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烟桥的木刻艺术不仅是革命现实主义

时间:2015-09-04    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 东方早报

摘要:抗战时期,木刻是十分流行也是受到鲁迅推崇的艺术形式,鲁迅逝世前十天,摄影家沙飞拍摄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中国版画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中国 新兴版画史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光辉篇章,这一历史篇章是由鲁迅揭开的。照片中,坐在最右边的西装青年,就是陈烟桥。
木刻画家陈烟桥

  木刻画家陈烟桥

陈烟桥1940年创作的《敌机下》

  陈烟桥1940年创作的《敌机下》

  抗战时期,木刻是十分流行也是受到鲁迅推崇的艺术形式,鲁迅逝世前十天,摄影家沙飞拍摄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中国版画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中国 新兴版画史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光辉篇章,这一历史篇章是由鲁迅揭开的。照片中,坐在最右边的西装青年,就是陈烟桥。

陈烟桥作品《为民族自由独立而战》

  陈烟桥作品《为民族自由独立而战》

  陈烟桥 (1911-1970),又名李雾城,广东深圳观澜人。1928年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科学习,后转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后在上海投入新 兴版画运动,为左翼美术家联盟盟员,1932年参加MK木刻研究会,又与陈铁耕、何白涛等组织野穗木刻社,1933年参加涛空画会,并与郑野夫等主持新亚 学艺习传所。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记者专访了陈烟桥次子、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超南。1970年,陈烟桥病逝于异乡,临终前对子女说:“带我回上海治病,让我告老还乡。”

  艺术评论:陈烟桥先生是先选择了学习木刻艺术,还是到了上海美专之后,才选择了学习木刻?

  陈超南:1929年,我父亲陈烟桥考进了广州市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他读进步文艺理论比较多,思想就比较“左”倾,那就意味着当时很多人疑问的“中国向何处 去,中国的美术向何处去”,他也在思考。他刚刚到市美,就开始关心美术、戏剧、小说等等,那时候这些艺术也都在反映一个问题:中国怎么办。这时,鲁迅在上 海编撰了《近代木刻选集》,编了好几期,其中第一二期中明确提出要提倡“清新刚健”的画风,因为当时的国画创作与社会现实脱离很远,传统题材与战时国家所 需的题材不一样,这为陈烟桥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他到上海就是想到这个木刻的发源地。鲁迅编的那些近代木刻选集,是在上海印刷的,影响已经到了广州,姑且 说是“创作木刻南下”,广州市美的学生非常关心木刻,大家聚集在一起就学刻木刻,创作过程中不断探讨,处女作拿出来展览,形成了广州市美的一个新热点,我 父亲和何白涛等有点影响的人就觉得与其在广州不如直接在上海,能够与鲁迅有更直接的联系。1931年到上海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木刻学徒,这个学徒到了上海 之后在鲁迅的关心指导下比较快地成长,到沪没几个月,就亲历了“一·二八”事变,看到在街巷里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的对峙,我父亲的印象尤其深刻,就创作了 一幅木刻《巷战》,画面有了,技法刀法还比较稚嫩,但是他心中有力量,一定要创造出来。他还创作了一幅《休息》,这也就是成为他最早的抗战版画。

  艺术评论:陈烟桥先生与鲁迅之间的情感刻骨铭心,鲁迅是如何指导他们创作的?

  陈 超南:当时木刻青年有个习惯,没有老师,大家创作了之后只能找鲁迅,有什么问题都找鲁迅,写信得到指导的版画家有好几十个。鲁迅先生是位有眼光有见解有思 想的导师,对他们的指导并不是仅仅空对空,而是有作品来就直接点评,这就让这些木刻青年成长很快。陈烟桥与鲁迅通信有20几封,大多在谈论木刻技法,创 作,立意,很多相关史料都有提及,鲁迅在这些青年当中比较关心陈烟桥,陈烟桥自己做事比较踏实,除了和鲁迅保持通信之外,鲁迅做的在巴黎举行的“革命的中 国绘画与木刻展览”,就让陈烟桥和陈铁耕负责,挑选送出去做展览的展品。鲁迅想做《木刻集成》,反映木刻发展历程,也是请了陈烟桥和陈铁耕来帮助收集材 料。

