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晚期，西洋摄影技术追随着战乱和动荡而进入中国，但在传入清廷初期，宫里人大都把它视为异端，说照相是“邪术”，会丧神失魄。为此，道光、咸丰和同治皇帝都没有照过相，他们依旧延续了封建王朝的传统，像公元7世纪的阎立本为唐太宗绘制《步辇图》一样，令其所豢养的宫廷画家绘制帝王肖像、记录重大事件。然而，这种绵延两千多年的皇家视觉最终逐步终结了，摄影的视觉再现，直观、忠实地记录了晚清帝王后妃的在紫禁城的生活情景，也记录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这座宫殿的变迁。

　　紫禁城景观今昔“穿越”照

　　溥仪与婉容在玩相机(1920年代初)

　　在故宫博物院九十华诞之际，“光影百年——故宫老照片特展”正在神武门展厅举行，其中精选出近300件展品，以清末民初新旧交替的一个历史时段作为展览主线，串联起“殿堂余晖”、“群像浮光”、“兴业图强”、“禁宫新生”四个单元，反映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史跨越。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举办的首个老照片展。

　　“光影百年——故宫老照片特展”展厅外

　　“殿堂余晖”——远去的帝景遗迹

　　“殿堂余晖”单元突出静态的“宫”，以反映时代变迁和城市内涵的皇家建筑为主，代表着由盛转衰的清朝统治和行将结束的封建时代：

　　紫禁城建成至今近600年，作为封建社会的权利核心和帝王的居所近500年，而有影像记录的历史百余年，转变为博物馆的时间不足百年。建筑是不说话的历史，帝景遗迹，岁月沧桑，对照古今，更能体会出历史的淘洗磨砺。

　　西苑海晏堂(1904年)

　　西苑包括北、中、南三海，位于中海的海晏堂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是在原仪鸾殿旧址上仿长春园海晏堂建起的一座西洋楼。楼成后，这里作为慈禧太后接见外国公使夫人和女宾的场所。照片中海晏堂楼前水池两侧设有“十二生肖”铜像，与长春园海晏堂不同的是，这里的生肖铜像并不喷水，但它们仍然具备授时功能。奥妙就在铜像的手中各执一盏电灯，会根据一天中时间的不同分别亮起。从长春园“水力钟”到中海“电力钟”，两座海晏堂水法的变迁体现了授时技术的进步。此帧照片为我们展现了巴洛克风格在清代宫廷建筑中的最后辉煌，该建筑现已无存。

　　北海西天梵境前琉璃牌坊(20世纪初)

　　西天梵境又称大西天，位于北海北岸。照片中的琉璃牌坊通体砖石结构，四柱三间七楼，周身琉璃贴塑，坊额处的斗栱均为雕镂精致的仿木结构。此帧为时代较早的着色照片之一，十分精美。

　　紫禁城交泰殿东侧面(20世纪初)

　　照片中交泰殿东侧阶下，沿后三宫台基建有一排旧时值事人员的“他坦”(即值房)，生活气息浓厚。乾清宫东西三间后檐下曾有矮墙一道，与今日格局不同。

　　“群像浮光”——千年迷梦的影像慰藉

　　“群像浮光”单元突出动态的“人”，主要展现生活在清宫及环绕于其周围的人物影像：

　　清宫摄影不仅凝结了以慈禧为代表的一批皇室成员和中国近代历史开篇时重要的出演者们的形象，而且是两千多年整个中国封建帝制的缩影。

　　醇郡王奕譞与侍卫(1863年)

　　此照片摄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记录了24岁的醇郡王奕譞在北京南苑军营的形象。这是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时代最早的一张照片。

　　一位参观者正在欣赏慈禧华丽的单人照

　　此外，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皇家照片建构了一种晚清国家形象的寓言性叙事。在充满着华丽、欲望、鬼魅和自恋的照片里，勋龄(1903年随父从法兰西回国成为宫中女官，专门为慈禧及宫眷拍摄照片)和慈禧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摄影的力量。这些照片极尽追求的是工整、绮丽的皇家风范，是古代帝王画像的影像版本，慈禧将皇宫生活诉诸影像，画面呈现出一派雍容华贵、庄重吉祥的祥瑞之气且又不失威严,为两千多年“奉天承运“的神话立照。

　　慈禧坐像

　　这一张摄于光绪癸卯(1903年)的标准坐像，屏风上方还特意挂着题名横额,写上了慈禧的一长串徽号，这些经过精心的“设计”细节散发出一种权利的欲望。

　　慈禧太后与外国公使夫人(1903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新闻记者沈荩因报道了《中俄密约》而被清政府杖毙，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慈禧太后为平息洋人的“怒火”，于重阳节这一天在颐和园乐寿堂宴请外国公使夫人，此帧照片即为当时的合影。

