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对于乡村的关注，实际上远比“艺术介入乡村”这个提法来得更早。十余年前，已有一拨艺术先行者通过艺术的途径进行乡村建设。10月28日在广东美术馆闭幕的“进入乡村：拯救与共生”当代艺术展，通过近年来重要的“艺术乡建”案例，例如渠岩、靳勒、左靖等艺术家的乡村实践对艺术乡建进行了梳理。该展海报上的作品是渠岩的《当代祠堂》，这是渠岩十余年来通过许村艺术实践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化新思考后，首次以真实作品形式呈现的创作。渠岩的艺术乡建过程，也是一个主体确立的实践，最终，通过与村民形成共同体的方式，他在许村谱写了一首艺术行动之诗。在近年来引起热议的艺术乡建话题中，主体性的确立已然成为乡建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

　　从新中国成立前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到新世纪以来的“新农村建设”，乡建知易行难。艺术乡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源于2014年的一场“辩论”。2011年由欧宁等人推动开启的“碧山计划”，让安徽省黟县碧山村有了书局、酒吧，以及艺术活动。2014年，还在哈佛攻读社会学博士的周韵跟着国际暑期班到碧山，在她此后的文字《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中，对“碧山计划”提出了多个疑问，其中一项就剑指村里的路灯：村里人想要路灯，而外来人更想要看星星。路灯和星星的对决看似区区小事，实则知微见着，引出了问题的关键：谁的乡村?

　　“许村艺术乡建的主体就是村民。”对于主体性的问题，渠岩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认为，现在乡村的问题是过度现代化产生的问题，这就不能以精英主义居高临下的方式再进行“现代化的抢救和治理”，比如“我赋予”、“我要改造”等现代话语。从社会学和人类学来讲，正确的关系是相互尊重与认可，互为他者，建构新的乡村共同体。

　　上世纪90年代，从捷克回到中国后，渠岩发现出国前感受到的先锋性、批判性已荡然无存，他决定暂时放下画笔，带上相机去了中国最真实的现场——乡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渠岩到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拍摄，由此认识了当地摄影协会的范乃文，此后慢慢发生了“许村”的故事。现在，许村村民已经将渠岩当作自己人。在不断的磨合调整中，双方达成平等互惠的关系。

　　渠岩为许村解决了什么?筹办了两年一届的艺术节、建立了许村艺术公社、村子里爱画画的聋哑人王仲祥的作品有了销路、村民们农家院的生意越来越好……更为实在的是，经过渠岩的多方走动，每次一下雨就坑坑洼洼的场景不见了，村子里第一次有了下水道系统。

　　许村为渠岩解决了什么?他通过许村搭建了一个平台，让更多艺术家获得亲历乡村现场的机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重新构建了一种乡村应该存有的文化逻辑，解决了关于主体性的疑问。通过十年时间完成“许村实践”这件作品后，渠岩选择以乡村显性文化价值的载体——祠堂，作为自己的作品，并用当代的手法进行再造。

　　促进乡村的经济发展，这似乎并不是艺术家的工作，却是村民的愿望，这就变成艺术乡建的隐性条件。就像此前路灯和星星的问题，两者是共生的，难以割裂。以许村为例，该村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农民想致富却找不到任何途径，许村艺术节为发展农家乐经济创造了条件。此前，许村的农家乐有20多户农家乐，生意也不大好，现在不仅多出一倍，还多了一些饭店和商店，实现了许村人热盼的农家乐经济。让农民生活好起来，艺术就有在乡村留存的机会。

　　“谁的乡村，谁的主体，这是现在特别要强调的。但是也不能完全以乡村为主体，因为现在乡村村民的主体价值已经崩溃了，沾满了现代化的毒素，会用物质来判断你所帮助的价值。重建乡村的关系，是要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角色。”渠岩正是在妥协中完成了这种共建。通过主体性的确立，渠岩建立了一个艺术和乡村能够持续发酵、成长和发展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