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在甘肃省博物馆，一位观众拍摄法国无偿归还我国的32件流失文物的展览图。

　　近日，经过中法两国政府的积极协商和甘肃省考古部门的多年努力，流失法国20余年、出自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的32件秦早期金饰片，历经种种波折终于回归祖国。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其全部划拨给甘肃省博物馆永久收藏和展示。

　　为全面介绍大堡子山秦早期墓葬遗址情况，反映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联合打击、制止文物盗掘犯罪活动，追缴回部分被盗文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7月20日至10月31日，“秦韵——大堡子山流失文物回归特展”在甘肃省博物馆举办。

　　“32件国宝级文物为何流失海外?”“回归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过程?”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并深入礼县大堡子山进行探访。

　　古墓惨遭盗挖大量文物流失

　　大堡子山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永兴镇境内，山体地势略为陡峭，山顶平缓宽阔。整座山脉由南北两山连接而成，北山上有清代夯土筑成的堡子，大堡子山因此而得名。

　　7月18日，记者来到礼县大堡子山，南山山脚下的平缓地带有发掘后填埋的3号墓、2号墓，还有挖掘后没有填埋的祭祀坑和车马坑。南山半山上，是正在挖掘的31和32号墓。31号墓几天前还挖掘出了西周晚期的20件陶器。

　　南山对面的北山上，是21号建筑基址。

　　在祭祀坑、车马坑和建筑基址，随处可见坑坑洼洼的洞穴，都是当年犯罪分子疯狂盗墓留下的痕迹。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文物流失报告》负责人之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告诉记者，1992年，当地农民在大堡子山挖龙骨(一种古生物化石，被传为名贵中药)时，发现了古墓，内有沾满绿锈、形制壮观的铜器。这一消息很快引来盗墓贼，一时间盗墓者接踵而至，大堡子山尘土飞扬，大量文物被挖掘后迅速流向海外。

　　为严厉打击盗掘古墓犯罪活动，1993年6月15日，甘肃省政府召开全省电话会议。11月中旬，一批盗掘、走私文物的案件相继侦破，许多铤而走险的文物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大规模盗墓活动基本被遏止。

　　1994年开始，甘肃省文物部门对大堡子山进行抢救性发掘。2004年起，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现为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组成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探究课题组，并组建联合考古队，重点发掘大堡子山。2015年，宁夏考古所也加入联合考古队。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开秦人族源、发展和变迁，秦文化遗址分布规律，秦与周、戎及中亚古代民族和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多年来困扰学术界的问题。

　　当年发掘的祭祀坑，发现的主要遗迹有人祭坑4座、灰坑6座、乐器坑1座。乐器坑内南侧为钟与钟架，北侧为石磬与磬架。在钟架的一侧还发现了一组石磬，石磬的上方是磬架。这套编钟保存得非常完好，出土后仍然可以发出清脆悦耳的美妙音响。此次考古发现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十余年间，联合课题组在秦进入中原前的主要活动区域西汉水上游、清水河流域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新发现与早期秦文化有关的古遗址、古墓葬近70处，对礼县大堡子山等重要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获得一批重要学术成果，出版刊发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报告、专著、研究文章，秦人族源、早期秦人葬制、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渊源等课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为加强文物保护力度，礼县成立了文物局，建立了三级文物管护网络，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文物保护法，对全县野外文物遗存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摸底建档，并组织编制了《大堡子山遗址及墓群保护规划》。

　　2011年，大堡子山遗址及墓群保护项目正式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计划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

　　2012年9月，投资5960万元的甘肃秦文化博物馆在礼县建成，馆藏青铜器、石器、陶器等文物3096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75件。

　　今年5月，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及墓群环境整治工程立项，工程估算投资1.78亿元。

　　各界齐心协力 国宝回归故里

　　因大堡子山秦公墓是被意外发现的，文物大部分流失，出土文物遍布世界各地。礼县大堡子山流失文物调查报告显示，已知有81件文物流失海外。

　　在相关国家政府和友好人士的支持下，一些流失海外的大堡子山文物开始回归祖国怀抱。2009年，美籍华裔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将所藏的6件秦国早期青铜器捐赠给祖国，包括秦公鼎3件、秦公簋2件(均有铭文)、秦式鍑1件。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郭炎将自境外征集的2件鸷鸟形金饰片、1组小型金饰片捐赠给国家。

　　据王辉介绍，最早发现大堡子山出土的金饰品流落到法国的，是著名考古学家韩伟先生。1994年，他在法国巴黎见到一批秦早期文物，包括金虎1对、鸷鸟形金饰片4对8件、小型金饰片30余件。但要真正确定这些金饰品就是从大堡子山被盗而流失出去的，还需要考古学证据和法律证据链条“双重证据”。于是他们把金饰品本物、附着物的成分进行分析，并把结果提交给法方;法方也对他们所藏的这些金属饰片做了相同的分析。结果发现，上面附着的朱砂和泥是完全相同的。

　　同时，在法律链条证据方面，中方工作人员走访了当时参与盗墓的一些人及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根据当年的卷宗内所陈述的盗掘及金属片形状等情况，正好和法国方面所藏的金属片的描述相吻合。

　　确定了国宝在法国，但是该如何追索呢?