　　但在清王朝风雨飘摇之时，这些影像似乎留住了越来越虚幻的千年迷梦，成为内心的“影像慰藉“。

　　相比慈禧照片的讲究,溥仪的照片拍的非常随意和生活化，主要体现为一种私人影像的风格。

　　幼年溥仪(20世纪初)

　　清末帝爱新觉罗溥仪出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照片记录了幼小溥仪的形象。

　　1912年1月6日，年仅6岁的溥仪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之后退了位。作为和平退位的交换，清政府和当时的民国政府签订了《清室优待条件》，允许退位皇室居住紫禁城后宫，保留皇帝的尊号不变;每年政府给他们四百万元生活费。当时的紫禁城以这乾清门为界线，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座宫殿内，并存着两个朝代，这是几百年来，紫禁城空前绝后的特殊时期。它使得民国时代的北京城里出现了“国中之国”的怪现象。

　　婉容居住时的储秀宫浴室(20世纪初)

　　照片中的雕花卉八方罩内摆放着一只浴缸和洗脸盆，这是逊帝溥仪的皇后婉容日常洗浴之处。

　　坐在乾清宫中的溥仪(1917年)

　　1917年，安徽督军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拥戴溥仪进行了十二日的短暂复辟。照片为复辟期间，溥仪坐在乾清宫龙椅上。

　　坐在文明棍上的溥仪(20世纪20年代)

　　溥仪热爱摄影，宫中留下了大量溥仪的生活照。此帧照片为溥仪出宫后，在天津郊游时的情景。

　　1924年11月5日，溥仪等人被军阀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这座被封建皇权专制紧紧包裹着的宫城，将走下神坛。

　　“兴业图强”——封建构架的突破

　　“兴业图强”单元突出变革中的“事物”，以晚清民初实施的强国重策，体现国人自强不息与多方探索和新经济初起的振奋局面：

　　在目睹了西洋火器的威力后，李鸿章等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倡导的“洋务运动”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改革，尽管最终不能避免清王朝的灭亡，却唤起了中国人的自强。

　　晚清官员九人(1886年)

　　本照片出自《大臣官弁亲兵照像 护卫等附》相册，拍摄于1886年5月20日。其时正值北洋水师的创备时期，醇亲王奕譞在李鸿章陪同下巡阅北洋海防，于旅顺口留下了这套难得的官员影像档案。此帧照片中的盛宣怀等九人均是李鸿章麾下的洋务干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

　　清光绪三十二年厘正官制大臣之相(1906年)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明确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任命载泽、徐世昌、袁世凯等人为官制编纂大臣，此帧即为当时诸人的合影。

　　京张铁路“人”字形火车道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自主施工的第一条民用铁路。其最为人称道的青龙桥段“人”字形轨道设计，是詹天佑等人卓越工程智慧的体现，在照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传统中国的架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而后的“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

　　“禁宫新生”——从皇宫到博物院

　　“禁宫新生”单元突出新兴的“院”，以故宫建院初期历史沿革的照片，再现了九十年前那段筚路蓝缕的历史，见证了故宫博物院的“昨天”。

　　1925年10月10日，神武门上悬挂上了一块匾额：故宫博物院。 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数百年来的禁地正式对外开放，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亲身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

　　“故宫博物院”木质牌匾(1925-1930年)

　　据单士元先生回忆，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前夕，临时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先生在故宫文书科将经过粘连的丈余黄毛边纸铺于地上，用大抓笔半跪着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气势磅礴的颜体大字。在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日那天即已做成匾额悬挂在神武门城楼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为了在时局恶化时保证文物的安全，正在进行文物南迁的准备，这是几百年来如此大批量的国宝第一次有计划地主动地离开紫禁城，不少人为此担忧。

　　古物装箱南迁(1933年)

　　1933年1月，日寇攻陷山海关，北平危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紧急决定，将部分院藏古物避敌迁移。2月6日至5月15日，前后分五批，将13427箱又64包文物送上了南迁之路。照片为第三批古物南迁搬运木箱装车实况，十余年漫漫南迁路，始于太和门广场。照片中那些码放齐整的箱件、帖附细致的封条、井然有序的车队，无不昭示着故宫人恪尽职守、护卫国宝的精神。

　　当年从故宫运出的13000多箱文物，除很少一部分留在南京外，其余被分成几路都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5年多时间带着这批国宝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其间，没有一件文物丢失或损坏。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下令将故宫南迁文物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2月，共有2972箱文物被运到台湾，虽然这只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却都是筛选过的精品。

　　当年从故宫运出的文物从此分藏海峡两岸，而当年护送过这些国宝的人有的离开故宫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虽然展陈的老照片有限，但影像画面“凝固”的历史瞬间，使观众“见证”百年前的建筑沿革和王朝更替，其中承载了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几百年的风云变换。

　　展览信息：

　　光影百年——故宫老照片展

　　时间：2015年5月17日-7月17日

　　地点：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