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艺术家蔡国强之女蔡文悠是一个一典型的“艺二代”。也许在很多普通人的想象里，艺二代过的应该是令人羡慕的生活，仅凭表象，蔡文悠的生活也确实如此。不过，在她自己看来，却不是那么简单。

　　生于东京，成长于纽约，多元的文化背景令她时刻感到格格不入；自小随父母出入于世界各大美术馆及博物馆，艺术就是她的童年，年幼的她收获的只有孤独；频繁参与父亲遍布全世界的艺术创作及颁奖典礼，带来的是缺席课业和与朋友相处的困扰;头顶父亲的光环，她的脚下却是一片阴影。

　　如同那些火药创作、焰火表演，蔡文悠觉得自己也是父亲的一件作品。她享受着由此带来的种种福利，却也承受着种种平常人所不曾经历的孤寂和挣扎。在这其中，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始终困扰着她。

　　这些都真实的反映在她的最新散文集《可不可以不艺术》里。今日微信，选取了其中后记的部分文字和书中的部分图片。你可以看到，作为艺二代，她为什么首先想到的却是这一身份会让人感到害怕，而她自己又为什么有时候也会为此害怕。

对不起，如果我让你感到怕……

我自己有时也感到怕

文|蔡文悠

　　有时候，我觉得爸妈把我喂得太肥。只是“有时候”而已。但大学毕业后，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多。爸爸总嫌我不爱运动。他喜欢捏着我手臂上的肥肉，开玩笑地问我长了多少肌肉。然后我们一起出门去到一家巨贵的餐馆，每人点上一份二十道菜的套餐。

　　十七岁那年，我走进KNOLL在切尔西一幢仓库大楼中的展场，订购一张弗兰克·盖里设计的桌子。几年后，我爸爸与弗兰克·盖里相识，开始合作各种项目，包括在爸爸家乡的一座博物馆和我们在新泽西的乡间别墅。二十岁时，我从瑞士搭乘公共交通，偶然进入德国境内，在Vitra站下车，便参观了Vitra基金会和盖里在欧洲的首个建筑设计。不到一年后，我与盖里及他的家人一起坐在爸爸工作室的餐桌旁，向他的第一任妻子抱怨大陆航空的糟糕服务。

　　生活永远是一连串的巧合，我常因身在其中而不能自知。

　　我是爸妈的掌上明珠。他们看着我，多希望也能像我这样在殷实、富裕的环境中长大。有一次，我们一起参观我准备申请入读的私立高中，我们参观了为艺术班打造的整整一个楼层和一间暗房，还有一层是科学馆，有一个穹顶，一个小孩在一侧悄悄说话，别人在另一侧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穿过图书馆的夹层，目光越过磨砂玻璃围栏，俯瞰宽阔的书库里一架又一架的书。这次参观立即在爸妈身上产生了戏剧效果，他们一脸憧憬，一定要把我弄进这所学校，不再考虑送我来这里，然后读大学，然后还可能继续读研究生，这一切共要花掉他们多少钱。

　　二十三岁那年，我已去过大约三十个国家，两度环游地球，在“全球最佳餐厅”诺玛(NOMA)连吃六个小时，乘坐私人飞机出行，聘请米其林星级名厨主理宴请宾客，生日派对有调酒师奉上火焰鸡尾酒，还在艺术拍卖会上买过数不清的作品。

　　这一切听来无限奢华，然而，我见过许多人年龄比我还小，生活之奢华却远胜于我。我总觉得他们活得不自在，走到哪里都有司机和保镖相随，我则总是留心检点，考虑朋友们的经济状况，从不带他们去太贵的餐馆共餐，并且事事节制，点菜时也注意价钱，免得人家和我一起买单时太过破费。

　　在很多方面，我都像是爸妈“新生活”的一种写照。仿佛我全然不知他们曾如何辛苦地打拼，可以毫无后顾之忧、信心满满地前行，可以带着他们的“遗产”开拓新的天地。我对这一切心怀感念，但，我也面对着别样的挑战：必须在他们为我提供的这一切奢华逸乐之中认清自我，不要养成轻浮的习性。我的生活对别人来说是个传奇，他们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到布鲁克林去看朋友都是开车，不用搭乘地铁，我从未吃过玉米热狗，随时进高档鸡尾酒吧小酌，不用等到周末。这是太过奢靡的生活，我从不好意思与人分享。

