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人枕特别火，4个亿，宋朝定窑，既创造澳门拍卖史的记录，也是定窑瓷器的世界纪录。然而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却受到了外界的不断质疑。并被专家以台北故宫藏定窑孩儿枕拿来做对比，无论是比例、开脸、造型还是工艺等方面，都远不值成交价。尤其是美人枕腿与脚的处理，完全仿制了故宫孩儿枕，并采用80年代以后注浆电烧工艺底的处理方式。这样一双翘起的双脚，是安在美人身上合适，还是孩子身上呢?

　　美人枕之外，则有更多信息被挖掘：此次拍卖竞标完全为同一家公司自导自演，绕个圈到澳门天价买下原来属于自己的藏品。为了什么呢?更多的钱呗。这家公司主营艺术品金融，从事将艺术品份额股票化的业务，再利用高息吸纳投融资。这种模式早在前几年文交所火爆的时候已被政府叫停，并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次上拍完全是一次为投资者们打的强心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有钱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文化产业。近些年私人博物馆，美术馆可谓是雨后春笋，董事长、总经理远不如一个馆长值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这同样适用于高大上的文化产业。在当代语境下，刨开了所谓传统文化的面纱后，就会发现里面通篇只有两个字“赚钱"。像这个美人枕一样以所谓的”文物“曲线救国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除了美人枕，还有乾隆刀。

　　对于铁岭市西丰县的很多人而言，乾隆宝刀有着另一层含义，在铁岭的这把乾隆刀并不值钱，却会赚钱，一赚一个多亿。

　　我相信以文化为幌子最赚钱的道理，程红比谁都了解。她就是铁岭乾隆刀的主人，也是鹿城博物馆的馆长。假刀，假文物，却以博物馆为名收藏，吸来了一个多亿的真金白银，然后让她进了监狱。事情到退回2011年11月15日：

　　“鹿城博物馆”几个大字高高耸立，格外引人注目。大门外，祝贺博物馆开馆的条幅高挂，贺喜的花篮把博物馆装饰得花团锦簇，街道上彩旗飘扬，军乐队演奏着欢庆和迎宾曲。全城都沉浸在喜庆气氛之中。

　　正如当地政协主席所说，博物馆的开幕“填补了县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项空白”，我相信也填补了当代文化诈骗史的空白，在这样一个总人口35万的小县城里，馆长程红可谓是风光无限。

　　眼看她起高楼：博物馆，乾隆大宝剑，你只要交上钱，她每月反你2分利。什么?你担心还不上钱?北京的专家鉴定过，我一把刀就值一个多亿，还怕我还不上钱?刀就在馆里摆着呢，自己去看。虽然程红从05年便开始非法集资的步伐，但知根知底的乡里乡亲并不认可。随着博物馆的开业，文化名声在外，加上高利息的诱惑，越来越多的人把钱投给程红，不乏一些政府官员。

　　眼看她楼塌了：非法集资，资金链断裂，以警方介入告终，一众父老乡亲血本无归。

　　显然，以大部分当地的农民而言，是没有分辨一件文物真假的能力，私人博物馆堂而皇之的展出假文物，却并没有那一个单位进行监管。农民解决不了文物的真假问题，业内人士与学者们呢?

　　2011年，这套”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含坐凳)“成功夺魁，以2.2亿人民币的成交价，荣登年度玉器拍卖榜首。对此件物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南泉对媒体表示，“经过我对玉凳的玉质、沁色、包浆、工艺、纹饰等各方面的综合判断，其确实属于汉代器物，结论无误。”

　　然而按照大众的历史常识，汉朝的古人都是“席地而坐”，当时并没有发明凳子，从器形上看更像是仿制的清朝宫廷家具。再从古代服饰考证，汉代的服饰是开裆裤配深衣，穿开裆裤端坐在凳子上怕是非常不雅，所以当时的人以跪坐为合乎礼节的坐姿。然而，历史的记载与大众的三观，统统敌不过一个逻辑：

　　“历史没记载，不代表汉代没有凳子。”这是当时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的。如今，真相已大白，此件玉器为邳州一赵姓老板之手，50万以工艺品卖出。啪啪啪，研究员与主任的脸。

　　“少见多怪，那东西就是邳州人造的，是赝品。”邳州一家玉器店老板

　　然而，说来说去，纠结真假的只是我们这帮旁观看热闹的。行业内，只要有钱赚，有鉴定费有红包，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共同营造一个拍卖行业的盛世。看热闹的除了动动嘴皮子，讨论讨论真假，还能干什么呢?对于这些利益方是丝毫没有影响的。你说专家收了红包，证据呢?世界上没人能犯错误，就算是假的，看走眼一次也很正常嘛?万一是真的呢?

