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听到廖静文馆长离去的消息，并没有感到太突然，或早或晚这一天难免要来，她一生付出得太多，确实该好好休息了。

　　20多年来廖静文给我的信，我都按日期保存着，居然有厚厚的一大摞。重温这些充满真情实感的来信，回忆和思念像潮水般在我脑海里奔流。

　　对文物的无限珍爱

　　第一封来信是在我与廖静文结识后不久。1994年初夏，我到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后就去拜访廖静文。见面以后她谈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徐悲鸿纪念馆文物库房的空调电费问题。她告诉我，“文革”期间徐悲鸿先生的部分绘画作品因临时存放不善而受潮，使一些文物受损，如今不能再因电费问题而伤害这些文物。听着她忧心忡忡地述说，看着她充满期待的目光，刚到文物系统工作的我，感受到了文物藏品在博物馆人心中的分量，更感受到徐悲鸿纪念馆的文物藏品对于廖静文的特殊意义。

　　徐悲鸿先生不仅是享誉中外的著名画家，而且他爱好收藏，尤其喜欢藏画，常常举债购买，不计得失，特别是想方设法购藏可能流失国外的珍贵文物。他在《悲鸿自传》中说：“吾爱画入骨，以爱画故学画，虽屡空，而百方借资购多画，中国藏欧洲名家作品之多，以吾为第一。”例如1937年，他在香港一位德籍妇人处发现了《八十七神仙》卷，即以一万元现金及7幅自己的作品，将此件可能流失的国宝购回。后来此画卷被盗，为了重新购回，他日夜作画筹款，先寄了20万元，后又寄去了自己的数十幅作品，才将这一国宝购回。

　　廖静文在徐悲鸿去世后，毅然决然将先生创作的《巴人汲水》《漓江春雨》《风雨鸡鸣》等1250余幅历年作品，和其收藏的包括《八十七神仙》卷在内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作品1200余件，还有图书、图片、碑帖、美术资料等上万件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为了筹建徐悲鸿纪念馆，又将徐悲鸿和她共同生活的四合院故居也捐献给了国家。毋庸置疑，这批书画是一笔无比珍贵的文化财富，而廖静文的捐献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一项壮举。

　　廖静文告诉我们，作为馆长，她为保护这些文物藏品，数十年费尽周折。先是作为纪念馆的徐悲鸿故居因北京修建地铁而被拆除，文物被迫异地保管;后在“文革”期间这些珍贵文物险些被红卫兵烧毁，由于国家领导人制止才幸免于难。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筹建新的纪念馆，她亲自奔波于有关部门办理手续，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在1983年将徐悲鸿纪念馆立在新街口北大街。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在不断出现的困难面前，她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坚守自己的岗位和责任，努力守护着这些珍贵遗产，确保徐悲鸿纪念馆的文物藏品无一遗失。

　　听了廖静文对往事的回忆，我们既为徐悲鸿先生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的贡献所感动，也为廖静文几十年如一日保护文物的执着所动容，更感到自己必须为保护这些珍贵文物，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当即答应马上研究解决此事。后经过协调，徐悲鸿纪念馆文物库房的空调电费问题得以解决。

　　一个月以后，我接到廖静文的来信，信中再次谈到了电费问题：“我深深感激立即解决了我馆4年来未能解决的仓库电费问题，悲鸿的作品将不再处于严重损坏中。4年来，我请求了多少次，也在夜深人静之际流过泪，哭泣过。现在我可以比较平静地来看待我的工作了。”读到这封信，我们既感动又内疚，机关人员对于基层的需求往往缺乏体会，对文物的感情更远不如廖静文那样深厚。

　　2002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研究新街口地区城市建设详细规划时，考虑到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的徐悲鸿纪念馆建成于1983年，展览场地严重不足，保管环境需要提升，安防系统亟待加强，为此决定为徐悲鸿纪念馆预留扩建用地。廖静文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不顾年迈又到投身新的纪念馆建设中，亲自审查新馆建设方案，现场督查工程进度。建成后的徐悲鸿纪念馆将由原来的2层扩建成4层，藏品保管和陈列展览的条件将大为改善。几年来，廖静文一直憧憬着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作品在新建的纪念馆里得到更好地保藏与展示。遗憾的是，她未能等到新馆建成，无缘亲眼看到新馆开馆，念及于此，每个人都会为之心痛。