要像爸爸一样成功，在圣保罗无家可归，睡在自己的展览海报下，2013年7月

　　每年，许多孩子从罗德岛设计学院毕业，便纷纷搬来纽约。许多人来这里，只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该来的地方”。每逢我去看一个公共艺术作品，总会遇到一起上过课的同学。有一次，我正走出西野达(TatzuNishi)在“哥伦布圆环”(ColumbusCircle)的“包围式”雕塑，便遇见大学一年级时住我楼上的女孩，她在那里做义务讲解员。又有一次，我走进最喜欢的书店，见到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的最好的朋友在前台上班。再有一次，我随随便便走进东村一家很酷的店面，见到前台后面站着我在一年级时的一位宿舍舍友。还有一次，我去一个老师开的画廊看另一个老师的展览，遇见了雕塑系的四个小伙伴，都见证过我那三年在课堂点评时的摸爬滚打、满心挣扎。大家都充满热情，每个人都满心热望地想在纽约做个饥饿艺术家。纵使我们在学校时并不很熟，在这里见面也都由衷地开心，交换电话号码，传递着派对的邀约。大家都在试图寻找某类微薄的工作，好能支撑他们在纽约清贫的生活，我则对他们说自己在写一本回忆录。

学院的雕塑课上，大家在想象的篝火(固体酒精罐)上烤夹心饼干。

　　用过几次“回忆录”这个词，我便不再用了。我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想说，“我只是在写一本记载自己成长的故事集”，却依旧难免有回忆录那种自命不凡的语调，意图也依旧模糊、暧昧。我想，别人一定会觉得“她应该找一份工作”。而其实，我确实有一份工作，但，那不是人们在大学毕业后找的那种正常的工作。“我在写一本关于我的成长的概念之书，其中会包括我在多年中拍摄的照片，这将是一本有创意的非虚构作品。”我可以这样说服自己。

　　我满世界飞行，拍摄我爸爸的展览，由此，我拍的照片也会被用在展览图录和国际出版物中。当妹妹的艺术雄心使我们的旧loft公寓拥挤不堪，便由我出马，帮爸妈找到一个新家。他们信任我，也依赖我会讲英语，所以我成了他们的得力助手。然而，这些事儿都不算正儿八经的“工作”，别人不会认真看待，也没法写进个人简历，因为我在给自己的家人干活。

　　大学毕业后的那一年，我去过七个国家，三个大洲。有一半的时间，当我收到朋友邀我出去玩儿的短信，我都得告诉他们我不在纽约。我必须向他们解释，我在东京、巴西利亚、哥本哈根、吉达，或者干脆说在火星，他们还因此多付了国际长途短信费。我对舒敏说，我宁愿在五个人合租的布鲁克林烂公寓里和他们厮混——其中一个人是个野外迷，每天除了看《动物星球》(AnimalPlanet)什么事都不做;另一个是个挑食的“法国癖”，只吃依云矿泉水冻的冰块、芹菜茎和番茄片。这些东西比我的处境浪漫多了，我当时站在东京的酒店房间，穿戴一新，去参加一个爸妈在其中都算“年轻一代”的无聊宴会。我在宴会上虚度三个小时，试着和一个人说话，他却早忘了我的名字;和另一个人说话时又被当成我九岁的妹妹。我妹妹当时就在一旁，拒绝调整“横跨太平洋”的时差，愤愤地争取着自己到角落里打瞌睡的权利。

　　我为爸爸的展览和爆破现场拍摄的照片会出现在一些最顶级的杂志上，如《纽约时报》、《纽约客》，等等。此外，展览图录的封面和其中70%的作品图片也都出自我手。爸爸告诉我他挑选照片时，并不知道那些是我拍的，图录的设计师在选图时也不知这位摄影师与他有着血缘的关系。不过，见到照片出现在这些众所瞩目的杂志上的兴奋之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冷静下来思量一番，我明白这些并非我的功劳。爸爸是个著名艺术家，他的作品和配图出现在报道里理所当然，只是碰巧我在现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那些照片。当亲戚告诉我他们为我感到骄傲，我觉得他们是小题大做。当我因关于爸爸的纪录片接受采访，姑姑对我表示祝贺。姨妈和姨父则为在《人民日报》上见到我拍摄的“九级浪”船只飘荡在黄浦江上而感到兴奋。这些却都不是我为自己预设的道路。