　　据国家文物局社会文物处吴旻处长介绍，对金饰品的追索，早在10年前就启动了。

　　2005年，国家文物局启动大堡子山流失文物调查项目，建立确凿的文物被盗流失证据链;与此同时，开展国际公约和相关国家适用法律及返还案例研究，编制开展追索工作的法律文书。

　　2010年，国家文物局“投石问路”，向收藏有大堡子山流失文物的多个外国机构致函，希望对方能够按照相关国际公约的原则精神，归还被盗流失文物。

　　恰巧，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参加国际博协大会时，碰见了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他恳请热爱东方文化的希拉克为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提供帮助，希拉克表示同意。

　　2014年，国家文物局再次向法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归还文物的要求。同年7月，中法联合专家组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等地开展实地调查工作，通过器形学对比和金相学分析，最终确认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32件金饰片正是从大堡子山被盗流失出去的。

　　流失文物出土地确定了，可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法国法律规定，所有国有资产都不能转让，而国立博物馆的馆藏就属于国有资产。

　　为解决这一棘手难题，中法两国政府积极寻找流失文物返还的恰当途径。由于32件文物分别来自法国商人弗朗索瓦·皮诺和法国古董商克里斯·戴迪安的个人捐赠，我国政府建议文物原捐赠人撤销对吉美博物馆的捐赠行为，将文物返还中国。

　　最终，法国政府决定，促成文物的收藏者同意撤销对博物馆的捐赠。今年4月，皮诺同意，通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无偿归还4件鸷鸟形金饰片，戴迪安则直接到北京，把28件小型金饰片交给了国家文物局。

　　至此，32件流失海外20多年的国宝回归故里。

　　秦人第一陵园 揭开神秘面纱

　　大堡子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为何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它有着怎样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

　　秦人强盛，一统天下。然而，他们的祖先究竟生活在哪里?曾是学术界一个没有定论的话题。

　　1974年，陕西秦兵马俑及秦始皇陵被发现，引起海内外强烈轰动，众多历史、考古专家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研究，指出秦人应有四大陵园：西垂陵园、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临潼秦始皇陵园，其他3座陵园相继在陕西发现，然而关于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园的所在地，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于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

　　文中所言的非子，即为秦非子，犬丘即西犬丘，亦即西垂。

　　从司马迁的记载可知，远古时代的秦只是一个小部落，地处与西戎接壤的偏远西部，善于驯马和驾车。

　　因非子为周王室牧马有功，被周孝王封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先祖在西周政治舞台上才崭露头角。

　　大堡子山陵区出土器物的青铜重器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均具有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时代特征，但规模如此之大的陵墓，墓主到底是谁呢?

　　由于散落各地的大堡子山青铜器铭文中多有“秦公”“秦子”等字样。而庄公死时仍是大夫，他死后7年，其子襄公封为诸侯后追称其为“庄公”，因此他不可能随葬有“秦公”铭文的器物。历史上秦公没有两代同葬一处的惯例，据此推测，M3与M2号墓主应分别为秦文公和他的未继位先亡的太子静公。

　　而金饰片极有可能是墓主的殉葬马匹身上的装饰品。

　　采访中，省、市、县的秦早期文化研究专家一致认为，从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嬴秦族在西周时期为周王朝的附庸国，东周初年被封为诸侯国，早期秦人主要在甘肃东南部的渭河上游及西汉水上游一带活动，礼县大堡子山正是西周至春秋秦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秦早期都邑“西垂“在礼县，秦人第一陵园在大堡子山，礼县是秦族、秦文化的真正发祥地。

　　有关专家认为，“秦西垂陵园的发掘是二十世纪继敦煌藏经洞和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因此，所有大堡子山遗址被盗文物都是研究秦国早期历史的宝贵资料。

　　大堡子山文物的回归，对研究秦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炼、铸造、礼制、陵寝制度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而作为我国首个通过官方依法成功追索文物的案例，此次大堡子山文物的回归，必将加速走私出境其他珍贵文物的追索和回归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