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摄影的创作，从2009年以来表现出一种十分活跃的状况。这一点在我们刚刚策划的“中国当代摄影2009—2014”展览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无论是在思想方法和手段的多元上，还是在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程度、水准和品质上，都表现出让人吃惊的能量和内部变革的动力。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在我看来，与中国当代摄影的生态在最近着5年中发生的活跃变化有关。那么，关于当下的摄影理论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理论与创作实践，或若即若离，密不可分;或彼此各自为战，毫无交集。但从作为构成摄影生态的要素来讲，这二者同等重要。因此，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谈谈最近几年的中国当代摄影的生态问题。但一谈到生态，涉及的范围就非常广泛，诸如：出版、展览、教育、收藏、评奖等等，不一而足，一篇小小的论文根本无法涵盖。为此，我将本文的范围缩小，围绕构成生态的重要方面——出版，尤其是该领域的西方摄影理论著作翻译出版来谈谈我的一点认识和看法。

　　为什我要特别去谈翻译出版呢?首先，大家都知道，摄影是一种“舶来品”。那么，作为艺术的摄影，与其他源自西方的艺术一样，其众多审美标准和认识都是由西方人的实践来逐步确定、生发和不断完善的。因此，如果想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西方人对摄影的理解与认识，除了需要看大量照片原作(展览)之外，另一个就是要看他们相应在各个时期的摄影理论(出版);尤其是“经典理论”(包括重要的理论文章和摄影史著作出版)。这就好比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就一定要去看历朝历代的各种画论一样。这本无可厚非，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摄影“经典理论”的引进、翻译和推介工作相当滞后。就这一点而言，与电影、美术、文学等领域的西方理论著作引进、翻译、推介相比，可谓惨不忍睹。对摄影理论的忽视，与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摄影理解存在重大缺陷和漏洞有关。而这个缺陷和漏洞，主要体现在摄影“唯工具论”(宣传、报道、口号式的摄影)的主导下，我们关起门来探索摄影如何作为艺术时，无法建立起“正确的”摄影认识;更无法建立“正确的”对摄影理论认识。此外，在中国摄影领域一直没有一个可以看起来比较像样的“理论界”可言。而摄影理论的教学在大学，尤其是八大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专业内也毫无踪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从晚晴到民国我们对西方摄影“重要理论”的翻译出版是零;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间也是零。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起色。下面我就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引进的重要西方摄影理论著作出版做举例：

　　1、阮义忠著：《当代摄影大师：二十位人性见证者》，中国摄影出版社，1988年版。

　　2、(法)吉泽尔·弗伦德著《摄影与社会》，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版。

　　3、阮义忠著《当代摄影新锐：十七位影像新生代》中国摄影出版社，1990版。

　　4、(美)纽约摄影国际中心编：《美国ICP摄影百科全书》，中国摄影出版社，1995年版。

　　5、(美)苏珊·桑塔格著：《论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上面列举的这5本书中，台湾阮义忠先生的那两本，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编译范畴，但影响最大。因为之前从未有过相对系统介绍西方摄影大师的出版物出现。因此，这两本书一度成为1990年代活跃的那代摄影师们的“枕边书”，人人必备，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国内出版社对其进行再版。《摄影与社会》是一部非常好的探讨纪实摄影的研究著作，它对进入90年代以后，开始的活跃的中国纪实摄影内部应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桑塔格《论摄影》固然重要，但这个译本，翻译的也是十分糟糕。这本书原本就是一部借着摄影展开文化研究的读本，而且是基于桑塔格带有“美国的良心”立场而展开的一种十分感性的摄影批评文集汇编。因此，它看起来并不是十分切入摄影的艺术本体，而更适合作为一种启发理论研究者们研究和关注摄影的一个重要参考读本。告别了十九世纪末到整个二十世纪可怜的翻译出版，我我们进入2000年。似乎情况发生了好转，通过下面列出的书单，大家可以比较看看截止2009年之前，理论翻译出版发生的变化：

　　1、 (英)伊安•杰夫里著：《摄影简史》，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2、 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或《西方摄影文论选》)

　　3、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吴琼杜予编：《上帝的眼睛：摄影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美)玛丽•沃纳•玛丽娅著：《摄影与摄影批评家——1839年至1900年间的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

　　6、 (英)约翰•伯格著：《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美)阿瑟•罗斯坦著：《纪实摄影》，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版。

　　8、 (美)特里•巴雷特著：《影像艺术批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9、 (美)安娜•H.霍伊著：《摄影圣典》，中国摄影出版社，2007年版。

