着当下时空的许多元素，如白话文、现代叙述方式、全球文化背景和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等，这与一般意义上书写的唐诗宋词、古文辞赋有着很大不同，更具有了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文化价值。

　　记者：说的有道理，它与历史传承的对照呢?

　　言恭达：当我们回顾历史上具有传世经典的艺术作品时你会发现，这些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在传统的形式下注入了那个时代的新元素，我理解这才是真正的继承和创新。艺术作品的创新无非是两个方面，即内容与形式，这是古人借用的“文”与“质”关系。拿书法来说吧，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一篇记录当时一次盛大的“雅集”活动;颜真卿的《祭侄稿》，是一篇悼念亡侄，感人泪下的祭文;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记录了宋代佛学和书法的时代关联，怀素的《自序帖》、王铎的草书长卷等，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紧紧结合，也是书家亲身经历和自作的诗文，是传统文脉和时代情愫的有机结合，均将传统的书法艺术赋予了新的生命，绵延不已。而上海世博会是今天网络时代人类历史上举世瞩目的盛典，胡锦涛主席的令全球中华儿女长志气的讲话，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正是：城市创造生活，世博唱响未来。这样的世界之幸、中华之幸、人民之幸的盛会，难道不正是书法之幸?不正是需要我们当代书家去大书特书，为时代纵情歌唱吗?

　　记者：我们注意到，你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这几年已连续为汶川、玉树赈灾等义捐已达五百多万善款，最近获悉你又在南京慈善总会设立专项百万慈善基金，却一向低调处事。请问你是如何考虑的?

　　言恭达：有大爱的民族才是灿烂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核心理念是“敬天爱人”，即既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又要善待百姓，关爱大众。“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以为艺术工作者要有淡定之心，悲悯之怀，忧患之思。要以一点一滴的自觉行动，来修塑自己的灵魂，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我没想到，两年前通过民意测评，我高票当选南京市首届“十大慈善之星”，颁奖会上，我只说了一句话：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追求最重要的是人文品格与人文关怀，他应该而且必须做到——阳光下感恩时代、文化中敬畏传统、民生里关爱大众，我真心地感受到，是人民养活了艺术家，是时代推出和造就了我们这批书画家，和我们的老师、前辈们相比我们现在实在太幸福了。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理由不回报社会，感恩时代!我作为江苏省文艺界的一位领导，理应起带头作用。我认为，慈善的本质应成为每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艺术家需要通过慈善的实践来自觉地提升自己的人文境界，从而完善作品中所透析的人文精神。慈善是低调的，不图回报的，不能带任何功利色彩，是从心中自愿流淌出的爱心之泉，它是一种社会责任。不能想象，一个不具备对现实关怀的作家、艺术家能留下传世作品?慈善也是快乐的，它带给我们家人无比的安慰。我今年已经62周岁，春节时我给一些友人发贺年短信中感叹说：“当人们叹息逝去的春光，却无意于留下的那一片清纯。人逾花甲，我们骤然会发现人性中的善良、纯粹与宽容是何等的宝贵!享受阳光，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爱天下之善……”这的确是我今天的心态——我很眷念人世间同道中的那片“清纯”和“真善”。

　　记者：每年“两会”，你总会在国家层面和全民视野中提交不少提案。像去年的“不要丑化中国人的脸”引起在《美术报》大讨论，这一对当代美术创作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有力的推动，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你不觉得很累吗?

　　言恭达：一个人在相对时期要干多方面的工作确实很累、很辛苦，但也很充实、很快乐!1988年巴黎宣言的核心是“改善人类人文生态环境，推动社会健康发展”。我们当前做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终极目标不也正是这样吗?时代的本质是生活，时代的生命是民众，老子讲“知常复命”，这是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艺术家要在求学问、明事理中，回归生命的常态。这种文化体悟与哲学思考启示我们：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一是要维护全社会文化利益的公平，体现现代人文关怀;二是坚持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维护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审美向高雅型转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意识地引领社会审美价值评断尺度，召唤文艺责任的回归，引领国民精神的提升，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记者：我们从不少媒体上看到对您书法，特别是大草的评析。今天，我们想听听您自己对创作这幅大草长卷的感受和书法审美追求?

　　言恭达：是的，近几年来我在大草书上着意很多，用功也甚勤，创作了几件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唐诗宋词》《何振梁在莫斯科申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陈述演讲》和这次以“世博”为题材创作的大草长卷，我感觉这次长卷和以往的作品又有新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一是创作心理。这件作品虽然都比以往长、篇幅大，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更放松、更从容、更自由、更豪放。二是技法变化。更注重书艺本体通变中的丰富多彩，如虚实、疾涩、大小、长短、方圆、轻重、浓淡、润渴、欹正等，整篇达到统一协调。三是审美定位。注重造虚写意，动中寓静，虚灵清逸。关于我大草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有很多专家都有了不少评价，我不多说了。简言之：以篆入草、古质遒美、线性纯化。

　　记者：最后，我想问问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其终极价值和人生追求是什么?

　　言恭达：我国传统书论中特别强调“人品和书品”的关系，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具有终极价值的。强调人品，就是不仅仅强调艺术的本身，而是把一个艺术作品、艺术家放在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量，包括艺术家、艺术作品对社会、历史、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及自我人格的塑造和不断的完善，并起到积极的表率作用，这样的艺术家及艺术作品才具有更深刻的人文内涵和更深远的时空意义。我将向这个方向不断努力。

　　本文发表于2010年8月5日《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