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年出洋留学的学生，多数都没有完成汉文化基本教育。

　　要清理20世纪 的中国美术史，要有哲学家气质的学者，上世纪 80年代以后的研究生、博士，只懂些洋八股，人在中国，说的却是西话，学院的教育方式，是把天才和无才者都造成中下等的画家，庸才循序渐进，天才则是跳跃性进步，但他们同在一个班级，按同样教学进度，结果变成了冬青树般一样高。

　　20世纪所有的外来艺术种类，电影、版画、油画、电视、甚至包括体育，都只有名人和明星，但是没有诞生真正的学者，田汉被称为电影的保姆，也是个好诗人，但不是好学者。这是因为当初留学海外的那批人，只有两类，一些是富家少爷，如刘海粟，在国外游学，没读什么书;一类是穷学生，闭门读书，志在拿文凭，好回国当教授，他们的知识结构都有严重缺陷。晚清的中国书画看似繁荣，其实创造力衰退，全靠五根柱子撑起门面：任伯年、赵之谦、虚谷、蒲华、吴昌硕五个，还有陆恢可以算半个，应该说晚清有五根半大柱子，所以说晚清书画柱子比房屋高，柱子一拆你看房子其实很矮，当时蔡元培、康有为主张派学生去西洋学画，试图改变我们文化教育中陈陈相因的东西。可是当年出洋留学的学生，大都家境贫苦(如李毅士是木匠出身)，没有国学根底，那些进了法兰西学院或英国皇家学院学画的留学生，如冯钢百、徐悲鸿、潘玉良等，都没有完成汉文化基本教育。只有李铁夫是个例外，他属于知识分子出身，中国文化修养较好，做到了学贯中西，可是不被重视，作品流失，留下的才不到40幅。

　　(二)技术工匠摧毁了中国传统美术教育

　　话说回来，在当时那种情况，也不能要求那些留学生放弃学院教育，在国外的胡同里乱转，可是他们视野狭窄，埋头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是西方的文化教育，成了工匠，这批人回到中国当教授，又教出一批技术工匠，这些技术工匠又走进中国的中小学当教员，教出无数的徒子徒孙，终于把中国传统书院和父子相传的美术教育体系完全推倒。这一过程，典型地反映了殖民地急于西方化带来的副作用。

　　1923年，刘海粟提出用西画为中小学美术教材，国画人才逐渐减少，国画不被重视，民国年间的国画家生活清苦，像吴昌硕、任伯年这样的大师，作品主要依靠上海的一些买办和日本人收购，勉强维持生活，其他画家生活清苦可想而知，今天的国画价格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时期，画家也是历史上最多的时期，同时也是没有大师的时期

　　(三)会说外文的人比懂文言文的人多一千倍

　　说说大师，我认为20世纪堪称书画大师的，有黄宾红、齐白石、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关良、傅抱石、潘天寿、吴大羽。这个名单已经太多了，事实上，只有黄宾虹和齐白石真正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张大千的绘画有许多表演成份，可以预言，21世纪前40年不会产生大师，这是一个浮躁的世纪，晚会、追星等等非积累性文化的世纪，港台流行文化，戏说、言情之风，中华民族真正的风骨无从表现，传统文化衰微，可以用一句话表达这种现状：会说外文的人比懂文言文的人多一千倍。传统文化的大师已经没有了。

　　我认为，未来的大师必须具备下面这些条件。1、提供前无古人的审美方式和审美内容;2、形成学派，在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3、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品，具有世界性威望。附带两条：一是反对复古，但知古、通古、出古;二是知西、通西、出西。还有一条：必须反映一个民族心灵深处划时代的悲欢。