　　在一个家族聚会上，阿太的一个干孙女问我，“你现在都干些什么?”我不情愿地回答，我陪着爸爸旅行并为他拍摄照片。她说，“你爸爸能有你给他当翻译并且照顾他真是太幸福了。”我内心觉得很可悲，想要纠正她的误解，但那只会浪费精力。

　　最近，《纽约时报》有篇关于一位从西非返回纽约，结果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医生的文章，他在当地服务于受埃博拉病毒侵袭的社区，报上还有一张他的照片，取自其Linkedin页面。我最好的朋友上腾和我开玩笑说，这对那张头像的拍摄者是多大的荣誉啊。这张照片不仅印在《纽约时报》上，在你能想到的每个媒体端口的即时新闻版块都能见到。

　　许多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的头像都是我拍的，若是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位感染了某种致命病毒，我也会作为此人照片的拍摄者而处处留名。当朋友遭遇人生中的大变故，家人却恭喜我拍摄的照片登上《纽约时报》。这会不会使我觉得自己的摄影师身份有点儿名正言顺了呢，这事儿不到真的发生还真不好说。

　　我的朋友们全成了饥饿艺术家，怀着明确的生涯规划，孤注一掷地创作艺术，我却整天帮着爸妈跑腿，预约查看百万美元的loft房产清单，或在佳士得拍卖会上竞拍德·库宁(WillemDeKooning)、罗斯科、沃霍尔、弗里德曼(TomFriedman)、勒维特(SolLeWitt)这些人的作品。

　　我爸爸最近开始为即将在故乡泉州建设的美术馆收藏艺术品。我们一起翻看印象派专场拍卖会的拍品图录，认真比较某件马蒂斯的作品与他在美术馆中展出的名作是否相似，查看有无签名。我们联系在佳士得的朋友，请他提供我们感兴趣的拍品的状况报告，看看那件作品是否值得投资，思量我们愿意付多少钱。然后，为了避免爸爸在拍卖会上被人认出，便由我出场竞拍。我捧着一本夹满便条纸的拍卖图录，等待拍品现身。我觉得举牌太过招摇，想要出价时便举手示意。我出过价，然后别人出了更高的价，拍卖师便望向我的方向，看我是否还要抬价。我就点头，表示是;摇头，表示否。每当我们心仪的拍品号被报出，竞标开始，我便肾上腺素暴涨，两手发抖，却要在这一屋腰缠万贯、久经拍场的竞标者中拼命装得沉着冷静。我才只有二十二岁，就被英国腔浓重的拍卖师称作“拍场中央的女士”。有一次，我竞标成功，前排的一位中年男人回过头来表示祝贺，自称是一位画廊主，问我是不是做艺术买卖的。见到一位专业人士主动来和我搭讪，我心中暗喜，意识到自己或许真的有些特长。

　　走出拍场时我总感觉怪怪的，我坐在那里两个小时，举举手，歪歪头，花掉的钱就抵得上大学好几年的学费，而我有许许多多的同学大概还要奋斗上十年才能还清他们欠下的学生贷款。过去，在和别人聊天时，我常常不能公开透露自己在忙些什么，但，如果我不说上星期的七天里我有两天都是在拍卖场上过的，我就没有别的什么好说，就愈发地陷入到一种错觉里。我不善于保守秘密。说我不善于保守秘密，是因为“不想保守秘密”就是我的秘密。

　　像许多同学一样，我也有毕业后的焦虑，试图明确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实现那些目标。但，与许多人不同的是，我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左思右想，直到醒悟，因为我没有什么紧迫感，没有“非要不可”的奋斗目标，更不必担心失业在家。我对别人说我在写一本书，而其实，我去咖啡馆上网，一上就是几个小时。

