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村·贝森大院是刘家琨做过的最大的建筑项目。

　　这超过十三万平方米的城市综合体，基本上就相当于成都青羊区里的一个街区。周边是大量普通住宅区，从远远的高楼俯瞰就能直接看到其巨大的体量，被框架围合而成的大片空地，中间是足球场。临街的其中一面是巨大剪刀型交叉的公共休闲步道，可以从底层一直走到顶部;另外三面则都是灰扑扑的框架门面房——按照建筑师自己的比喻，就像是书架，等着店家自己把一本本书放上去。

　　而这种“大”却不同于国内常见的宏大单体建筑。

　　“大的是里面，是空的院子。”刘家琨在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四合院里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如果从街上看基本看不到什么大场面，周围种了树、而建筑又只有24米限高，和街对面的多层住宅一样。”

　　这附近的房地产开发都是由贝森集团主导，从1994年西村大院这块地就由其开发为游泳馆、高尔夫练习场之类高端体育场馆。2002年贝森集团为包括王澍、张永和和刘家琨在内的五位建筑师出版了一套丛书，由此连接了甲乙双方。在经过长期交流走访之后，2008年贝森把这一块社区公共用地的“大菜”交给了家琨建筑来掌勺。

　　“按照惯例，一般建筑师都会在这片空地中间盖一组大楼，旁边做些绿化算作是公共区域——可那是自我中心的房子。我们现在反过来，首先保证绿地最大化、中心最大化，于是自然就要绕着边来做。”他说，“另外这一带城市社区发展得非常成熟，四周都有道路，这样的话把商业口岸做得临街也会更好，设计理念与商业逻辑结合起来自然就有了大院。”

　　事实上，如果按照传统手法在土地上自由布置独立建筑，那么就会进一步加剧城市建设的碎片化倾向，难以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空间氛围。所以当刘家琨决定把单个建筑体放大，形成巨构，就等于拉大了整个“空”的部分。

　　这块中空的场所在四周林立的高楼大厦对比环抱之下，显得仿佛像是下沉的天井或是盆地，又或者是建筑师曾经玩笑比喻的“火锅”。

　　“虽然我没有强调意识形态的意思，但我们看到大院子和看到一座楼房所引发的情感反应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可以装下很多传统的回忆与内容。”他说，“周边都在盖高楼，我们就干脆低下来获得关注，取得空间焦点——而’被围着’这个状态也几乎可以引申到四川本地甚至中国的民族性格里面去。”

　　西村大院内部目前已经入驻约70%，餐饮、办公、做陶艺、做木工，有边卖画儿边卖家具的，还有上面是设计师公司下面是酒吧咖啡馆的混合空间——这也符合当初预想的“带有创意性质的混合业态”。而院子里除了三个大小不一的足球场以外，还有一个个微型竹林休闲区，以及一座艺术影院。

　　但最受人欢迎的还是步道。“西村现在人气最旺的时候就是夏天的傍晚。大妈带着小孩散步遛弯，遛狗，跑步，周边居民把那里当做公园。”建筑师对记者说。

　　在西村大院里，一条巨型跑道连接起整个建筑体——从地面缓缓走到二层架空层，在内院环绕一周之后又可以继续上到屋顶。这是刘家琨曾经非常注重的“游走路径”，它可以为秩序化的建筑空间注入活力。而在这里，跑道甚至会让人联想到瑞士建筑师伯纳德·屈米，他曾经也在1989年法国国家图书馆竞赛提案中天马行空地设计出让读书人、学者们使用屋顶跑道来强身健体。这个想法太突出以至于几乎成了建筑本身的标识性元素，令周围都退为陪衬背景。

　　2015年正式完工的西村大院与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总策展人、新一届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智利建筑师亚力杭德罗·阿拉维纳提出的“来自前线的报告”主旨相一致，都关注建筑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联系，因而获选参加主题展。威尼斯展览将持续至11月27日。

　　诗意与社会学

　　西村·贝森大院是刘家琨做过最大的建筑项目，那么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他为遇难者之一、年仅15岁的小女孩建造的“胡慧珊纪念馆”可能是他做过最小的建筑，全部面积只有15平方米。

　　现在回忆起来，他都有点恍惚。“我没想到后来成了有社会性的东西，当时只是我跟她父母之间的私事。作为建筑师我头脑一热地说要给你们的女儿造一个纪念馆，结果在回去的路上就急了一头冷汗，在哪盖啊。”他说，“后来有人告诉我，命运会在某个时候会把你推到某个地方去做某些事情，自己都不知道。”

　　那个小小的纪念馆以救灾帐篷为原型，外表是民间到处常见的抹灰砂浆，内部被粉刷上小女孩生前最喜爱的粉红色，墙上挂满遗物。整个建筑没有窗子，只有圆形的天窗里透出从天空落下的光线。

　　“建筑师是特殊的服务行业、是被雇佣者、是永远的乙方，但这件事是我自己要做的。人的位置一变想法就会不同。”他说，“当时我力图排除设计感，这其实有点难——因为从来都是别人给你钱让你干点什么，那时候我就尽量不要干什么。”

　　这件朴素到底的作品，不但超越了刘家琨的个人工作经验，也同时碰触了艺术和建筑的边界。至今这座纪念馆还存在在四川某处土地之上，它没有任何实用性、也甚至并不开放给人去参观，那么它是建筑，还是以建筑为形的艺术?

