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鲁谈无名画会：历史的焦灼、激荡与梦想

时间：2015-07-07　　　　来源：凤凰艺术　　　　作者：凤凰艺术

摘要：由中国民生银行和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共同主办的展览“民间的力量”将持续至2015年10月10日。在此期间美术馆将举办“民间力量三十年”系列讲座，马可鲁说“无名时代”为本次展览的第一讲。在这次讲座中，马可鲁先生将为大家分享无名的故事与历史，与大家一起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艺术，审视历史。

无名画会成员1975年在北戴河拍摄的照片

马可鲁说“无名时代” 讲座现场

　　由中国民生银行和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共同主办的展览“民间的力量”将持续至2015年10月10日。在此期间美术馆将举办“民间力量三十年”系列讲座，马可鲁说“无名时代”为本次展览的第一讲。在这次讲座中，马可鲁先生将为大家分享无名的故事与历史，与大家一起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艺术，审视历史。

马可鲁近照

　　马可鲁，艺术家，1954年生于上海，成长于北京。自学绘画，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为“无名画会”成员，80年代参与了北京最早的抽象绘画实验小组的创作与展览活动。1988年初赴欧洲、美国，旅行展览，同年底定居纽约。多次在欧洲与北美地区举办展览。曾受邀在美国多所大学讲座并撰写文章。2006年回国，现居北京。

　　以下部分为讲座的文字整理稿。

　　主持人：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在周末来到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这是我们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民间的力量”展览的讲座的第一场，我们之所以把这个讲座的现场放在展览的空间里面，是因为我们觉得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的平台，我们把讲座从一个封闭的空间挪到一个开阔的空间，以希望它在更开阔的空间里能够产生更多传播的和艺术的意义。我们今天的第一场讲座是基于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近一年来对民间力量三十年的一个系列的梳理，我们把这个梳理的起点放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非常有名的无名画会上，而马可鲁先生是无名画会重要的代表，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将他请到现场为我们诉说无名的时代，我希望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马可鲁先生。整个讲座的流程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有请马可鲁先生为我们讲述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艺术，接下来是我们自由讨论与提问的环节。我们先有请马可鲁先生为我们讲述那个时代。

马可鲁河边纸上油画 1974

　　马可鲁：大家下午好，首先我先祝贺民生美术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因为举办这个展览真的很不容易。今天我很有幸能够给大家介绍70年代的艺术，那么这个无名年代是怎么来的呢，我在2005年的时候在美国纽约上州的冰逸教授所在的布法罗大学和高名潞老师所在的匹兹堡大学分别做了两次讲座，在讲座之后我和高名潞聊了两三天关于无名的这段历史。回到纽约之后我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东西，基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无名画会，第二部分是八十年代初从星星画会、无名画会分离出来的成员和一些个体组成的一个做抽象绘画实验的小组。

　　“无名”的由来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讲一些关于无名画会的历史脉络了。

　　你们大家都知道89现代艺术大展和85思潮，79年的星星画会，四月影会，无名画会这样一些所谓的革命性的团体。其中无名画会是不太一样的，“无名”这个名字只是因为当时要办展，大家想了很多名字，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意，最后才称之为“无名画会”。它是一个自然的群落，而这个自然群落的年龄差别近乎到了二十几岁，也就是说无名画会中年龄最大的大我17岁，就是赵文量，还有杨雨澍大我10岁，当然还有比我小的。所以它是一群不同的年龄层的、自然的、松散的，聚集在一起的画画的人，到1979年时他们已经在一起画了近十年画儿了。

　　而且在谈到无名这段时间的时候，我又想到我们这个“民间的力量”展览的名字，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很振奋的，但是我们在那个年代所感到的是非常无力的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我在接这个讲座的时候也有朋友问我：你紧张吗?其实我不紧张，但是我有一点sad，现在不管是民间的这些团体也好，个人也好，有过这段历史，经历这么多年，大家都没有办法再在一起。所以在谈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很有感慨，也许这是生命真实的苍凉的底色，可能是所有人群都要面对的，但是作为艺术，我还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再做一遍梳理。

张伟装卸工布面油画 1976

　　“无名时代”

　　任何的团体都会有一个社会属性，它都有它的艺术史和政治史，我不希望把这个讲座变成一个政治的控诉，宣言等种种。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这些，谈到这些的时候，在座的这些80后90后可能很难理解那个年代。但事实上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基本上就是很单一的绘画，就在平面上。而且这个平面还不是像现在的偌大的工作室，偌大的画布，那时都是在小纸片儿上画画儿，所以说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定要回到当年的语境中才能明白这些人做得是什么，它所面对的和它的艰难，甚至是苦难。