　　当我有幸与名流豪富会面，总是很怕与他们说话，便常常把自己藏在食物后面。我回到家中，与理解我、支持我的父母共处，便愈发想要躲避这个世界，害怕处理那些会对我有威胁的境况。比如，我曾与一位知名人士全家乘喷气式飞机环游世界，她邀我做她孩子们的中文老师，回去后我却连给她写一封简单邮件的勇气都没有。这事貌似不难，因此该是个好机会……但，我觉得自己百无一技。出于恐惧，我拖着不回复，直到爸爸给我鼓劲，让我能够以专业并且委婉的方式谢绝她的诚意邀请。他的话语充满智慧，帮我卸下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再觉得自己百无一用，努力在生活中更加自主地做出选择。这是我大学毕业后在家获得的一些学习体验。家庭教育成了大学教育的延续。

　　我同情那些饥饿艺术家，我甚至嫉妒他们。我觉得自己拥有这种种的特权与方便，却全都没有珍惜。我会乐于在一座农场里简简单单地度过余生，但，这只是说说而已。因此，与此相反，我尽可能地帮助朋友们，尽管自己难以使所有的点都连缀成形，至少，能画出一些点也是好事。

　　大学毕业后，我搬回家住了将近一年，爸妈就搬了出去。我帮他们找了一套loft公寓，从原来的住处步行五分钟即到，他们便都没有异议。我还窝在原来的住处，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这样一套房可谓巨大。别人问起我为何没有室友，我就说我住的公寓不允许合租，这是实情，但我本就愿意一个人住。爸妈再不能“监视”我的生活，我可以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吃饭和开派对。大家来我家的天台野餐，与我一起品味自制鸡尾酒和古巴迷你雪茄。我给每位来我家做客的朋友拍了照片，布满一面“宾客墙”，这是受安迪·沃霍尔的启发，做一份我朋友的“群英谱”，呈现纽约艺术圈新生代中的一小股力量。朋友邀来朋友，不久，我的“极品天顶派对”就在圈内传开。有时大家玩儿到夜深，就睡在我家，无须去赶班次稀少的夜间地铁折腾个把小时返回布鲁克林。第二天一早，从我家步行十来分钟就可以到上班的地方。

　　素不相识的两人在别家的派对上相遇，一人随口说她认识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人住在曼哈顿下城的loft公寓，另一人说他也认识这样的一个人，接着，两人便都意识到我是他们共同的朋友。

　　我住在纽约下城，这地方的楼房多是工业厂房改造成的艺术家工作室，我住的街区有巴斯奎特(Jean-MichelBasquiat)、劳申伯格、蔡国强原来的工作室，我决定把自己的住处弄成一个展厅，给忙于打拼生计的年轻艺术才俊们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坚持创作，并能有个地方展示作品。这样，纵使他们忙于一份全职工作，要负担纽约贵得出奇的生活成本，还是可以把艺术创作放在首位。我策划了一次艺术活动，召集从各个领域(雕塑、建筑、动画、摄影)毕业的同学开个沙龙，讨论进行一场与我家和我自己有关的“特定场地展览”的种种可能，还必须考虑不能打扰到那些极难搞定的邻居。

写完这本书，我在卢浮宫，2013年10月。妈妈吴红虹摄影

　　毕业之后，我发现自己填表时总要把“职业”一栏空着，因为再也不能说自己是“学生”了。至今，我不曾后悔选择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雕塑，虽说依旧宣称自己不想做个艺术家。每次乘坐飞机，我都要盘算半天到达后怎样向目的地国家的入境官员解释自己的职业，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无业人员，怎么会是个“空中飞人”?我不是个作家，我不想说我是个摄影师，因为我沉溺于自己的业余风格，只是偶尔拍出好照片。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能成为一位电影人或概念店主，但现在还不是，即便我是，也不愿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有许多我敬仰的人带着这样的头衔，但我现在不想(或许将来也不会想)把自己视作他们的同道。因此，在机场入境前的最后一刻，我被告知必须填满表中空白才能前行，在这一刻，我极不情愿地成了一名艺术家。

　　我意识到自己的所有兴趣都能被“艺术家”这个宽广的头衔囊括，纵使整个余生都要用来努力适应这个名词。或许，我宣称自己不是艺术家，体现的是一种更强的艺术立场，我执著地走着一条成为“非艺术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