  “一·二八回忆”有四幅组画。陈烟桥寄给鲁迅,鲁迅点评会指出作品哪里优劣,十分细致。陈烟桥有幅作品《拉》,很出名。鲁迅点评时 说其是有动感、有力量的艺术,但另一幅作品《游击队》则人物姿态不对,按照那个姿势,人是无法站立起来的。鲁迅学过医,对人体构造十分了然,点评眼光独 到。老爸对鲁迅是刻骨铭心的感情,在鲁迅与木刻一书中第一个称鲁迅为“中国木刻之父”。

  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鲁迅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向中共中央发了贺电称:“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我父亲受此影响,也创作了一幅木刻。

  艺术评论:为什么鲁迅会对木刻艺术如此看重和推崇?

  陈 超南:鲁迅认为当时的艺术创作都没有力量,不能反映社会现实和民众的要求,鲁迅说,提倡木刻,成本很低,创作时间很短,对创作者的要求并不高,如果是创作 油画,成本高周期又长,一定要有扎实的素描基础,而且构图一不小心就要覆盖掉推倒重来,木刻就能够修改。就像这幅《守望》,创作于1936年,表现工农红 军行走在崇山峻岭。当时工农红军到了陕北,意喻很多革命人士对于陕北充满了向往希望,“我们在国统区坚持斗争,你们在陕北,你我互相守望”。当时这幅作品 还不能发表,等到全面抗战开始,这幅作品才得以公开发表。这幅作品是陈烟桥很重要的作品。

  还有同年创作的《东北义勇军》,版画家杨可扬本来是学国画的,就是因为看了这幅《东北义勇军》,改学了木刻。还有一些年轻版画家也谈到,从《东北义勇军》中得到启发,要创作这样的木刻。

  艺术评论:抗战开始了,陈烟桥在创作上有没有变化?爱泼斯坦的《人民战争》一书里有他6幅作品,这是怎么回事?

  陈 超南:陈烟桥还画了很多漫画,其实作用和木刻差不多,也是短平快,这是我父亲的一幅漫画,名为《前仆后继》,画于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期,这幅漫画后来出现在 现代电视剧《中国野战军》里,医院的墙上挂着这幅画,这也就意味着这幅画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了,电视剧美工们都找这些来代表那个时代,挂着这幅画,就说明 当时处于抗战时期。

  《鲁迅与高尔基》,这幅作品就是我父亲刻的。八一三他还跟着宣传队去了淞沪会战的前线,最后淞沪会战还是失败了,他 们就辗转去了香港,上海没办法在继续逗留下来了,日本人肯定会迫害他们。当时的香港聚集了一批爱国漫画人士,有一张照片就是丁聪,宋庆龄,和我父亲的合 影。宋庆龄当时十分关心这些进步人士的画展,经常去参观。

  陈烟桥当时还认识了日本的进步人士鹿地亘夫妇,两个人做反战宣传,他们在上海 肯定待不住,生活没有着落,写了一封信,我父亲就帮他们去找郭沫若,郭沫若是三厅厅长,哪有了日本的反战人士,就该推荐到三厅去做工作,我父亲把信交给了 郭沫若,郭沫若不久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把鹿地亘夫妇安排在“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开展宣传工作,夫妻两人利用语言优势,反战工作做得不错。

  1938年,爱泼斯坦用英文写过《人民战争》一书,他在书封面上印着“陈烟桥为《人民战争》做了木刻插图,共6幅”。爱泼斯坦能够这么写,是他认为木刻很能够表现 抗战的气氛。我曾经写信给爱泼斯坦,他回信说把你父亲的名字印在了书的封面上,后来,他把我父亲作品的照片寄给了我。其中有一幅我父亲刻的蒋介石的形象, 当时蒋是抗战的统帅,国共共同抗战,总是统帅出来说话,蒋介石的形象应该出现的,爱泼斯坦给我写信的时候却不敢把这幅蒋介石像给我,当时是1980年代, 爱泼斯坦有中国国籍,有身份,怕给大家惹麻烦。现在这本书已经重印了。