　　对事业的无限忠诚

　　1994年8月，我接到廖静文从青岛黄海饭店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道：“我虽然身在青岛，但仍系念着北京，系念着悲鸿纪念馆的工作。悲鸿过早逝世，使我有责任来继承他未尽之志。弘扬他的艺术思想，保护他的作品，培养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艺术人才……为美术事业竭心尽力。工作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它使我在失去悲鸿后，仍能坚强地生活着。”在信的最后，她再次强调：“生活给了我很多苦难，工作却给了我很多欢乐，虽然，工作中也难免有困难，有痛苦，有斗争，但是它使我感到生活的真正意义。”读了来信，我十分感动。感动于她对徐悲鸿先生的深情，感动于她对工作的渴望，更感动于她克服困难的决心。

　　带着这样的感动，我们又去了徐悲鸿纪念馆，再次征求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协助解决。廖静文说自己已经担任了30多年馆长，如今已是70多岁，早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总放心不下纪念馆，离不开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同时由于年龄越来越大，上下班路途远，颇感力不从心。

　　考虑到廖静文对于徐悲鸿先生作品的深刻理解，对于纪念馆事业发展的责任担当，我建议她不要考虑退休问题。后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同意廖静文担任徐悲鸿纪念馆的终身馆长，并且为她配备了专用车辆。此后，她在徐悲鸿纪念馆馆长的岗位上，又兢兢业业地辛勤工作了20余年，成为博物馆界任职时间最长、任职年龄最长的馆长。

　　1995年6月18日，是徐悲鸿先生的100周年诞辰纪念日。北京市文物局积极组织和参与筹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大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纪念展览，以及成功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纪念文集和纪念画册等。那段日子廖静文极为繁忙，不仅多次与我们讨论每项活动的细节，而且亲自到会场、展场和现场指导，还要邀请来宾、会见友人、接待记者，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当一系列的纪念活动结束以后，我看到，她写满倦容的脸上绽出了欣慰的笑容。

　　几十年来，怀着对徐悲鸿先生的无限思念，廖静文不遗余力地推广徐悲鸿艺术思想，主持出版了多种徐悲鸿作品画集。为了让更多的民众能够有机会感受徐悲鸿艺术的魅力，她积极将徐悲鸿画展送到国内外许多城市。

　　每次外出举办展览，她都不辞辛苦，经常忍着双腿肿痛，连续几天坐在展馆为观众签名，有时还亲自为观众讲解。

　　1995年8月，廖静文带着徐悲鸿画展去了上海，随后又去了宜兴、南京等地。途中给我来信写道：“我每天坐在展览门厅为观众签名，从早至午，从午至闭馆，观众一直排着长队，十分感人。”“在南京和上海时酷热难当，同行的五个人，四个都先后病了，只有我一个人始终没有停顿下来，我为数万人签了名，接待了许许多多观众、朋友。”廖静文是在她的专著《徐悲鸿一生》上为观众签名，一签就是几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签字，我看到她的手指关节都肿胀了起来。而同事们告诉我，每次一回到馆里，她就要求将所有售书收入全部上缴财务。

