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04-30 来源:艺术家提供 作者:王路
柏林中国画展:开幕时我国代表刘海粟演说
一、美术展览会
民国伊始,国家初步统一。但社会现状却没有变化。兴国必先兴文化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认知。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此时推出的“美育”思想喊出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心声。如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美术革命口号,主张输入西洋画法,改良传统国画,进而改变中国命运。许多革命青年选择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体制来改变中国命运,但他们多说没有挑选清政府新政时期的欧美国家,而是钱少路近语言风俗相近的日本。美术展览会在中国的出现的一部分原因也源自于赴日本的留学生。
美术展览按其承载机构来看,可有四种不同分类:私人、美术学校、美术社团以及政府。就起发展则美术学校展览可能要略早一些。1918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的成绩展是学校展览的较早时间。美术团体的展览要数天马会(20年代以后主要的社团有天马会、晨光美术会等)的展览。而影响范围比较大的要说政府举办的官方展览。官方展览重要有1929年开始的第一届全国美展以及后来的二、三、四次全国美展。此外还有1933年徐悲鸿在巴黎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1934年刘海粟在柏林举办的“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以及1935到1936年之间的“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官方展览影响最为广泛的原因是因为其政府教育系统和财政支持,拥有官方行政支持,不但可以为艺术家取得更多的经济保障,同时也可以为更多的大众可以直接接触艺术的机会。这是民国美术展览会中重要的环节。限于篇幅,本文只重点对于柏林展览会的概说。
《柏林之中国画展作品》,《新中华》,1934年第2卷第8期第11页。
二、柏林展览会经过
刘海粟作为较早接触西洋艺术的先行者,对于举办展览会一直是身体力行着。早在第一届全国美展发起之前,刘海粟就认为举办美术展览会的迫切需要。在其《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议案》一文可见一斑:“国人为机械所束缚、物用所压迫、金钱所役使,失其人性本有之自由;是故社会上不安之现象如昨,混乱之状态如昨,……窃谓救济之策,宜乎倡导审美文化。……但欲成全此种愿望者,有赖乎民众之艺术教养,故国家美术展览会之举办,实为当务之急也。”
1929年2月,刘海粟衔教育部命赴欧,使命为“考察欧西艺术”。而刘氏去欧之始,就遇到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现实。“春季各国都在此举行国家美术会,日本宣传尤力。在最近二月内已举行大展览会二次。”日本的展览会在舆论上大肆宣扬,刊物发行也精美,这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在刘看来徒有其形。“所谓日本画者,只适四王唐仇之糟粕耳。”“蓋是时适某国在柏林普鲁士美术院举行大规模之现代绘画展览会,其中作品,大抵为迎合欧洲一般人必理而造制。”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现有艺术已不再抱有神秘想象,认为中国没有现代艺术(因当时的艺术家出国留学多选择西画进行学习临摹研究)。他们所认同的多是中国古代艺术,特别是宋元时期的艺术,对于宋元艺术日本则继承的最为妥帖。因此一些欧洲史学家对于中国现代艺术没有什么兴趣。
这种欧洲氛围对于当时正在欧游的刘海粟触动很大,中国古代艺术固然博大精深,但现代艺术也有其精华部分。要让世界知道中国现代艺术也有其别开生面的优点。他本人定了两步计划:第一是征集中国现代绘画作品在欧洲展览,第二步与欧洲各国订约交换展览。刘海粟深知举办一个现代美术展览会是十分迫切的,但他也深知仅凭一人之力举办一个国际展览目前对于其恩人来说也是不现实的。说服政府赞助才是唯一途径。因为其看到了1929年全国美展的成功举办,认为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才能产生更广泛的效应。
《柏林之中国画展展览室》,《新中华》,1934年第2卷第8期第11页。
1930年秋天,刘海粟在法国国家美术协会会员及著名的大师阿孟琼的帮助下,在巴黎举行了一次个人展览,得到了很多佳评,遂引起了德国相关人士的注意。1931年3月,刘海粟受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的邀请演讲“谢赫的六法论”(图1)。并现场即兴创作,这引起了欧洲国家学者的强烈兴趣。刘海粟也将此次活动看作是一次宣传中国艺术创作现状和美术思想的绝好机会,同时携带了许多自己、朋友的作品,共百余幅,展览会与演讲同时进行(图2)。“及见佛府中国现代画展,乃赞赏不已……向使馆询问,使馆亦感有在柏林大规模举行中国现代绘画展之必要,乃电促海粟赴柏林,爰正式与普鲁士美术院东方艺术会各机构谈判,……并定于1934年一月在柏林举行。”刘海粟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回国,但当时国难当头,政府无暇顾及,于是现在上海先与蔡子民,叶玉甫,朱骝先,陈树人诸先生计划一切。翌年六月行政院第42次会议决定,聘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北平驻德大使及叶恭绰,陈树人,刘海粟,高奇峰等为筹备委员会。后又加聘王一亭,张道潘,齐白石,张泽,林文铮等为筹备员。征求作品以十八年全国美术展览会的方式采用通信征求方式,作品也依照中德双方协议,专限于近代画,并附上征求者信件。此二百余家皆各处名家或筹备委员会介绍提出且会议通过。“经过数月之征集与选择,计得现代精品四百余件,近代名作一百帧,此外如清代乾隆时代迄今时之各种颜料,墨,纸,绢,绫,笔等画具,亦皆搜罗甚富。揣会附带陈列,俾供德人参考”。
