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的真伪鉴定，是书画史论研究的根本前提。在对一个时代、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真伪没有取得准确鉴定的情况下，对这个时代、这个作家的所有史论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所得出的结论，也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是今天“学术中的中国美术史论”研究专家的一个认识。但“国学中的中国美术史论”研究学者却并不这样认识。

　　从国学的观点，以真伪鉴定为史论研究的前提固然可取。但是一，它是做不到的;二，它不是绝对的，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先说做不到。我曾以公安的刑事侦破为例，提出对近代之前的历代传世书画作品，60%是可以鉴定的，20%是不可鉴定的“悬案”，还有20%则是真伪颠倒而且永远翻不了案的。过去启功先生、谢稚柳先生都讲过，限于客观资料的消失和鉴定者主观的能力，书画鉴定有“模糊度”。同一件作品，顶级的鉴定家有一致看真的，或一致看伪的，有时也不一定正确;更有大量这个看真、那个看伪的，真所谓“真作假时假亦真”。所以，鉴定不是万能的，许多作品的真伪无法鉴定，甚至虽然“破案”了实质上是“冤假错案”而且翻不了案。近代以后的作品，在今天可以鉴定的比率虽然要高一些，但100年后仍会陷于如此的比例。准此，则史论的研究就无法进行。因为，研究宋画，要把所有宋画的真伪准确地鉴定出来，研究石涛，要把所有石涛作品的真伪准确地鉴定出来，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或言，研究者所据的作品，必须只用真迹，不用伪作或是存疑作品。但所谓的“真迹”，有谁能保证它一定是真迹?“伪作”，又有谁能保证它一定是伪作?

　　再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作家生平的研究，包括生卒、行踪、交游等等，必须以真迹为前提，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而对作家思想、风格的研究，真迹当然最好，但即使是伪作，只要是高明的伪作，据此研究同样有它的意义，得出的结论同样有它的价值。如研究李成，在北宋时已经“真见三本，伪见三百本”，今天没有一件真迹，而只有“传”李成之作，据此来研究李成的画风，肯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苏轼研究王维，所据的是“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首诗是不是王维的真迹呢?在当时便没有人表示不是，而是“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苏轼当然弄不明它的真伪，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弄明白它的真伪。但苏轼还是据此研究，并得出了“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结论。千古以来，成为具有重大意义、重大价值的不刊之论。

　　又如晚清汪绎辰辑《大涤子题画诗跋》，录自辑者所见闻的石涛作品。但这些作品中多有伪作，有些今天还能见到，有些今天已经湮灭了。据此可以明确，所谓的“石涛”诗跋，有不少实际上并非石涛的。但哪一些是真石涛?哪一些是伪石涛?今天根本无法鉴定。那么，据这些真伪混杂而且难以鉴定真伪的“石涛”诗跋，来研究石涛的画学思想，是否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呢?

　　事实上，西方“学术中的美术史论”研究，也并非绝对地以真伪鉴定为史论研究的前提。如著名的弗米尔假画案，美国莱辛在《艺术赝品的问题出在哪里?》一文中便认为，由米格伦所伪造的“弗米尔”《使徒》一画，“与弗米尔自己的作品一样，是他的艺术天才的丰碑，尽管它出自二十世纪的米格伦之手，却包含和展示了十七世纪弗米尔艺术的伟大”。

　　平心而论，把米格伦伪造的《使徒》认作代表了弗米尔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风格，并作为研究弗米尔的对象和依据，我是同意的。但把它作为弗米尔的“真迹”挂在博物馆中，我是不敢苟同的。相比之下，国学的处理，作为无法鉴定真伪的“悬案”，可以使用“传”字;而作为已经被鉴定出真伪的“破案”，如“子明本”的《富春山居图》，还是应该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