　　每次遇到重要展览，她就会来信告知，因此我有幸多次陪同她参加在各地举办的徐悲鸿画展开幕式。从无锡、苏州，到沈阳、大同，再到宜兴、广州，我总能看到她在不知疲倦地工作。展览开幕式后，廖静文都会耐心地向嘉宾们介绍展出的徐悲鸿作品，从素描、国画到油画，详细说明每幅作品选取的创作题材、特定的地域景致、采用的艺术手法、形成的独特风格、展现的笔墨韵味。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就是我眼中廖静文的生活状态。2009年3月2日，她来信说：“我今年已86岁，又久患糖尿病和心脏病，时不我待，总想在生前争取多为徐悲鸿纪念馆做一些工作。”2011年4月14日，她又来信道：“悲鸿逝世已58年，在我经历坎坷的人生中，努力为悲鸿的艺术得到宣传而努力不懈。”2012年3月30日的信中说：“我虽年已九十，但仍健康如恒，每日清晨到馆上班，只是对悲鸿的怀念，老而弥深。”2014年4月18日，她说：“人的一生匆匆流逝，我今年已91岁，而悲鸿逝世已60多年，我晚年尚能为悲鸿工作，深自庆幸。”在廖静文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感到她已经是在掐指计算着时间，争分夺秒，倾尽全力地投入工作。

　　对亲人的无限深情

　　1996年5月14日，我接到廖静文从温哥华寄来的一封信：“悲鸿逝世已43年，每年清明节我都去为他扫墓，但今年我却在万里之外，不能到他墓上去献一束他喜爱的鲜花，深觉歉疚。我知道，悲鸿会等待我，每当我去到他墓上时，我总是听见他亲切地叫我的名字，我还真切地感到，透过墓上的大理石，我看见他那双至死也不曾闭下的眼睛，对我闪着爱恋的光芒。死不瞑目，是人生最大的惨痛，悲鸿就是这样带着无尽的牵挂离开我们的。每念及此，我便凄然落泪，午夜梦回，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便又在我眼前涌现。”

　　1995年11月24日，我又接到廖静文从捷克布拉格寄来的信：“我走在布拉格街上时，那些雅致的房子，那些色彩缤纷的树木常常使我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感伤。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着：这是悲鸿曾经看见过的，悲鸿也许曾在这棵树下徘徊，悲鸿一定比我更喜爱这座建筑，因为他比我更懂得美……我永远也不能抹去心上沉重的悲伤，对悲鸿漫无止境的怀念，这种不能医治的痛苦心情造成了我终身的悲剧，我将在这种无尽的悲痛中度过一生。”

　　实际上，廖静文与徐悲鸿先生的婚姻生活只有七年，但是她却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守护先生的文化遗产，竭尽所能传播徐悲鸿的学术思想，弘扬徐悲鸿的爱国精神，延续徐悲鸿的艺术生命。起初我并不理解廖静文为什么总是生活在回忆里，有时甚至试图劝她从感情中走出来。但是经过多次交谈我理解了，她是把对徐悲鸿先生的怀念化作守望与弘扬的动力，把小爱化作无疆的大爱。

　　廖静文对我讲述最多的是徐悲鸿著名绘画作品的思想性，从早期的《箫声》《持棍老人》，到创作高峰期的《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九方皋》，再到创作鼎盛时期的《群马》《愚公移山》。在她的指导下，我增强了对徐悲鸿艺术作品的理解，也加深了对廖静文精神境界的感悟。

　　谈起徐悲鸿先生的精神和艺术世界，廖静文总会滔滔不绝。在纪念馆里、在家中、在汽车上……记不清有多少次，听她讲徐悲鸿一生的坎坷经历，讲她与徐悲鸿共同生活的美好记忆，讲徐悲鸿逝世后她和孩子们度过的艰苦岁月，讲她保护徐悲鸿艺术作品的责任和决心。对于我们的问题她总会耐心地回答。后来由于她听力不便，我们也就只能静静地听她述说。在无声的世界里，她显得更加从容和自信。

　　2011年1月7日，她来信告知，计划于10月30日在美国丹佛美术馆举办徐悲鸿画展，“悲鸿生前在欧洲、亚洲都举办过展览，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先后举办4个展览，将全部卖画所得之款，捐献抗日烈士遗孤和灾民后，美国援华总会邀请他到美国展览，他当即接受，并积极将展览材料都寄往美国，但不幸在即将启程前……美国对日宣战，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悲鸿赴美之行不得不取消……他至死都为此抱恨。他的遗憾一直留在我们心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将他的作品送到美国展览。”

