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青铜器

　　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不仅是“重器”，而且还是“贵器”。在周代，作为礼器的青铜器也不是一般人能享用的，甚至上达天子下至士大夫所用青铜器的数量和规格都有定制，如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超出即为僭越。正如考古学家所说，“青铜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青铜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其以独特的器型、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揭示了中华民族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渊源。自古以来，传统收藏就有“金石字画”的排序，青铜器摆在第一位，并被誉为国之重器。

　　皇室收藏青铜器成传统

　　青铜器收藏的历史传统极为悠久。“青铜器的收藏自古以来就有，商代王和天子的东西在周代就开始收藏，周代的器物到春秋战国又被收藏，到汉代汉武帝时发现了一个圆鼎，因为这个被发现的圆鼎，汉武帝改年号为元鼎，可见当时青铜器被重视的程度。” 著名文物修复和青铜器鉴定专家贾文忠称。

　　作为权利和地位象征，青铜重器无疑会被历代皇帝所珍视。宋徽宗在位时广收历代文物，下旨命文臣们编辑了《宣和博古图》，此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许多现在非常著名的青铜器在上面都有著录。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修的《西清古鉴》，早已成为清代最重要的青铜器官方研究成果。

　　清末民国时期青铜器收藏达到顶峰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学人士子、官宦商贾争相搜购，使钱币、碑贴、三代彝器等青铜器，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藏品。从清朝末期到民国时期，涌现出不少青铜器收藏大家。

　　提起青铜器的收藏大家，必越不过“南潘北陈”——潘祖荫和陈介祺。精通金石之学的潘祖荫以“攀古楼”的铜器收藏闻名于世。潘氏所收藏的青铜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当时都无人匹敌。根据文献记载，潘祖荫所藏青铜器数量多达六百余件，钟鼎彝器之类数量颇巨，其中不乏盂鼎、克鼎、四齐镈、史颂鼎、匽侯鼎和钟等稀世文物，潘祖荫是当之无愧的清末收藏吉金“第一家”。当时最著名的三件西周青铜重器为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其中前两件就为潘祖荫收藏，故曾刻有“天下三宝有其两”印章一枚。因其丰富的私藏，潘祖荫还留下了一部金石著作目录《攀古楼彝器款识》。

　　“天下三宝”剩下那一宝——毛公鼎则被陈介祺所收。陈介祺的收藏，俨然一座颇具规模的金石博物馆。陈介祺收藏的青铜器包括毛公鼎、天亡簋、曾伯簠、十钟等346件，其中商周青铜器248件，秦汉青铜器98件。

　　其他人如旧上海房地产大王周湘云也喜爱收藏青铜器，因收藏阮元的“家庙四器”——虢叔大钟、寰盘、葛伯敦、无款执壶，而驰名于上海滩。

　　“自古以来‘玩’青铜器就被奉为高雅的追求，从事青铜器收藏的大多是文人、士大夫、官僚阶层，没有学问的人也玩不了青铜器。青铜器收藏在民国时期达到顶峰，藏家辈出。民国时期的青铜器价位也高，口径一尺左右的圆鼎能在北京换一个四合院，大约相当于300大洋。”贾文忠说道。

　　价值与价格严重错位 青铜器收藏何时回归正统地位

　　贾文忠对记者表示，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艺术品当中只有青铜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认的。中国青铜器的艺术地位在世界上可与西方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青铜器馆。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

　　青铜器一直以来都是皇室和贵族收藏群体的宠儿，历代收藏家更将其收藏的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代相传。清末民初，一件古代青铜器可换几十件乃至几百件清三代官窑器。就是在90年代的海外市场上，中国青铜器的价位也远超清三代官窑器，如在1993年，伦敦苏富比拍卖的一件西周青铜簋价格是84万英镑，同时上拍的一件乾隆官窑器粉彩百鹿尊才2万英镑，青铜器价格超乾隆官窑瓷价格42倍之多。但时至今日，明清官窑瓷却常常几十倍于青铜器的价格，明清官窑瓷20多年来的涨幅是青铜器难以企及的。

　　一方面，因国家文物保护政策的规定，青铜器在流通上受到限制，国内市场交易极少。另一方面，因收藏鉴定青铜器门槛较高，不仅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还有相当的眼力和经验，所以目前国内青铜器藏家数量较少，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由于各种原因，青铜器长期被艺术品市场边缘化。近十年来，青铜器在在不温不火中交易价格虽在逐年增高，但远远未达到其应有价值，国内也还未形成应有的市场体系，青铜器的价位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在国际文物艺术品市场上，相对已进入亿元时代的书画和瓷器，青铜器的市场价值及其所占份额还有很大差距。青铜器在收藏领域何时能重新夺回其正统地位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