　　“建筑和艺术的任务不一样。”作为一名频繁出现在当代艺术展览中的建筑师，刘家琨对这个问题有过仔细的思考，“做艺术是提出问题，艺术家像是社会的探测器、昆虫触角，他们敏感、且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有时候像是先知。比如贾科梅蒂做了一辈子小人的人头，最终表现出时代的精神，可他自己也不见得就知道自己做人头是为了表现时代精神。”

　　“而建筑的起源就是要使用，要解决具体的问题。除了形而下的问题以外，建筑师占据了这么多实实在在的社会资源、同时又在’造物’，很容易就有了了幻觉，会让自己想干点形而上的事儿。”他说。

　　小尺度的建筑和超大规模的城市综合体，在刘家琨的设计工作这边并没有外人想象的那样有强烈反差。他认为只要从对象的内部需求出发，就自然明白事儿应该怎么做，而剩下来的便是处理工程上的各种繁琐杂务。“小建筑想做得诗意，需要雕琢细部;而大建筑则属于社会学，要控制格局和秩序，很多东西交给入驻商家和使用者去发挥。”他说。

　　胡慧珊纪念馆和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安仁建川博物馆“文革之钟博物馆”、水井街酒坊遗址博物馆从外表看来都是朴素到底的，融入周围环境之中;而西村大院尽管庞大，却也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细节，竹席板混凝土柱子没有锐利的四个边，而是切掉锋利交接处成为小小的八边，此外高层的护栏使用罗纹钢栏杆，又便宜又聪明。诗意和社会学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融合，刘家琨自己并没有说。

　　建筑要匹配实用与精神

　　1956年出生的刘家琨从小热爱文学艺术，八十年代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成都市建筑设计院，却对成天伏案画图纸毫无兴趣。此后的几年里他在西藏和新疆分别主持设计过几个项目，却都等不及看到建成就早早离开——与此同时这位文学青年仿佛想要彻底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发表了几篇小说，在圈内也小有名气。

　　直到1993年，灰心丧气的他在参加同学举办的建筑展览时仿佛被点醒，开始理解了建筑的魅力和本质。第二年他开始为艺术家罗中立设计工作室、1995年为画家何多苓设计工作室，1999年正式从体制内跳出来创办自己的个人事务所。由此开启了他国内一线建筑师的职业生涯。

　　这一段徘徊中，他曾经有机会去参观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当年轻的刘家琨站在美国建筑师路易斯·康的代表作前面，看着漂浮在水面上、仿佛岛屿树冠的建筑体，好像明白了很多东西。

　　“在恒泛平原上到处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水面上是一个个孤岛，树木好像比房子、人都还要永久茂盛。那那种地方如果没有信仰感觉都有点活不下去。”他说，“建筑就和当地的典型风景相吻合，另外还比如悉尼歌剧院，在海面上漂浮着的东西——这可能都是进入到民族潜意识里的形象。”

　　他发现，美国前辈大师的建筑物在有人的时候比没人时要动人很多，人们在里面的生息让整个场景都变得有了魅力。“这对我也是个提示，不能光做一个物体，拍几张照片，觉得自己造了牛哄哄的大造型。那个不好。在某种时刻匹配实用性与精神性，这才是建筑的终极任务。”

　　对于西村大院来说，“我被围着，我是低矮的”，这既可以是指火锅、盆地，又可以是他所认为在民族潜意识里容易达成的共鸣。

　　“当代中国人对物质的感知力有很大屏障，总是疑疑惑惑，这个好看吗?别人告诉他这个有名，仿佛才能证明其好看，甚至要靠名牌才知道美的标准，无法依靠自己的感知力去判断。”他说，“所以建筑不应该总拿隐喻来说事儿，硬塞给别人。比如这个桌子代表了几千年的文化云云，而是直接关心它的木头好不好。我作为一个具体动手的人，你不能拿一个很丑的东西跟我讲背后种种，现在有太多的过度阐释了。比如这个纸杯，我瞬间摸着它，感知到它，就知道用它喝茶并不舒服。”

　　“建筑是时代的合力，人们要寄托某种东西。形而下要好用，那么形而上则要表达出时代、族群精神上的幻象。”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