　　如果说无名的政治史，那你要谈到这些成员的处境，他们的社会位置，他们的家庭等等。在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的非常时期，是一个如勃莱希特所说“言树木等于犯罪的时代”，画画，做音乐，写文章，都要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那时正值文化革命，经济上是高度地匮乏，政治上是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这些也许你们没有第一经验，第二经验，但是这些通过网络或其他渠道我想你们也都了解一些，关于这一点，我也不必说太多。

　　无名“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主义

　　在那种环境下所有的美术基本上都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它都有它的功用性。无名画会这些成员，像我的朋友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有的是资本家家庭的出生，在当时都是不容易被接受的那一群人。我们很自然地会在那个时候常常会感觉到一种负罪感，我们没有力量，没有什么民间的力量，我们需要逃亡，那么逃到哪儿去呢?——逃到艺术里。艺术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逃亡之路，这条逃亡之路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美好的情感，或者说是遭遇、艺术的补偿，但这也是一条不归路。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你要是走自己的艺术道路，那么你不可能进画院，艺术家协会或者是考进美术学院。我们那是也才十七八岁二十来岁，文革那时也没有大学，一直到了一九七七年才恢复高考，很显然我们也是没资格被录取的。我们在艺术的道路上互相取暖。但是，在这整个十几年，我们大家在一起的确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不像现在“玩艺术”和“解构艺术”，在那个时代也不存在那个名词，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艺术。他们对于色彩，对于色调，对于笔法衔接，对于结构，对于画面处理的分寸感以及所有的学术问题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它不是革命，它是要拥有一个正常的绘画的权利而已。在那个时代正像木心所说的：“你要我毁灭，我偏不”，不作为任何权利意志的工具，不助纣为虐，这些最基本的品质我想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应该说是从现代主义发生以来，作为一个个体的艺术家应该拥有的品质。在那个时候，这些艺术家做到了，而且可能也偏激一些，有些观念是很明确地和官方或者学院有分野的。

　　现在我们可以很宽容地看待很多东西，但那个时候就是很激进的，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艺术实践通过写生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创作，那时还没有工作室的概念。在方寸之间，在一本书大的纸里面你要解决绘画的问题。不是把它作为习作，没有习作的概念。然而，在学院里会有创作课，你的这些习作、练习都是为了创作，这一点是非常不同的。当时官方学院继承的基本都是苏俄的社会现实主义，而我们可能不太在乎这些，走的是另一条路。年龄大的艺术家也不满足于已有的对于现代主义的思考以及研究，他们也常常讨论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间的关系，甚至会发生激烈的争吵，所以他们作品中的手法和气息上有很多中国传统人文画的气质与痕迹。他们一直都是在艺术的范畴之内做最大的努力，所以我说它不是革命或运动，我要强调一点是它是一种非常自由的艺术的发生。

　　七八十年代的展览的样子

　　我们已经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无名的政治史和艺术史的脉络，到79年时，文革政治结束了，江丰，刘迅这些美术官员又复出了。刘迅刚复出时就找了我们，请我们做一个公开的展览。1979年的7月份是无名的第一次公开的展览，是在北海的画舫斋，我们准备了两个多月，期间遇到了一些问题、一些困难。9月份时星星的展览从美术馆的街头也挪到了画舫斋，在我们之前，四月份有四月影会做的展览。四月影会的展览很特别，他们的摄影上面都有诗歌，那些诗是最早的朦胧诗的起源。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在79年的时候，这几个画会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新华社在和星星成员开会质问星星时，我和另外两位无名的成员也在会上，我也提出了我们对北京市公安局取缔街头画展的看法。在我们第一次公开展览中的成员王志平也是四月影会的艺术家。那个时候风起云涌地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我称之为前媒体的阶段，开始有了媒体，有了境外媒体。

　　79年对无名来说是第一次公开展，其实在7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地下展，我记得我们是11个人在张伟家办展，一共三十多幅作品。74年的时候是年龄大的几位和我们年龄小一点儿的聚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时，我们我们得用暗号偷偷地把作品运到张伟的家中以躲过耳目。当时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有结社有展览的话，后果可想而知，这其中还有好多好多的故事，我想这其中我没有办法讲地这么详细。

　　接下来我们回到79年的这个展览，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媒体，没有电脑，没有媒体传播。但每天平均看我们展览的大约有2700多人，展览结束后也有人从贵州等地赶来。虽然后来无名有点儿无声无息，但是我记得人们都非常热情地观展。我得到的questionnaire中也有人问到，就是做展览的过程中碰到过什么问题。我们在刚刚听说北京市美协让我们做展览的时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那时我们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也就是说你画画只是因为你热爱没有别的原因，你走这条路你不可能展出，你也没想过和“他们”一起展出。那时候没有画廊，没有美术馆，没有艺评人，策展人，批评家一概没有，也没有想过卖画，至今我的许多朋友，许多画会里的人他们连一张画都不卖的人也有。当然不是我，我现在还是想得比较开。这是那个时候的状况。

