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曾配合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对该市旧城区332处名人故居进行考查，发现保存完好的仅有80处，多为纪念馆、博物馆、单位用房和名人后代独院住房。其余200余处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修情况。

　　作为古都，北京市名人故居保护面临的困境，其它历史文化名城同样存在。名人故居的困境如同一面镜子，所暴露出的问题不只是文物保护一件事情，老旧城区人居环境不佳、产业低端、基础设施不足。北京中心城区平房区户均住房面积仅20平方米，且不成套，远低于全市人均29平方米的水平，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涉及在527个棚户区中居住的23万户70万名本地居民。

　　在大杂院的包围下，修葺再好的名人故居，也很难更好地发挥应有的文化教育功能，它需要与所在街区协同发展。而这，就涉及城市规划、住房保障、人口疏解、产业结构调整、直管公房改革等诸多层面。

　　菜市口是清代的法场，不少仁人志士遇害于此，其中就包括维新志士谭嗣同。出菜市口地铁站，南行300米左右便是当年谭嗣同在京的寓所——浏阳会馆。1986年，谭嗣同故居被列为北京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这处承载着沧桑历史的故居，如今却是另一番景象：掉漆的木门，破旧的房屋，成排的电表，堆放的杂物，逼仄的过道……百年旧居已然沦为大杂院，破败不堪。而这，就是当下北京名人故居的一个缩影，保护状况不容乐观。

　　“从城市规划角度而言，故居保护对提升城市形象的多样性有重要意义，其蕴含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可以让城市文化变得更厚重。一个城市如果缺少文化，便谈不上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说。

　　“谢绝参观，请自重”

　　萧军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鸦儿胡同6号。《工人日报》记者走访发现，院中二层小楼已呈颓势，一侧墙壁爬满爬山虎，墙上还码着一排电表。二楼的门窗开关不一，铁瓦长期暴露在外，已是锈迹斑斑……院墙外横七竖八地停放着几辆破旧自行车，院门上的朱漆颜料大片脱落，门前还有供街坊邻居使用的垃圾桶。

　　萧军是著名作家，上世纪30年代还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1951年，他因工作调动来到北京，直到1988年病逝前一直居住于此。

　　如今，故居已没有门牌号，且周边没有任何关于故居的标示，只有破败的门上隐约写着几个歪斜的字：鸦儿胡同6号。加之旧宅位于丁字路口，不依靠导航的话很难找到。旧宅邻居大妈告诉记者，萧军去世后，家人就搬了出去。

　　“听说这房子都给别人了。”附近香火铺老板告诉记者，“房子已经塌了一半，这些年没见过人进出，已经废弃好久了。”她还表示，房主曾打算重修宅子，但在胡同里动工，少不得给街坊邻居一些费用，成本过高也就不了了之。

　　正值中午，相比萧军故居的冷清与寂寞，胡同另一端李记酱肉爆肚铺已排起了长队。“除了个别文艺青年会来这打听，一般也没啥人来。”香火铺老板说。

　　位于东城区帽儿胡同37号的婉容故居，是清朝末代皇后婉容的婚前住所。婉容被选为皇后后，此宅曾大规模改建，西路四进院落为居住区，东路三进院落为私家园林。

　　如今这处院落也成为普通民宅。在故居的说明牌上，有院内住户用粉笔写的“私人住宅，谢绝参观”字样;在宅院门上，同样写有“谢绝参观，请自重”字样。在大门与照壁之间的过道，路面已经坑洼不平，并摆放着多辆破旧车辆，堆叠的砖块、拉扯的电线随处可见。

　　事实上，谭嗣同故居、萧军故居、婉容故居的情况并非个例，据统计，仅北京市西城区36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建筑，就有165处用于居民居住、存在安全隐患或被不合理使用，部分甚至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腾退账单不是小数字

