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裸体主义开创者威尔玛·约翰逊坦言，虽然她们总是在反抗体制，“但人们确实喜欢我们的时候，这种感觉还是很棒的。”

　　新裸体主义者(Neo Naturists)不但喜欢脱掉衣服，享受裸体，还喜欢在裸露身体时制造些小慌乱。她们裸身骑着白马在交通高峰期的国王大道上穿行，在国家美术馆裸奔，只涂着身体彩绘出入地下酒吧，举办奇怪的宗教仪式，在发圣餐饼的地方发大虾，留下错愕的新浪漫主义者(New Romantics)，她们还差点儿被恼怒的学生扔进万圣节咬苹果桶里淹死。

　　她们是具有颠覆和破坏精神的艺术家。八十年代早期，酒吧文化从后朋克时代向新浪漫主义时代过度，新裸体主义出现了，由克莉丝汀·宾尼(Christine Binnie)、詹妮弗·宾尼(Jennifer Binnie)姐妹以及威尔玛·约翰逊(Wilma Johnson)联合创作的表演独特自然，抨击了当时艺术界的自命不凡和洋洋自大。 当时，她们受到相同艺术流派的嘲笑，却在左派人士中找到了盟友，并与很多艺术家和策展人合作过，比如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和詹姆斯·波奇(James Birch)。

　　克拉伯姆的伏尔泰艺术坊(Studio Voltaire)正在举办一场内容广泛的怀旧展览，新裸体主义是其中一个主题，我采访到了其开创者，克莉丝汀·宾尼和威尔玛·约翰逊。

　　1982年3月3日，大英博物馆，克莉丝汀·宾尼身描彩绘，图片来源：新裸体主义档案

　　VICE：讲讲这个展览吧，为什么选在现在这个时候回顾过去?

　　克莉丝汀·宾尼(CB)：几年前我翻阅档案时觉得这些材料珍贵极了，但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整理。这些资料曾有很多空白，但现在它们成了体系，也被理出了顺序。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如今上了年纪，这个年纪很多人都不愿意再展示自己的身体了，但我们想在此时此刻再展示一下。我们想转变人们对肉体的观念。以前我们裸露身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比如在大英博物馆玩快闪等等。现在就更需要勇气了，人们会说：“你都六十岁了，还能玩裸露?” 我想说：“是的，我们能!”

　　新裸体主义最初是怎么形成的?

　　威尔玛·约翰逊(WJ)：有两件事情。当初，克莉丝汀来到圣马丁(Saint Martins)，我那时在那读书，并做着一份模特的工作。我在绘画系，当时盛行抽象表现主义，那种东西非常歧视女性，非常正统。画女人时，我们突然有了主意：既然我们可以把你画在画上，那为什么不把画画在你的身上呢?这是对严格的表现主义规范的反叛，也是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尚和广告界对女性身体认知的挑战 —— 那时女性身体形象是中性的或者厌食的，是讨好男性的。我们开始讨论：人们看到裸体到底会多恼怒不安?看到 “正常” 的身体，也就是非模特身材的裸露的肉体，到底会多不适应?当时，酒吧圈、朋克圈和新浪漫主义圈子都有我们的身影。

　　1986年2月9日，伦敦，在英国皇家歌剧院，新裸体主义拉拉队长与雷夫·波维瑞(Leigh Bowery)和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在一起。图片来源：新裸体主义档案

　　酒吧里，人们对你们是什么反应?

　　WJ：我们当时从来都不知道人们会怎么评价我们，观众总是对奇怪的事物感到不安。有一次我们表演卡巴莱时听到观众喊：“让她们穿上衣服，穿上衣服!” 最后场面完全陷入了混乱。那是在摄政公园的一个留学生青年旅馆，是现场演出。那是我们最不受欢迎的一次。有人跑上台来，想把我们淹进苹果桶里，还把我们的唱片全都踩碎了。简直就是 “大屠杀”。

　　我们其实本来就是想在卡巴莱的小表演区表演，那里只有一个拉大提琴的女人和五个观众，但上场前一刻，我们的朋友说：“你们想去主厅演吗?那里有几百人，他们都醉醺醺的了。” 我们说：“好啊。” 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观众有反应。如果观众一副 “哦，我们以前看过这种表演” 的样子，我们会很失望。我们想让人们记住;如果我们的表演有效果，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你们的表演是如何设计的?

　　CB：我们的表演比你们想象中的更加有设计性和计划性 —— 尽管我们从不排练。我们从不试着 “恰当” 地唱歌跳舞，因为那会让我们的表演看起来太像表演。我们的表演总有即兴的成分，我们会计划，但表演时顺其自然总是能达到惊喜的效果。

　　你们的一些作品也带有宗教仪式的特点，比如在酒吧里像分发圣餐饼一样分发大虾……

　　WJ：是的，我们找到了新裸体主义跟教堂仪式或者其他仪式的联系。我以前会花很长时间待在艺术学校的图书馆里，我通常对人类学的书籍很感兴趣。这是为了把人们不同的思想观念相融合。

　　艺术界对你们反应如何?

　　CB：他们认为我们多少是个笑话，真的。有些人非常喜欢我们，但有些人把我们当做洪水猛兽，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对待我们。很快 ICA(伦敦当代艺术中心)就要举办一场关于我们的讨论，但以前我们被 ICA 拒之门外好几次。

　　WJ：我记得一九八几年时，我们去科克街(Cork Street)参加一个派对 —— 那时科克街是艺术圈的中心。我们去的时候身上涂着彩绘，有人报了警，所以我们只能跑掉，再去别的派对上表演。但几年前他们在做一个叫 “拯救科克街” 的活动时找到了我们的一张老照片，并用这张照片做宣传照，宣传 “回到全盛时期” 什么的。我想这真是太可恶了，我们从来没有在科克街亮相，当时他们根本不支持我们。现在，他们马后炮似的想把我们当做例子来展示库克街先锋气质的一面。他们那时候可是对我们全力反对的。

　　今年在伦敦伏尔泰艺术坊举办的裸体主义档案展。图片来源：Andy Keate

　　多年来你们跟很多艺术家合作过，比如格雷森·佩里 —— 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

　　WJ：克莉丝汀和我在伦敦，但她的妹妹詹妮弗住在朴茨茅斯，格雷森也住在那里。他们开始一起做人体彩绘。后来我们都加入了。他基本从最开始就是我们的成员。但我们也跟很多其他艺术家合作过，有迈克尔·克拉克和克莱克·贾曼，还有其他很多。我要提一下詹姆斯·波奇，因为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他在国王大道的街尾有个画廊，在那里克莉丝汀、詹妮弗和我办了我们的第一个展览。

　　你觉得年轻的一代有没有受到你们的启发?

　　CB：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感到很高兴，我还有些不适应。伏尔泰艺术坊真得很棒，对我们也很好 ——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对待;以前根本不会这样。

　　WJ：年轻一代的反应很好。我们总是在反抗体制，我们说：“得，你们喜不喜欢我们，我们不在乎。” 但人们确实喜欢我们的时候，这种感觉还是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