  1940年,巴金为文化出版主编《烽火小丛书》,这套书一律是 32开的篇幅,虽然短,但是战时的色彩,其余5本都是小说,和我父亲无关,只有一本是艺术类的那就是《烟桥木刻选》,其中大部分选的都是我父亲创作的是抗 战题材木刻,反映当时抗战中的场面。当时的木刻就像现在的照相机一样,许多历史画面都是通过木刻留下来的,这样作品就有了历史价值。

  这就是烟桥木刻集,只有一些散片,父亲没有把全本都留下来。《留守之夜》,《挺近》,《关外的英勇战士》,《西北骑士》等等。此时的木刻已经比较细致,这就 是素描功底提高以后才能够如此表现完整。不管如何,但是此前我父亲写过一篇关于木刻运动发展的长文,或许这就是巴金之所以把我父亲作品破例收入《烽火小丛 书》的一个原因。

  艺术评论:皖南事变中,陈烟桥刻的周恩来十六字诗,引起的反响很大。

  陈超南:1941年皖南事变的 致哀诗,当时父亲是《新华日报》美术科科长,他就和同事一起把致哀诗刻成版画,上机印刷,当时物质很匮乏,没有锌板,只能用软硬适中的木头,刻好版直接上 机印。他们先在报纸上开天窗,位置空着,尺寸大小估计好。这一举动,使国民党非常慌,他们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全国不许做宣传,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事情等于 向全国人民公开了,震动非常大,如此一来,这说明国民党一面抗战一面反共。这在木刻史上提及的人非常多。因为没有留名,国民党也无从知晓是谁干的。

  艺术评论:抗战对中国的木刻来说是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是因为木刻的主题,所以木刻艺术经常被称之为“革命现实主义”吗?

  陈 超南:木刻是黑白的,很少有套色,黑白分明,对比力量强烈,战争题材,革命力量题材一种老百姓的愿望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黑白木刻最适合,这说明版画在当 时社会的发展确实是社会的需要,社会变革的需要,抗战救国的需要。陈烟桥走上木刻道路之后,终身没有停止过创作和追求,只有“文革”的时候被迫放下了刻 刀。

  中国木刻官方的语言就是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这种提法太简单不符合木刻发展的多方面多艺术流派的真实情况,木刻艺术史多方 面艺术流派结合起来,产生了比现实主义更强大的影响。比如李桦的《怒吼吧中国》,要怒吼要反抗,但是他无能为力,但是无能为力之外又看到希望,谁能把这种 状态刻画出来?表现主义手法。当一个人有很多悲哀,失望的时候,人的形象就会改变,这种改变蒙克的呐喊就是人到了极其痛苦的时候,必须要改变一种形式,于是用了一种新的形式,人都不人,只能变形扭曲,从这样的木刻作品当中就能看出来。在昆明时,我父亲经常要躲空袭,但是次数一多,我父亲就有点大意,不想再 躲,有天我的哥哥受了惊吓,拼命哭闹,一定要躲到防空洞里去,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把他带出去,等到回来,家已被炸弹夷为平地,是哥哥救了全家,这种经历对 于我父亲来说,印象十分深刻,你看《敌机下》这幅作品中,他也是或多或少用了表现主义的手法,愤怒不满仇恨,都能在画面中找到。所以,木刻运动的发展如果 单单归为革命现实主义,这是片面的,应当是多方面的艺术营养使木刻运动得到,否则不符合历史。木刻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吸收了外来的艺术流派的营养。我 父亲创作的时候,也看了很多西方艺术家的版画作品,比如珂勒惠支。我们对于中国版画发展思想解放的话,不再用革命现实主义来下框架。

  艺术评论:解放后,陈烟桥的木刻还有用武之地吗?

  陈超南:所见所闻父亲经常要速写素描,用素描稿反过来复印到木板上,再刻,然后反反得正,出现在画面上。当时一边躲空袭,一边创作,条件十分艰苦,艺术其实没有什么边界,只要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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