　　(四)鲁迅、黄宾虹和关良——消化外来文化教育的两个半典范

　　所谓拿来主义，就是以中国化为主导，吃掉了消化了西方，见不到西方的痕迹。这才叫洋为中用，如果还能看见西方的痕迹，那叫抄袭西方，罗汉是印度雕塑，汉代传入中国，过了800年，就变成了真正的中国雕塑。汉唐这样异常强大的王朝，接受外来文化教育，都有是吃掉、消化掉对方，为中国人如何接受外来影响树立了典范。20世纪，中华民族没有汉唐的强大肠胃，又过分羡慕西方，有些人把向西方学习看成救国的路径，主体观念淡漠，再加上信息频繁，消化过程短促，非艺术因素干扰艺术，艺术家浮躁和急于求成，热衷名利，等等，都影响了对外来文化的正确吸收，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几个典范。举三个，一个是鲁迅，鲁迅最难懂最深遂的作品是《野草》，虽然有屠格涅夫、波德莱尔等外来影响，但却是100%的中国化，并一步到位，未经模仿变成世界经典。第二个是黄宾虹，用“明一而现万千”的方法吸收了印象派对光的处理，但画上毫无痕迹。这是因为鲁迅、黄宾虹两位中国文化功底强大，足以消化对方。第三个是关良，从中国戏曲的肩膀上开步走，用重、拙、辣而非一波三折的传统用笔改造了西画的线条，写出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在改造成西画上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但由于流传未广。尚未受到重视，关良的格局较小，算半个，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两个半典范。

　　(五)历史告诉我们，吃文言文吐白话文的人成就最高

　　20世纪中国艺术的最高成就就是书法，这些书法家有如下共同点：他们都有是19世纪诞生的;2、他们在碑学的晚霞中造就了自己;3、他们的代表作大多在抗战前就已经完成;4、他们从本质上记录了20世纪上半段知识更新的心路历程。代表人物有沈曾植(我称他为王铎后“三百年来第一人”，此话被钱仲联先生引用和肯定)、康有为、于右任、弘一、鲁迅、徐生翁(一辈子呆在绍兴，1960年死)、马一浮、谢无量、林散之、高二适、毛泽东等。书法为什麽能够一枝独秀?因为书法没有外来干扰，传统没有中断;20世纪，惟独书法是文言文化，其他都是白话文化，历史告诉我们，吃文言文吐白话文的人成就最高，吃白话文吐白话文的人都没有世界影响，因为他们文化的根被割裂了。将来，书法不会消失，因为有名利维持;同样，名利场上也不可能出现大书法家。将来的书法大师，主要靠学术维持，比如在大学任教。

　　(六)中国抒情书法的五大高峰

　　抒情书法，有书家名字的书法作品，以《兰亭集序》为第一，因为它洞察了生命的短暂，顺应规律而得到解脱的人生智慧，山川秀丽，百姓疾苦，个人悲欢，都达到了完美统一;第二个高峰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因为作者下笔时忘记了技巧，直抒胸臆，不知自己在写字，动乱衰病、生死无常都同时喷射了出来，形成高度修养与即兴灵感的完美结合;第三个高峰是杨凝式的《韭花帖》，反映了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与良心的冲突，表层的玩世不恭与深层痛苦形成了二重唱;第四个高峰是苏轼的《寒食帖》;最后一个是弘一的绝笔“悲欣交集”四字，这是他人生最后的总结，也是中国抒情书法的第五个高峰，在形成凝固的风格之后，弘一在最后一刻靠死亡的帮助打破了僵局，突破自我，进入书艺最高境界，有一种千古同悲的历史厚度，众生同悲的人道精神，弘一晚年的字前无古人，全无火气，而“悲欣交集”这四字最后又有了火气，当然与早年的火气不同。

　　(七)我们只知道这场战争死了人，不知道对于中国学术和书法的严重伤害

　　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文化教育的破坏，还没有得到清算，这场侵略战争的罪恶，第一是把中国书法碑帖结合的伟大序幕扼杀了，第二是把中国新哲学的重建成工作扼杀了。上世纪 30年代，开始了以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为核心的中国哲学的组建工作，这种尝试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走向：以易经自强不息的精神为主体，加上儒家的仁爱、自省、道家的清虚、冲淡、契合自然，佛家的破我，破执，禅宗的空灵，墨家的兼爱，提炼出东方的辩证精神为民族精神。由于抗战兴起，哲学建设中断，“五四”后的中国新哲学无从诞生;同时，引进来的外国哲学来不及扎根就枯萎了。一花独放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阻止中国封建意识造成的严重后果，未能从实践上真正指导生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抛弃本土思想，聘请外国导师而能诞生自己的哲学巨人的。中国哲学很高明，被日本人聘请去当导师后，日本一千年来没有贡献出一个哲学大师，所以外来哲学必须与本土哲学结合，生下根来，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文化造成的大破坏，从来没有得到清算，我们只知道这场战争死了人，不知道对于中国学术和书法的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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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辉 1935年生，安徽省安庆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戏剧、美术等，著名艺术评论家。主要论著有传记《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刘海粟传》，史诗悲剧小说《史圣司马迁》，诗剧《爱之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