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帕慕克!因为他的《我的名字叫红》，汉语世界的人们逐步熟悉了波斯细密画，而《波斯王子胡马与中国公主胡马雍在花园相会》又是波斯细密画在汉语世界里知名度最高的一幅。

　　事实上，无论题材还是技法，波斯细密画《波斯王子胡马与中国公主胡马雍在花园相会》与波斯都无太多关联。

　　这幅画创作于1435年左右，帖木儿帝国二代君主沙哈鲁统治时期，作者是帝国宫廷画师、赫拉特画派代表人物吉亚斯·埃尔-丁·哈利勒。哈利勒创作这幅画，是为波斯诗人哈珠·克尔曼尼的叙事诗《胡马和胡马雍》所配的插图。众所周知，细密画的初始功能就是作为抄本的装饰画。

　　诗人生活的年代要比画家早一个多世纪(14世纪上半叶)，那还是另一个朝代，波斯人是蒙古伊利汗国治下的顺民。克尔曼尼缘何写波斯王子与中国公主?没有确凿线索。牵强附会，或许是在克尔曼尼出生那一年(1290年)，恰逢忽必烈下令赐婚伊儿汗国可汗阿鲁浑，女方是卜鲁罕族宗室女阔阔真。显然，此为蒙古皇族之间的联姻，只是克尔曼尼创作时对童年记忆进行了绮念式嫁接——

　　波斯王子胡马在梦中遇到了中国公主胡马雍，为此他放弃了王位，并且不顾旅途险阻，一心到中国寻找胡马雍。他们的爱情感天动地，最终胡马雍随胡马去波斯。

　　有必要指出，自中古以来，非但在波斯，在中亚、印度、阿拉伯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本地王子与中国公主”都是文艺题材的基本故事结构，它披着绚丽、香艳、神秘的色彩，寄托着中东对远东的怡情想象。“王子与公主”的桥段在共享、传播过程中，不断嬗变，演绎出各种版本，甚至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里也有它的影子。

　　到哈利勒创作《波斯王子胡马与中国公主胡马雍在花园相会》的年代，王子故乡和公主故乡都已改朝换代。在波斯，帖木尔帝国取代了伊利汗国;在中国，元亡明兴。不过，中东人想象远东的意象大体未变。哈利勒笔下所展示的是波斯王子胡马初到中国，与公主相逢的一幕。波斯人历来对花园有着浓厚情致，花园里充满着缤纷的花朵和芳香。但花草树木显得并不僵死，也没那么程式化。在形态上它们是灵动的，犹如流动的清风或漂浮的雾霭。如果说花园是波斯视觉艺术的一件特定道具，那么花园里浅淡静谧、阴柔秀丽的格调，则是拜中国画风所赐。

　　关于细密画里的“中国元素”，帕慕克的描述是“公主被涂白了的脸和脸上的一双凤眼”。这是失之简单的理解。中国绘画对细密画最重要的影响，是工笔画细致缜密的笔触和散点透视的构图。基于上述两点，才突显了细密画的平面感和装饰性。

　　追溯中国画风对细密画的影响，自是少不得要提蒙古大军的西征，铁蹄扬尘，拓境万里，率土归心。而汉地的工笔画技巧则作为蒙古帝国的软实力一种，随铁蹄一路向西。然而，历史的粗线条叙述远不如工笔画细腻。实际情况是，蒙古大军的西征对中东的影响，不是福祉，而是苦难。细密画早期画家伊本·沙伊尔即从神的视角描绘了蒙古大军屠戮巴格达时的惨状。对于中东人来说，蒙古大军的铁蹄与他们想象的远东，尤其是汉地，也不尽相同。可是这一切都不重要，文化上的互通和交融才是主流叙述，哪怕互通与交融是在铁蹄下达成。

　　其实，在蒙古伊利汗国统治时期，细密画对中国工笔画风的接受是被动的。而待这种接受变得主动、频密之时，伊利汗国已亡，帖木儿帝国崛起，与之一同兴起的正是哈利勒所属的赫拉特画派。

　　如此说来，帖木儿帝国貌似比伊利汗国仁慈得多、文化得多?非也。且看史家对帖木儿帝国创立者“跛子帖木尔”的评述：作为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的征伐沿袭蒙古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破城之后大多屠城，以畏服各邦。在俄罗斯有个传说：帖木儿陵墓不可轻动，否则天下将遇兵灾。斯大林不信邪，下令挖掘，开棺日是1941年6月21日。结果，次日，德国入侵苏联。

　　正是靠着帖木尔的这股子狠劲，帝国开疆拓土，领地从帕米尔高原一直延伸小亚细亚。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不说你也知道，进攻明朝。出兵时间是1404年底，兵力20万。善良的读者若得悉此事，一定会为朱棣和他治下的黎民祈祷。但这个动作免了。发兵两个月，在哈萨克斯坦锡尔河畔，帖木尔暴病，死了。大明王朝的警报解除。有趣的是，明成祖朱棣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话归正题，帖木尔一死，他第四子沙哈鲁即位。比起他爹来，沙哈鲁算是个文化人，他偃武修文，扶植艺术，赫拉特画派因他得以兴盛。更重要的是，沙哈鲁对明朝推行睦邻友好政策。1419年，沙哈鲁遣庞大使团访问明朝。使团一路骗吃骗喝骗犒赏，见识了大明帝国的善良、殷实和慷慨，当然，还有工笔画的精妙技法。

　　补充介绍该使团的两位重要成员：其一、吉亚斯·埃尔-丁·哈利勒，他是细密画《波斯王子胡马与中国公主胡马雍在花园相会》的作者;其二、沙哈鲁长子兀鲁伯，他是王子，在名义倒还真算得上是“波斯王子”。

　　至于波斯王子是否在花园与中国公主相会?要仰赖哈利勒的想象。

　　（作者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