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直在关注基弗展览的事，支持和反对的，中文的和英文或德文的，能找到的文章几乎都看了一遍，现在忍不住想为展览主办方说几句。

　　我觉得讨论这件事一定要把法律，道德和情感掰成三件事来分别说。咱们先从法律上说，展览主办方一直在强调，整个环节都是合法的，所以他们没有理由取消展览，后来又看到一个在德国学习版权法的博士生写的一篇中德法律比较的文章，基本认定这个展览的合法性，中文网上几篇不支持展览的文章，也大都是以“虽然不违法，但是... ”为前提来指责的，所以，对于展览的合法性，中国方面几乎是没有异议的。今天看了《南德日报》对基弗的采访，记者用“愤怒”和“深深地失望”来形容基弗的情绪，但是尽管情绪激化到这样的程度，基弗本人和代理他的画廊从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要诉讼了法律解决之类的话。据我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假如一个德国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他在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尤其是在用书面文字阻止侵害的时候，最后肯定不会忘记警告一句：您若一意孤行，我将不得不诉讼法律。书面递交这样的警告，不只是拿来吓唬人，而是将来真的要诉讼法律时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使用。更何况像白立方和高古轩这样的专业画廊，遇到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事，旗下专门为其打官司的律师们肯定会像消防队员终于看见着火了一样兴奋。但是无论艺术家还是画廊，在整个回话中没有使用过一次法律的字样，我因此而判断，这次展览也许是真的并不违法。为了核实这个判断，我还特地询问了一下上次帮我打艺术纠纷官司的律师，他的回答和中国那个法律博士生基本上一致。

　　现在我们假设，展览从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剩下要讨论的也就只有道义和情感上了。

　　天下一叔在批评这个展览时，借用了大量海外一流美术馆的实例来说明美术馆的公正性，专业性，机构信誉等的重要性。他说的我都很赞成，但是他抛开了中国当下的现实去讨论一个虚拟的理想状态。中国一流的美术馆和欧美一些国家一流美术馆的经营机制不同，这是业内人士有目共睹的。泰特美术馆可以为了做一个调研， 专门雇佣一个牛津大学博士毕业的学者到中国驻扎三个月，瑞士一个美术馆的馆长为了找到一个他在德国意外发现的中国艺术家，可以专程到中国去和那个艺术家面谈(我敢举这两个具体的例子是因为这两件事有我自己亲身的参与)。我们的艺术机制能给美术馆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吗?我们有一些国家级的美术馆外租展场甚至都是明码标价的，在这种机制下谈美术馆隔绝于商业操作之外的独立性也是否是有些操之过急了呢?

　　在我们无法一下子改变艺术机制的情况下，我觉得基弗的展览和许多其它掏钱就给办的展览相比，在美术馆道义上并没有输。其一是以基弗在艺术史上的意义，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哪一个馆展出对该美术馆来说都是一种光荣，其二是以基弗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熟程度，那些趁着在央美美术馆展览之鍥机来提高商业利润的判断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有市场尚未成熟的艺术家才有这种商业操作的必要，而且央美美术馆和基弗相比，影响力还没达到能为基弗作品抬价的程度。基弗在接受《南德报》采访时说他对中央美院很有好感，我们可以想象，基弗对这次展览的否定，根本原因不在于展览馆档次不够的问题-当然，前提是他原本就想在中国做展览的话。其三，基弗的展览是吻合中国受众利益的，美术馆没有背弃为受众服务的宗旨。

　　"天下一叔"在讨论商业机构和美术馆关系的时候，举例说在 2017 年洛杉矶 MoCA 的村上隆个展，他的三个大画廊高古轩贝浩登和 Blum&Poe 每个都掏了钱。这是因为重要的美术馆展览和画廊的商业利益是一致的。这个例子却恰恰是支持这次展览的例证，因为基弗的展览，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它和美术馆目标及利益的一致性。

　　央美美术馆为了本馆的利益倾尽全力难道不是在尽美术馆的职责吗?

　　另外一个"艺姝笔记的号外"在豆瓣上的点评里说，央美在声明中一再强调这个展是合法的。但问题是，从没有人说这个展违法，别人指责的是你办事儿不地道，不懂规矩。揪法律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为什么别人挑咱办事儿不地道呢? 因为，你损害了人家的利益了。 基弗后面是白立方和高古轩， 这两个都是出了名的控制狂。 他们对艺术家在哪里出现，怎么出现，今天露哪张作品，明天露哪张作品都是有非常严谨的规划的。他们也许早就有将基弗推进中国市场的的计划，凭空杀出这么一个展览， 打乱人家的计划，自然要急。况且，画商跟藏家之间都是有共识的， 如果藏家打破共识，随意抛售或者展出作品是会被拉黑的，是要出事的，东西绝对不卖给你好么?以后人家就不带你玩了好么。。。

　　艺祝笔记号外的全篇文章，既不是从法律角度说事，也不是从道德角度说事，而是从艺术的游戏规则上说事，假如真的排除了法律和道德， 仅仅是从游戏的输赢规则上看，那批评这次展览就更说不过去了：凭什么现有的规则就是恒久不变的，衡量一切的规则?国外一流的画廊可以操控国际美术馆，中国一流的美术馆就不可以操控一下国际艺术市场吗?

　　我曾经在博伊斯的美术馆工作过几年，在筹办《博伊斯在中国》的展览过程中，我切实体会到德国和中国在艺术机制上运作的不同，德国的公立美术馆唯一担心的就是怕出错，所以宁肯什么都不做也不要做错，而中国的美术馆是非常希望能做成一些事情，有不得已时宁愿冒险，和私人藏家合作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德国公立美术馆的繁琐程序和中国的快节奏根本无法合拍，很多展览如果不是中间有一些能够接受折衷方案的协调人在活动的话根本就无法实施。而只要是和私人机构或个人合作，就极有可能涉及到商业上瓜葛。就目前中国的状况来说，我觉得做了总比什么也不做要好，因为只要还在做，就有越做越好的希望。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体制以及藏家或大企业在艺术上的认知问题，美术馆不先把展览做起来，如何去影响和引导这些认知上的问题?

　　横观整个事件，我唯一可以理解的就是从情感角度，基弗做为一个对自己艺术态度极为严谨的艺术家，他因为任何一种客观原因没有能够直接参与这次展览都是令人遗憾的，表现出什么样的愤怒和失望都不算过分， 而央美美术馆比谁都更希望基弗本人能来参加展览，这一点是不需要任何分析就能判断出来的。

　　最后说一句，这次由基弗展览引发的问题，说到底不是央美美术馆的问题，或者不仅仅是央美美术馆的问题，单挑去讨论这个展览出了什么问题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