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客站遭遇记

　　从北京西客站到批评家年会下榻的国际饭店，只有10公里。因为堵车，组委会无奈地建议我搭乘地铁，否则花三个小时也别想到会。领教了北京地铁一号线，我在离京的动车上写下了这篇遭遇记：

　　北京的雾霾可怕，更可怕的是交通。雾霾只是空气的异态，交通之糟糕却是常态。时近初冬，坐高铁抵达西客站，接车人被车辆筑成的长城堵死，我不得不换乘地铁。有人讲西客站的地铁口如同地狱入口，不过下地狱者毕生只走一趟，地铁入口对于当地居民每天早晚都要光顾。脏兮兮的地铁口，气温高得离奇，仿佛在体现西客站的特殊热情。衣服脱到只剩内衣，脊背还在出汗。如果在人群上方挂笼子孵蛋，小鸡肯定会提前出壳。无比佩服北京人的耐性，几十年如一日地忍受而从来没有听说过公开抗议。外地乘客缺少北京人的涵养和韧性，愤怒的情绪发泄在手机上。此伏彼起的打手机者流露着便秘的表情，扯着喉咙呐喊，把气温又提高了许多。环顾这个空间，一张张木然四顾的陌生脸庞，浮动在熙熙攘攘、你推我挤的人流之上。你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一晃而过、彼此把对方当小偷或歹徒提防着的人物，即便不是精英，也都不是等闲之辈。但凡能坐高铁到北京的人，都有笑傲他人的资本，可是西客站是个变形器，任何人都有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变态。这是一个会使你我的情绪扭曲、气质降格的环境。从地铁口出来，冷嗖嗖的气流如同西游记中的妖风，不知道从何方窜来，脱下的衣服全部复原仍然觉得寒冷。出了地铁，眼前浮现的是一个同你我无关的大都会。同1980年代相比，今天的北京时髦而整洁，可是却失去了让人怀念的人情味。当年觉得多余的围墙之外，平添了一溜溜冰冷的铁栏杆。从动车踏进地铁口到爬出地铁，我先后问了六人才没有迷路。我在心里用国骂诅咒秩序的混乱，用京骂痛骂自己像个没有见过世面的老土。1999年我写《未来美术一百年》，预言西客站等拙劣建筑物会被拆除。北京啊，你何时下手?

　　美术批评家年会

　　我缺席美术批评家年会累计四届，按规则应当被开除会籍。本次是第十届，我应邀赴会首先是为了满足贾方舟的愿望：大团圆合影让老人们统统露面。六十岁以上的批评家已达20人，彭德在其中先死的概率为百分之五，创建批评家年会的老贾不能不有所防范。人的死亡不会论资排辈，比如早夭的邹跃进和黄专。批评家的主体应当是中青年，当然老先生有时候会突然发声，比如邵大箴先生讲的几句肺腑之言就让我意外和感动。人之将老，其言也真，他的发言可为表率。本届批评家年会的议题是“批评的有效性”，我的发言介于学术和技术之间，比较平淡，大意如下：

　　批评怎么做才有效，首先是传播的问题。传播的内容能否被接受，涉及批评者的立场、态度、方法和学术的穿透力。这要求批评者具有从事批评的专业素养，系统了解同批评关联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已往作为支配艺术批评的哲学已经被解构，而解构哲学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很多哲学家开始关注宗教问题。以巫术为特征的原始宗教以及历史宗教，被视为艺术的源头。其结果，转了一圈，批评问题回到了它的起点。批评涉及的范围和批评的可能已经接近人类理智的极限，很难再出新招。唯一的新招是快速变化和推进的电脑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可以改变批评的形式和传播方式，提高批评的传播效果。随着自媒体的出现和微信的普及，批评已经从少数人的特权变成大众行为。批评的普及会唤起有深度的批评，而有深度的批评不等于写长文章。中国当代艺术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可是历届年会没有同中国文化、历史和现实直接发生联系。作为松散的学术共同体，批评家年会今后怎么做?我觉得一是人员结构需要分化重组，由一个学术共同体变成几个共同体，彼此之间保持良性互动的关系。二是需要吸纳其他领域有影响的学者参与。这种参与可以是随机的，更多的应当是持续的。三是需要同美术界广泛合作，比如世界艺术史年会的十几个分会场放在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召开，影响就很大。中央美院网站把我的发言“赋象艺术论”做成视频，据说传播面比我收录的十五年来的评论文章的纸本书籍大得多。大学是思想自由驰骋的地方，美院在大学中最自由，它不是当代艺术的天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