　　"万一是真的"这个逻辑是每天都在上演的买假卖假们的核心逻辑，从凳子到宝刀，对于中国整个艺术品市场而言，真假问题都已经是钱之外，无法回避的最大问题。”万一是真的“这个逻辑背后，隐藏着是熏心的利欲，所谓传统文化不过是个表皮，茶叶与盘的油光水滑的手串之下，本质上与某些传销并无二致，灌输的是荒谬的文物观。当然，“万一是真的”这个逻辑危害到不算大，可怕的是传销洗脑式收藏登场：”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真的?

　　总而言之：“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好东西不胜繁数，以前没看到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博物馆没有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专家不认可的东西不代表就不是真的。——国宝帮指导思想

　　“国宝帮”，在收藏圈可谓是赫赫有名。对于中国人来讲，博物馆进入中国人生活的历史不过百年上下，无比厚重的文化积累与沉淀，文物收藏与普通人的距离，诞生了这么一朵奇葩。

　　2013年，我国知名博主马伯庸曝光了这样一个博物馆：河北衡水冀宝斋博物馆，事件详细此处不再赘述。唐斗彩人物叙事大缸，雍正年间的粉彩金陵十二钗大缸，姑且不论曹雪芹与斗彩在不在。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一种传销式洗脑思维：文化的缺失带来的是对自己或”带路人“盲目的信任，在长期这种思想的熏陶下，正确的观念与知识已然被歪曲，只留下无尽的欲望。国宝帮与收藏毕竟小众，远不如传销危害大，但其中透露的一点信息缺令人细思恐极：

　　现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衡水市“十馆一中心一剧院”重点项目之一。该馆曾先后被确定为河北省少先队实践教育基地、衡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年成为河北第三批“省级科普基地”。

　　你自己掏钱自己收藏这些也就算了，还洗我们下一代的脑?在这里，博物馆的公众教育职能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的摧残，诸君不免设想：百年之后，如果都是这种所谓的博物馆，所谓的文物大行其道。谈何文化、历史?更遑论艺术市场，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比如近期在圈内引起一定轰动的浙师大陶瓷艺术馆，我们姑且不讨论这个陶瓷艺术馆与4.2亿天价拍出争议美人枕拍卖行的瓜葛，也不讨论未鉴定的艺术品大批量进入教书育人的校园展出正确与否，更何况当天展出时展签上并没有标注未鉴定。我们只讨论一个问题：”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究竟有几个。

　　作为扬州博物馆镇馆之宝，目前，元蓝釉白龙纹梅瓶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三件，而扬州博物馆这一件为品相最好，也是最大最完美的一件，其他两件分别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北京颐和园管理处。那么问题来了，出现在浙师大陶瓷艺术馆，又是哪一件呢?当然，这个问题一定会被：“以前没看到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博物馆没有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这个逻辑所回答。但是这样的”争议“物品，出现在了教书育人的师范大学里，真假真的那么不重要么?如果在中国，真假不那么重要，我们还需要博物馆么。

　　浙师大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一名大一学生看完展览后说：“种类丰富，展品精致，让人大开眼界，没想到不出校门就能看到陶瓷艺术展，近距离观看实物让我对陶瓷艺术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从汉代的凳子，到一个经济发达省份的重点大学的梅瓶，如果仅仅是一系列有争议的文物，怕并不会引来如此关注。最令人悲哀的是，对于发明了陶瓷的中国人而言，“陶瓷鉴定难度太大”。真的是鉴定难度大么?恐怕不是技术上难吧?唯钱与人情世故太难鉴定。所谓以未鉴定，供学术讨论，待权威鉴定等托辞，放到博物馆的语境下来说也不合适吧?那博物馆与地摊有何区别?

　　那么，这些假瓷器假文物又愚弄了谁呢?一个个怀着对传统文化高山仰止而观展的中国人。而后，则是私人博物馆，甚至公立博物馆公信力损失。

　　“请问局长，你去过冀宝斋博物馆吗?你懂鉴定吗?冀宝斋博物馆是河北的光荣还是耻辱?”

　　“因为全国许多收藏家看了冀宝斋的藏品后都说，冀宝斋博物馆的藏品是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瓷器史……以后全世界研究中国瓷器的学者都应以冀宝斋为基地;而北京马某某的某某博物馆的藏品，基本是普品，一般收藏家都不会要。”——中藏网为翼宝斋辩护文节选

　　我们抛开瓷器，回到铁岭，其实对于当地人而言，博物馆的存在怕并不是那么重要。之所以向程红投钱，无非是看准了利，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程红骗了一群父老乡亲的钱，已经被法律制裁。那么，披上文化的幌子后，有钱人的钱好骗么?