　　10、 (法)于贝尔•达弥施著：《落差：经受摄影的考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进入新世纪，情况好像一下子发生了很大改观，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出版社为国内为少的可怜的摄影研究者们提供着“小惊喜”和派发着“小福利”。诸如探讨“灵光”的本雅明《摄影小史》(收录在《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建立摄影审美框架的萨考夫斯基的经典文论《摄影师之眼》(收录在《西方摄影文论选》)，以及如何进行摄影评论写作的《影像艺术批评》等书相继出版。本人就是受着这样一点点的出版“恩惠”跌跌撞撞成长的。

　　也许是我过于挑剔，还是选择标准过于苛刻了?不知是何原因，2008年和2009年，好像翻译出版工作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停滞期。无意中发现，我所挑选的这些重要出版物中，就是没有这两年出版的。难道是出版界被北京奥运会和金融海啸撞了一下，一时回不过神儿吗?但不管怎样，2009年以后的西方理论著作翻译出版，在短短的不到5年的时间里(本文写于2014年9月)，表现出更为活跃的态势，请看下面的举例：

　　1、 (美)苏珊•桑塔格著：《论摄影》(黄灿然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2、 (英)泰瑞•贝内特著：《中国摄影史》(三卷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2014年版。

　　3、 (法)罗兰•巴尔特著：《明室——摄影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英)格里•巴杰著：《摄影的精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版。

　　5、 (英)帕梅拉•罗伯茨著：《百年彩色摄影》，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版。

　　6、 (英)葳尔丝著：《摄影批判导论》，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

　　7、 (美)埃里克•伦纳著《针孔摄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8、 (美)约翰·萨考夫斯基著：《摄影师之眼》，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

　　9、 (美)斯蒂芬•肖著：《照片的本质》，中国摄影出版社，2012年版。

　　10、 (美)内奥米•罗森布拉姆著：《世界摄影史》，中国摄影出版社，2013年版。

　　11、 (美)特里•巴雷特著：《看照片看什么:摄影批评方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2006年国内出版的《影像艺术批评》插图第5版)

　　12、 (美)谢丽•瑞德著：《摄影展览指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

　　13、 (美)迈克尔•佩雷斯著：《摄影百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

　　14、 (比利时)希尔达•凡•吉尔德、(荷兰)海伦•维斯特杰斯特著：《摄影理论:历史脉络与案例分析》，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

　　15、 (英)伊安•杰夫里著：《怎样阅读照片:理解、阐释、欣赏杰出摄影家的经典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版。

　　虽然我们看到2009年以来的这种翻译出版工作表现出非常的活跃。但较之电影和美术界的同类出版物翻译，尚且缺乏计划性、策划性的弊端也暴露了出来。这也将是国内摄影理论翻译下一步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但无论怎样，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这个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首先，最近的情况是，此类出版物的市场正在伴随着受过更好教育背景的摄影爱好者们的青睐，而开始有了“市场”。以浙江摄影出版社最近新出版的伊安•杰夫里《怎样阅读照片:理解、阐释、欣赏杰出摄影家的经典作品》为例，第一次印了3000本，上市仅20天，就要再版加印了。其次，一些出版社和出版人也逐渐觉悟过来，西方摄影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在有着“小众”市场的同时，对整个摄影学科的建设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再次，国内出现了励志于摄影理论翻译，并具有较强使命和责任感的译者，比如毛卫东和他的翻译小伙伴们。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的十年左右时间里，伴随着这种翻译出版的不断推进，一个我们期待的“摄影理论学科”在大学教育里出现;进而催生一个相对具有水准的摄影“理论界”，似乎并不再遥远。

　　除了官方出版机构的努力之外，2009年以来的出版，还有另一种新的现象——独立出版。当然，这两年的独立出版做的比较有声有色的要数言由同学的“假杂志”已经出版的8本青年摄影师的限量版画册了。但这不属于理论翻译范畴，顾不在本文讨论范畴。毛卫东同志在香港注册的摄影文库出版公司，终于翻译出版了那本“重要的”《摄影对话录》，并且以一个人的力量编印了一份摄影理论刊物《》。这份刊物主要以收录篇幅较短的西方摄影理论领域内的经典、重要的论文为主。无论从选题策划、翻译、编辑、校对、设计、印刷，都由毛卫东一人担任。无论是“假杂志”还是“摄影文库”，这种完全来自一种个人和民间的，带有自我组织的出版方式，在一个“小圈子”的范围内持续的搅动和影响着中国当代摄影的生态建构。他们正通过新的知识传播途径影响着活跃在当代中国摄影领域内的一小批青年人。虽然是在“小众”和及其有限的空间传播，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因为作为一种民间的力量而言，它不可能也没有呢能力去影响“大众”，而就整个历史的经验而言，无论东西方，历史上各个时期最好的和更好的艺术都是由一小部分人去欣赏、把握和赏玩的，今天也没有太大变化。所以，在我看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本文发表于《艺术当代》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