1933年常务会议公推刘海粟为赴德代表,随带出品六十箱,搭十一月十三日意大利船康丁凡特便赶程赴德,十二月八日晚抵柏林。德方委员寇美尔,孔威廉等迎于驿。业已定于十三日在东方美术馆举行中德双方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举办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并最终确定日期为一月二十日开幕至三月四日闭幕。后又开会数次讨论细节问题,如请柬的发放;十九日预展对各国政府以及政府要员的招待;开幕会节目以及广告的发放等等。展览于一月二十日在柏林之巴黎大广场普鲁士之美术院开幕(图3),刘海粟于普鲁士美术院做学术讲座《中国画之变迁》。当日赴会之多,为以前各国画展所未有,德人称为近代欧洲艺坛最壮大之盛观。“计时日到会者有各国大使各地方政府代表各留学者贵族者不下三千五百余人,开会四十五日,每日观众四五千人,全德各报一致赞扬,佳评五百余篇, 言中国现代画,神韵生动,为超绝的理想世界,为万国画所不及,轰动一时,不但为德朝野所称赞,且引起欧洲各国之注意。”其后,陆续在汉堡、杜赛杜夫、荷兰海牙、斯特丹、瑞士日内瓦、伯尔尼等文化名城巡回展出。
柏林中国画展作品
泌甯先生在其《中国现代画》中也大力赞扬刘海粟的绘画及此次展览,“此次揣画来欧展览,其个人佳作,迥然不同凡响尤为有目共睹也。”通过此次展览“已由诸艺术家之努力,确证中画之复兴”。沙尔武博士在《中国现代画》中云:此次中国现代名画,至各国大规模展览,在吾国固为有力之文化播扬,而同时又为西方学术界重要之贡献。
然此次展览由于国内的各方阻挠,几经周折,最终可以圆满完成,这是与刘海粟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就如他本人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柏林中国美展之创办,余始终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做去。当时余在柏林,赤手空拳,没有一点凭籍,要向德方要求同意,这是靠点什么呢?我只是靠我‘人格的力’及几笔墨水。我所认识的,只是要求在全文化中,多少应尽一份力量,影响及于全人类、全种族。”
汪亚尘曾在《旅欧国人美术展览会的感想》中写道:“我国的官吏、学者、名流,以及普通的人们,凡是到过欧洲的,脑筋里,至少可以洗去他一层浊翳。此次史太师埠举行中国美术展览会,得陈公使得提倡,也是出于在‘艺术遍路’的环境中,极自然地一回事。蔡孑民先生本来对于艺术又嗜好的,近年来国内艺术界的隆起,他至少也有一部分的力量。这次他在欧洲眼见得留欧同志热心提倡祖国的艺术,他那种‘兴高采烈’地参与会务,赞助一切,也是他的信仰!......日本人在欧洲之艺术宣传,实在使我们不能不佩服,不仅是举行展览会,平时他们用精良的印刷把自国的美术与鼓吹的文字次第介绍出去,……回顾我国近几年来的艺术界固然有蓬勃的气象,恐怕西洋人绝想不到中国人也有新的艺术运动呢?我觉得这次留欧志们的热忱,在史太师埠做国际艺术的宣传,大足以一吐从来郁结之气。”
三、影响
柏林美术展览会的举办,对于提高我国的国际、文化地位有巨大作用。柏林现代美术展览会是当时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格调最高、范围最广的一次艺术交流。此次展览的举办一变欧洲以前之错觉。如前文所说,欧洲当时的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画不太看好,只是对于宋元时期的绘画感兴趣,认为近代衰微。此次展览的举办,正如沙尔武博士所说一批学者重新燃起对于东方艺术的兴趣,而且博物馆里也开设中国现代画展厅。这次展览的传播提高国际地位,这也是国民政府支持展览的主要原因。
此次展览会的举办,也在无形中挫败了日人以亚洲艺术之先的自大理论。李宝泉说:日人表示自己是东方文化代表者的宣传,当然不会因了展览会底举行而抹杀了德人或全欧人的观察与裁判,可是中国假使是始终无声无臭,则与日人相形之下,事实的真相当然不至全部淹没,可是现代中国文化的活动力,是一引起欧人或全人类的怀疑与蔑视。……要是同样在文化的立场上这样说:‘为了整个的文化前途,发扬自己民族精神运动一件事的使命是谁也属于负有责任的一员’,这句话可也没有禁止任何人不说的可能,则国家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组织里,尤其其他人在以国家名义来竞争的当口,没有亡国灭种的集团中,优胜的,尤其是合理的,在文化上是否也可高唱无抵抗主义?
此次柏林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的成功举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欧洲了解了中国现代艺术也是不容小觑,同时也增进了文化交流。时任东亚美术会主席的沙尔武博士的《中国现代画》中对于刘海粟所举办的柏林美术展可谓评价颇高。柏林展览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刘海粟的百方周转和超前意识,它对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文化地位,打破了原先的东亚艺术唯日本先的局限思想有着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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