　　无名画会的故事

　　其中有一幅画是张伟的《装卸工》，现在上面展出的是他的两个稿子。他那时候插队回来以后有一段时间在做装卸工，每天早出晚归地拉沙子，非常辛苦，所以他画了他的生活。这张画大约画于76，77年，画的色调比较暗淡，很疲惫的装卸工。披星戴月地很辛苦。我那时候也在机械维修的车间做了12年的工人，所以这些我非常清楚。他这个画之后想在无名的公开展上展览，美协就说能不能不展出这张画，因为它那个格调和调子太暗淡了，送到上面审查可能会通不过。这就找到我们这边的人商量，有艺术家也是出于对大家的安全和对展览顺利进行的考虑，就和他协商问他能不能不展出这幅画。但是张伟很失落，他失落有他的道理。因为他认为，在74年的时候，在我家展览的时候，那个危险我母亲我的家人都承担了，为什么大家现在不能够承担呢，不能再冒一次险呢?当然最后他坚持展出了这幅画，于是我们的一些成员之间发生了冲突和不愉快。这个团体也从此就埋下了一颗日后分裂的种子。

　　那么到1981年的时候，我们办了第二次展，这次展览在同样的地方举办，但是规模就小了很多，里面的成员也就分裂了。而且大的环境大的气候在变化，星星办了三次展，无名做了两次展，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画会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到了80年代初时，信息逐渐开放，国门也在打开，作为我们这些年龄小的成员您可以说我们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或者说敏感也行，反正就是逐渐地在艺术上有了很多的分歧。到1982年时，我和张伟就从无名中分离出来了，然后星星里面也有几个人像朱金石，赵刚也从其中分离出来了，再加上已经去世了的冯国栋，还有已经洗手不干了的顾德新，包括已去世的唐平刚等人，我们走在了一起并在80年代进行了其他的探索，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在现在看来主要是现在最早期的抽象绘画实验。

　　我其实可以讲的还多得多，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简单地梳理到这儿。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无名年代这四个字，大家现在在百度上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附加上今天论坛，就可以找到“无名年代”大概接近六万字，是我06年初写的，我觉得可以一气读完，它有可读性不至于枯燥，那会帮助你们比较全面地生动地了解这段历史。最后向大家推荐高名潞老师的书《无名——个悲剧前卫的历史》以及《公寓艺术》，由于我的无名年代谈的也是这个事情，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完整的读一下。

　　在讲座的最后，马可鲁先生还与大家分享了他前几天写的诗作为这次对话的结束。

　　在那个时代，这些悄然发生的艺术活动，绝非运动，那被指“前卫”“现代”的，都是为了被艺术的灵光指引到大自然，并通过认识、感受自然，直抵人们心里未曾泯灭的那些最珍贵的温情、敏感、庄严、美与包容。

　　在那个时代，“为艺术而艺术”绝非褒意，而那时于他们“重要的是艺术”。

　　在那个时代，阶级异己是被不断消灭着的，而这些注定要被毁灭的却说：“你要毁灭我，我偏不!”

　　我敬重我至今无声无息的，甚至形同陌路的老朋友，我认识他们的画作，不管你怎样说。

　　你说：“那已经过气了”，我说：“不，那是真正的绘画。”

　　你说：“那不过是风景”，我告诉你：“不，那些是深刻的绘画。”

　　你说：“那不过是印象派，野兽主义的模仿。”我告诉你：“不，你还没有研究，它们是它们自己”。

　　你说：“那不是当代艺术。”然后我会告诉你：“兄弟，别那么肤浅，你已无可救药”。

　　希望这民间的力量，不仅是民间的力量，还是绵延不断的精神财富，教育启迪感受创造的艺术。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及其展览掠影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建筑内部空间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开馆展览“民间的力量”分为三部分：“征集竞赛单元”、“特邀单元”、“田野考察创作计划”。它们分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凸显了展览的主旨，呈现了中国现当代艺术中民间力量最初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这种力量在艺术史中的意义。鼓励新生代艺术家关注当下，从民间获取创作的灵感，以及强调观者作为一种民间力量的参与感。整个展览主题的选择和学术定位都体现了一定的思考深度，更值得关注的是，民生现代美术馆非常强调自身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应有的使命和角色，它关注教育，关注传播，它让艺术走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