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丞峰，1957年生于辽宁省。200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史学系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当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现任百家湖美术馆馆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他参与当代美术活动已经超过25年。除了撰写了数百篇的美术批评和美术史文章，他还多次参与组织国内重大的美术展览活动，并主持综合艺术展览。

　　1、您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学者兼批评家、策展人。而策展人这一身份对大众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术语，您是如何看待策展人这个身份?您认为一个策展人最重要的素质或能力是哪方面?

　　顾：在我看来，策展人制度是当代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事务。策展人—“CURATOR”这个概念产生的时间并不长，60年代末到70代才出现，而在中国也是90年代末至200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过去，中国并不存在“策展人”这一形象，或者说这个身份的界定很模糊。通常情况下是美术家协会做好规划，然后层级递进的去举办展览。策展人制度出现之后，展览强调的更多的是策展人的理念。举办一次展览就像完成一部电影，策展人的身份就像导演，主办方相当于制片人，导演要负责找演员、场景、剧本等具体的决策。电影不能没有导演，但是过去没有策展人展览也照样在办。但现在不同了。一个展览有优秀的策展人，无论是在影响力、主体性和完整性上面都更加具有主题性与一贯性。所谓“策展”我认为更多强调的是展览的主题性，策展人使展览更具有“持续性”和“一贯性”，并使展览从宏观整体上有一个全局的安排。以后策展人会越来越多，并且身份并不会局限，也可以是艺术家，可以是活动家，这也是一个必然的文化现象。

　　2、《HISTORICODE：萧条与供给》，字眼上看，这是一个既涵盖历史意义，又要考虑现实问题，还引入经济学术语，但最后展览的呈现却是艺术的，这些复杂问题的交织在一起，您怎么看?毫无疑问，这些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您的策展思路要有条主线，将会是什么，为什么?

　　顾：“萧条”与“供给”是经济学的概念，我所理解的主题是从经济学角度延伸到当代艺术文化所面临的低迷的状况。在这样的时期，艺术家们如何向社会提供艺术作品对这个时代进行一种表达和阐释，艺术家针对社会的变化如何去阐释表达他们独特的观点，并且提出解决方法，这是展览主题所关注的。HISTORICODE关涉价值取向与目标，是人类继续存在与发展的理由，使用经济学术语“萧条”和“供给”是希望将存在的问题和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提示出来。这是我的理解，当然不一定完全符合策展人吕澎的想法。

　　3、您不是第一次参与到南京国际美术展了，作为与美展一起成长的人，您认为美展应该如何整合资源，打造一个可以面向全球的国际化展览，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呢?

　　顾：打造一个面向全球、具有国际视野的展览一直是南京国际美术展的目标，到今年已经举办了三届了。这三年下来，南京国际美术展已经有了很深厚的积累和沉淀，而不论是在商业角度还是学术上都需要延续这样一种沉淀。做成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美术展不简单，说白了需要积累也需要传承，更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推进。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是具有国际性的展览，这体现在它的策展人团队和学术委员会上，十几位策展人团队中，不仅有中国的策展人，还有来自美国、德国、韩国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策展人，这也是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良好机会。

　　4、当今的民营美术馆在中国遍地开花，如今日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龙美术馆等，每一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运营方式。您作为百家湖美术馆的馆长目前正全力筹备开馆中，百家湖美术馆如何在众多的经营模式中选出最合适的路子?对于百家湖美术馆的发展您何愿景何期待吗?

