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贝壳质器物，由于此类材料质地坚硬、易于加工、制成器物后坚固耐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石器、木器类工具的缺陷和不足，而在渔猎经济尚占重要地位的远古社会，这种原料又得之甚易，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以水生贝壳质材料为原料加工而成的各种“贝器”不断地走向兴盛，到了我国夏商周时期更是进入了鼎盛期，尤其是在春秋以前的我国古文化遗址中，这类器物往往占有很高比例，大量出现于人们日常所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和装饰品等领域中，器形制作也越发规范、精美，直到铁器被广泛推广的战国时期才逐渐退出生产工具领域。

　　牡蛎器不同于一般蚌器

　　牡蛎器，顾名思义就是以牡蛎壳为原料制作而成的器具，作为一种材质相对特殊的器物，这种器物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一般仅见于我国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属于典型的“贝丘文化”遗存，具有突出的海洋文化特性，其中以福建昙石山文化类型遗址出土的史前牡蛎器最为典型和兼具代表性。

　　据考古发现，我国古代的贝器主要是用蚌类的壳制成，所以通常又叫做“蚌器”，但由于此类器物形制繁杂，器形较小，又多为一般日常用品，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更缺乏对其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而在以往有关福建昙石山遗址的发掘简报和报告中，也曾把这种用牡蛎壳制作的器具统称为“蚌器”。不过，牡蛎虽与蚌同属软体贝类，但两者的生活习性和形状却截然不同，蚌属淡水贝类，生活在江河湖的水底，而牡蛎则是常见的海洋贝类动物，属浅海贝类。牡蛎体形多变化，多呈三角形，壳上有许多类似树木年轮的弧圈，每年生长一圈，通过数这些弧圈，可知其年龄，它用一扇贝壳固定在岩石或其他外物上，通常是一扇稍大、稍凹，另一扇则略小、略平;因此，把牡蛎壳制作的器具也称为“蚌器”显然是不妥的。

　　牡蛎器如何做成的

　　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牡蛎器的器物类型主要有铲、刀、耜和双肩器等。牡蛎铲的器形呈三角形、梯形或长方形，有的在器身中部穿双孔或四孔。牡蛎刀的器形呈梯形、长方形、椭圆形或半月形，器身多穿有对称双孔。牡蛎耜的器形整体略呈三角形或梯形，有的在器身上部穿双孔。双肩器的器形呈扁长圆形，平背，有双肩。以福建昙石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史前牡蛎器为例，考古资料证明，这些牡蛎器均系利用一种生长年龄在4年至5年左右的长牡蛎壳(俗称“草鞋蛎”)，经简单敲砸去除表面突出钙质附着物，再于两侧及顶端粗磨加工、刃部精磨锋利，有些还在器身施以穿孔制作而成。

　　生产工具还是装饰物?

　　关于这些铲、刀、耜等牡蛎器的具体用途，长期以来学界通常认为是同收割农作物有关的生产工具，不过，也有人认为是一种装饰品。但仔细观察，它有使用痕迹，而且刃部颇锋利，似为一种刮削用的工具，因此，还有人认为其应是刮削器。其实，“耜”在我国古代很多文献中早有记载，且通常与另一种生产工具“耒”并称为“耒耜”，是重要的农耕用具。考古发现证明我国古代也确实存在过“耜耕农业”阶段，而且“耒耜”的使用年代也相当长久，直到商周时期还是重要的挖土工具，直到三国以后，这种工具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在福建昙石山文化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中均未发现有关水稻等农作物种植的确切证据，从该遗址出土的石、骨等生产工具看，基本都是石镞、网坠、石矛和骨角器等小型工具，且加工粗糙，多为局部磨制，通体磨光者甚少，可以看出，渔猎和采集在当时昙石山人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结构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的食物来源仍然主要依靠捕捞、采集和狩猎。因此，这些牡蛎器的主要用途并非农业生产，而是适用于渔猎捕捞、山地挖掘及浅海滩涂采集贝类作业的一种独具材质风格和区域特色的砍砸、刮削和挖掘工具。

　　最早牡蛎器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

　　牡蛎器作为一种取材相对特殊的器具，目前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较少，所以关于它的起源仅从质地上很难展开深入研究。而从器形上看，福建昙石山文化遗址(距今约四五千年)出土的这些牡蛎铲和耜与同属新石器时代海洋性文化、但年代更早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约六七千年)出土的骨耜非常接近，有的在平面形制、钻孔位置及样式上几乎完全一致，甚至有些牡蛎刀也能够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刀中找到原型，因此，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或为这些牡蛎器的最早起源地。

　　对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而言，贝壳类生物影响和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福建昙石山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大量贝壳堆积足以说明贝类是当时先民的重要食物来源，这些食用后的贝壳经长年堆积，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贝丘文化”，从而也印证了《逸周书·王会解》中“东越海蛤”的历史记载。尤其是在昙石山遗址第6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19座灰坑和20多座墓葬中，有的灰坑内几乎全是蛤蜊壳，可谓名副其实的贝丘遗址，并且此时的昙石山先民已懂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道理，他们把食用后的一些个体较大的贝壳，特别是长牡蛎壳，加工成各种器具，但可看出这些牡蛎器大都加工粗糙、制作工艺也相对落后，与浙江河姆渡文化发达的骨器、木器等相比，农耕痕迹不甚明显，农业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仍然徘徊在最原始的初级阶段。

　　(作者系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员)(原文刊于《中国文化报》2014年4月20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