　　保护名人故居的呼声，近年来多次见诸报端。但名人故居保护现状不尽人意，却是诸多原因导致的。

　　据介绍，谭嗣同故居属于“直管公房”，产权归房管局所有，因此修缮工作与日常维护属房管局。而对于住户来说，由于没有产权，自然不会像爱惜自家房子那样维护故居。

　　“旧城房屋不能参加房改，没产权，无法交易，我们没法自己卖房搬走。”有居民如是说，产权模式的滞后，使得即便有人愿意接手修缮，也难以涉足。

　　修缮维护沦为大杂院的名人故居，前提是腾退住户。北京市西城区文委主任孙劲松曾表示，西城区需要腾退的文物面积近13万平方米，资金投入以百亿元计，还要配建相应的安置房。而这样的投入，远非一区财政收入力所能及。

　　拥有131处名人故居的东城区，也因为房价节节攀升，改造成本巨大致使腾退缓慢。而微循环、渐进式的房屋修缮模式，由于缺乏统一有力的疏解安置政策，外迁安置房吸引力、大规模人口疏解资金、腾空房屋后期收益不足等因素，难度较大，人口疏解效果也不明显。

　　“如何清退现有住户是最大难题，而修复成本是必须算清的经济账。”黄顺江说。现阶段故居保护，省、市、区各级政府的人力财力是有限的，只能优先保护一些名气较大的、更能带来现实收益的名人故居。

　　名人故居的认定，是造成保护困局的另一个原因。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故居认定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评判标准，保护对象的范围难以划定，保护工作也就无法有效展开。根据1996年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建立纪念设施有关规定的通知》，已故近代名人的故居，除经批准的以外，一律坚持正常使用，不得专门腾出作纪念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刘魁立则认为，“文化意识缺失，导致故居保护难以有序展开。人们现阶段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一些物质层面的收益，而故居保护作为一个长远项目，难以带来直接收益。”

　　“买下房子我当然会修好”

　　“天津记忆”志愿者团队青年学者张翔告诉记者，居民占用的名人旧居，保护状况较差，反倒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占用的旧居，保护情况较好。

　　“机构占用的话，有钱去维护房屋。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旧居维护费用可能比建造费用还高。再加上名人故居房屋多是公产性质，大杂院中的住户缺少对故居的应有维护。”张翔如是说。

　　记者在天津市和平区走访发现，天津较为著名的名人故居多为政府或企业使用，保存状况较好。如孙传芳旧宅，现为天津市供热办公室、市人口学会等多家机构联合使用;靳云鹏旧宅现为市文物公司使用;顾维钧故居现为民革天津市委使用;孙殿英故居，现为中盐天津市长芦盐业有限公司使用。

　　天津的保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借鉴，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故居腾退后的合理利用。孙劲松表示，文物腾退后，不应再完全由政府“全包”，而是可以明确公益性使用方向和管理使用规则，然后引进社会力量，把文物古建变复合型文化场所。

　　黄顺江认为，故居保护现阶段只是学界、政府在做，力量有限，保护渠道也相对封闭，需要更开放些。“可以邀请当地企业参与，一方面通过对故居文化价值的发扬和传承，企业也增强了自身的品牌内涵和知名度;另一方面把成本压力分给企业承担，达成双赢的局面。”

　　事实上，近年民进北京市委曾提案建议，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名人故居保护工作，支持成立相关民间公益组织和慈善组织。同时，向社会筹集资金用于名人故居，在确保不改变名人故居原始结构、原有风貌的前提下，将部分名人故居出租、出售给私人业主，通过产权转让的方式推动名人故居保护。

　　“但是，就一个院子修好了，周边街区设施还是不足，上个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会有人来么?如果能让我把住的房子买下来，我当然会修好它。”有居民如是建议，名人故居的腾退修缮，需要和文保街区整体的腾退修缮相配合。而要发挥住户们的文保积极性，直管公房的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有所探讨和推进。

　　另据悉，11月22日，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对直管公房管理体制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