　　顾：有许多优秀的美术馆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去学习，例如龙美术馆、尤伦斯艺术中心、今日美术馆等等，这些都是民营美术馆的典范。尤其是尤伦斯艺术中心的运营模式值得我们百家湖美术馆学习和借鉴，它依托基金会加上多元经营捆绑发展，有投入有收益，这是百家湖美术馆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我认为要经营好一个美术馆首先要树立形象，国内民营美术馆做的好的有但是不多，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借鉴他们的成功模式，不能只是简单的学习。南京不同于北上广这样的艺术中心城市，所以我们的美术馆针对性不一样，面对的艺术家群落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只是照搬其他美术馆的经营模式，需要去探索适合自己的方式。当然我们的想法和愿景是尽可能去做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美术馆。

　　5、在国外，民营的艺术机构参与创办国际性展览是非常普遍，但在中国并不是，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是中国民营艺术机构创办的国际性美术展，作为富有经验的策展人，您对这次整个策展团队是如何看待的?对民营艺术机构的运作有何期待吗?

　　顾：此次的策展人团队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我也相信总策展人吕澎组建这个团队有他的考量，我十分荣幸能与来自各个国家的策展人一起工作，这个过程也是文化交流和互相学习的好机会。民营艺术机构进军艺术产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需要民营企业有强大的资本去运作，艺术产业需要很大的投入，一开始就想盈利这个愿望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进军文化产业必然是不行的，而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对于艺术的专注、对于自身资本和团队的自信使得企业在进军文化产业的步伐中稳健而扎实，中国的文化艺术产业需要一些不骄不躁、踏踏实实的企业去推进。

　　6、现今，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冲击着我们的文化，您曾经在《画刊》杂志的采访中提到过全面学习西方是迫不得已的，作为资深策展人，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保存自己民族的艺术特点?在第三届南京国际美展策展工作中，您对于艺术家及艺术作品的考量会考虑到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吗?

　　顾：我曾经说过全面学习西方艺术是迫不得已的，在1949年以前，我们主要是学习西方的东西为主;1949年之后主要学习苏联比较多了。中国的现实艺术就是一个典型，我们曾经学习苏联的东西，后来证明这条路子是并不完全适合我们，事实证明也证明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东西，这当然是好的起点。我认为民族性与国际性的问题实际上对应的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民族化我们通常不大去谈，因为可能会引起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又会涉及到民粹主义，通常会变得负面。而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去实现艺术的本土化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这是现在许多艺术家和策展人致力在做的事情，也是艺术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会面对问题。中国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我们国家面临这个问题相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稍微晚一些，有优势也有弱势。我们需要把握自己的优势保留自己的文化，我们有自己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就解决得比较好，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在现代艺术中的融合就给人以启发，例如日本曾经六十年代的一个现代艺术流派“物派“，在西方就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方式，但不能简单的只是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拿来，因为解决不了具体问题，没有实际的意义。如何把全球化的东西和本土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是件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伴随着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强，艺术的选择性更大，我们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我相信只要老老实实地积累和沉淀，量变必然产生质变，到一定时候一定会有我们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中国的当代艺术也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7、目前在中国，专业艺术展的受众大部分都是业内人士和爱好者，专业美术展览被大家认为是一种“高大上”的高雅文化，现在流行传播的都是一些通俗文化，您觉得当代艺术应当被“雅俗共赏”吗?您认为我们的展览怎样才能做到雅俗共赏?

　　顾：雅俗共赏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艺术没有绝对的雅俗共赏，雅和俗首先要定义明确，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不应该去追求这个东西。好的艺术不一定人人都懂，但是一定可以逐渐被大众所接受。实际上并不是艺术去接近大众，而应该让大众去接近严肃艺术。艺术是人类的思想和文化的结晶，本身就是是高尚、高雅的事物，这一点是亘古不变的，所以不需要刻意去降低身段贴近大众，它承担的是人类文化积累的功能，不能被公众理解那就慢慢去理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前的高雅可能会变得很普通。不要把艺术和大众对立起来，与其强调艺术“大众化”，不如去研究、实验艺术如何“化大众”，让大众慢慢的接触、了解、景仰严肃艺术，这是艺术的美育功能。让大家知道这是好的东西，并且把这些好的东西保留下来给我们的子子孙孙，那就够了。这是传承，而人类文化就是这样一个积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