　　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长，中国画马大师，阎飞鸿会告诉你不用骗，也不用刀，几张纸就让有钱人拎着现金来抢。

　　宣纸之上，大师笔墨缭绕，气定神闲，而后一幅中国画便徐徐诞生。对于中国人而言，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遥远：一方面是进入观念领域的当代艺术，一方面是中西现代之间摇摆不定的中国画。节假日感受一次艺术气息分外奢侈，或者说，大众看得懂，而又不匠气的艺术，已委实难求。

　　在房地产商海中摸爬滚打多年的刘先生，就是被阎大师的艺术气息所感染，一如欧洲的艺术赞助商一般，在大师表达出生活窘迫后，资助梵高一样的穷画家，共同维护中华传统文化一度令他信心爆棚。

　　在阎大师会长身份下，刘先生一箱一箱的现金都用来购买了阎独家提供的往届画会大师们的作品，更令他感激的是，阎经常嘱咐他不要去其他地方买画，现在假画这么多，收到假的我也颜面无光。前前后后，1.4个亿的真金白银。如果阎大师不那么贪婪，如果不是河北警方的介入，刘先生现在可能还在拿钱买画，当然都是假的。

　　对于中国画市场而言，真假的问题并不比瓷器杂项好到哪去。玄之又玄的文化，为一个个大师披上了常人捉摸不定的面纱，相关的骗局数不胜数，只会让你感慨防不胜防。而在热热闹闹的中国画艺术市场，水就更深了，大大小小的拍卖行，一张假画被倒来倒去，形成一个心照不宣的艺术市场。

　　我们时光倒流，看一看中国拍卖第一案：

　　1995年10月28日，杭州“95秋季书画拍卖会”上，一家企业总经理以140万元的价格，拍到10件作品，后经专家鉴定，其中6件为摹本后，立即将拍卖行告上了法庭。自知理亏的拍卖行将其中的5件做了退回。唯独对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110万)拒绝退款。原告将此画送往北京，请当时尚在世的徐邦达先生鉴定，因为此画作的左下方有徐先生数年前的题字，而徐先生则认为，此画为假，自己题字为真，是有人将画心与题字移花接木，形成了一个权威鉴定过的假画。而后又请史树青先生鉴定，史先生也认为其为假画。

　　《仿石溪山水图》大立幅，自题参王叔明、黄子久画法，此题与本幅内容大相径庭，用笔设色毫无石溪本色，更乏王叔明、黄子久韵致。此幅所用颜料很脏，虽是大幅，内容显得琐碎。题款字体薄弱，无大千先生之神彩，图章位置太高，油新、色浮，非五十年前所铃盖。谢稚柳、徐邦达二先生边跋，不作评论。”史树青

　　经两位权威大师的鉴定，此画应该可以退回，打赢官司了吧?法庭上，被告代理人、著名律师陶武平则掏出了另一个权威的鉴定，谢稚柳先生鉴定此画为真品。权威对上权威，只是谢先生作为这场拍卖的顾问，出现在法庭上并不合适。于是被告人代理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个权威的排名更高呢?“买家总经理倒是应对从容：”对这些鉴定专家的排名先后，国家从未发过有关的正式文件。”当然，此案最后原告打赢了官司，只是证据无关真假，真假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只因拍卖行一方在竞标这幅画时安排了托，自己卖自己抬价的录像被原告律师所掌握。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61条。

　　2005年12月，一位藏家在北京知名拍卖会上以252万购买了一副吴冠中的油画《池塘》。半年后她欲上拍这张画出售时，被告知为假画，建议她与拍卖行交涉，为了拿出证据，她找到当时尚在人世的吴冠中先生鉴定，随后，画家在画上写道：此系伪作。

　　有了画家作为鉴定，真假肯定不是问题，足够权威了吧，然而多方奔走依然无门，并在随后的诉讼官司中落败，在艺术市场，哪怕是有钱人，掌握了权威的证据，维权依旧艰难。

　　“我现在只能在家里看一些大拍卖行的画册和目录，遇到假画，我告诉他们是假的，他们不再拍卖，也不会追查，拍卖目录也不会回收毁掉，几年以后，这个目录都可以成为卖假画的证据，为以后的人卖假画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因为他们收了假画的广告费;那些小的拍卖行和画廊卖我的假画，我根本管不过来。”吴冠中

　　从国宝帮到大师的画，真假就是整个文博行业的阿喀琉斯之踵。文化之下，只映照出部分中国人的无尽欲望。这已经不是一个多少钱的问题，而是真真正正影响到了文化传承的问题。我们城市中建了一批假文物，假古城，而后又要建立一批假博物馆，再放进去一堆假文物，一群人戴着假文玩，自豪的感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曹雪芹不到21岁就写出了红楼梦，不信你看翼宝斋里面的“清雍正年间的粉彩十二开光金陵十二钗大缸”。

　　这与被搞传销的洗脑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