　　2011年4月14日、5月30日、7月4日，她又几次写信给我，为徐悲鸿先生的作品能够实现赴美展出而兴奋不已：“人生苦短，我已88岁，……这是悲鸿生前未能实现的一个心愿，我作为他的妻子，努力要弥补这个悲鸿未竟的愿望。为了中美的文化交流，使美国人能了解中国的艺术，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因为身体原因，廖静文不能亲自赴美参加活动。于是带着她的重托，我出席了在美国丹佛美术馆举办的徐悲鸿画展开幕式。对此，她两度来信致谢。2011年11月7日，她道：“听说在美国丹佛的‘徐悲鸿，现代中国绘画的开拓者’画展非常成功，我很高兴。感谢您对画展的支持，您在开幕式的讲话使我感动泪下。您还提到希望徐悲鸿的画展能到美国其他城市去展览，宣传徐悲鸿的艺术思想，传播他的艺术理念。”12月13日，她又说：“十分感谢您在丹佛美术馆开幕式上的讲话，使我终身难忘，悲鸿地下有知，也会感谢您。”

　　20年来，共同的事业追求使我和廖静文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虽然由于工作繁忙不能经常去看望她，但是这些来信使我可以经常获得来自她的鼓励和启发。每年春节她都会亲自来信祝福新春，有时还会送来一份元宵或一份糕点，有一年还亲自送来了湖南家乡浏阳的花炮。2012年年初，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不久，她就来信给予关注和鼓励。在2012年2月8日来信中，她道：“我写了一幅字，是悲鸿赠我的一首诗。‘一啭黄鹂息众音，天开月明伴孤星。稽颡帝力回春意，会见平芜入眼青。’这是悲鸿赠我的第一首诗，那时我才十九岁，也从未恋爱过。悲鸿对我的感情使我终身难忘。回忆往事我仍有无限悲痛。将这首诗写出来送给您，表达我对您最深沉的感激。”此时，廖静文已经90高龄，依然对徐悲鸿先生怀着无比深厚的爱，让我们感受到责任和爱情的力量。

　　廖静文一直想象着与徐悲鸿在九泉之下重逢的一天，多次对我说起，逝世以后见到徐悲鸿先生时，将如何诉说这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2012年5月16日，我陪同她参加在广州举办的“悲鸿画展”开幕式。一路上她兴奋地对我说，最近感觉身体很好，心情也很好，以后可以欣慰地告知悲鸿，一是他的作品和捐献的藏品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现在又开始建设新的纪念馆，这些珍贵文物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藏和展示;二是悲鸿的子女们都已经成才。他们虽然没有继承父亲的遗产，但是靠自己的努力，已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不是像有的艺术家子女靠出卖前辈作品度日。我想，廖静文是心满意足地离去的。

　　廖静文一生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而她将徐悲鸿艺术作品和所藏文物捐献给国家的义举，格外值得敬佩与颂扬。为了世代加以纪念，中国文物学会编辑出版了《徐悲鸿廖静文捐献文物精品集(上、中、下)》。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即将出版之际，她却离去了;但聊以安慰的是，她生前看到了样书。今天在八宝山，我们将赶印出来的第一套《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徐悲鸿廖静文卷》送到她的子女徐庆平和徐芳芳手中，衷心希望他们继承母亲遗志，继续完成徐悲鸿纪念馆新馆的建设，从事徐悲鸿纪念馆的管理，保护好徐悲鸿廖静文捐献文物，弘扬好一代艺术大师和文物保护先贤的崇高精神。

　　今天上午，廖静文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自发前来送别的人们排成百米长龙，表达对她的缅怀与追思。

　　廖静文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位坚强的女性，也是一位好妻子、一位好母亲，更是一位优秀的博物馆馆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馆长生涯直至逝世，廖静文投入了全部精力，把对徐悲鸿先生的爱转化为对博物馆事业的大爱。她是一位真正懂博物馆、热爱博物馆事业的馆长，当代博物馆事业发展需要更多这样的馆长。今天看到她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反而感到了一丝安慰，经过几十年来不知疲倦的操劳，她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