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先生带着从中国新兴木刻到今天的版画所有的历史，就这么走了，他既是美术的一面大旗，又是旗下的普通一兵，“豁然万里余，独为百川雄” ，他的历史则留给了我们，成为国家文明进程中最具形象的篇章。

　　自上世纪30年代新兴木刻运动兴起，中国版画一改工艺复制的悠久传统，开始自己艺术个性的生命历程，从作品的形式到内涵，都与中国传统版画截然不同，像一个垂垂老者又猛然青春年少，如鲁迅先生在自己的诗剧《过客》中所隐喻的“在荒原上沿着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行走着” ，版画的逆反不过是历史嬗变的一个局部，艺术的升华才是文明进程的节点，而完成这样的变革，贯穿始终的还是人，黑格尔曾就美学实践的意义说过“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 ，版画人的觉悟超越了物的版画而成就了人的版画，创造与表现的追求超越了工具与手段的宿命，而直驱文化与精神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跋涉中，太多版画人与作品如峰峦如长河，述说着成长的艰难，积累起指路的方向，这其中先后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现当代版画大家如擎天巨柱，撑起版画的五岳三山，为中国现当代版画开拓了新的空间，王琦先生便是与古元、李桦、力群、彦涵并称的五岳，他们前承新兴木刻的激情，后携当代版画的旗旌，以自身丰厚的创作实践和饱满的精神力量，丈量着国家与民族发展的维度，让版画这一古老的文明载体，不断更新着审美的质与量，不断承担着时代的鼓与呼，这其中王琦先生以自己生命的韧性，承受了更多的劳苦与责任，担负了更久的重托和使命!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凸显在版画乃至中国美术发展历程的多个关键节点上。

　　新兴木刻运动在上海沦陷、国势危急之际，兵分两路，一路远赴西北的延安，成就了边区版画，探索着版画与民众相依的路径;一路便是在王琦先生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在大后方的重庆继续着版画与时代互动的努力，中国现代版画与民众、与时代的关系，正是通过这样相依互动，达到水乳交融，而形成脚踏实地的、扎根人民的画种基因，这是让版画的后继者哪怕再边缘、再弱势也从不绝望的基因，是中国版画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的基因。山不择土所以成其高，河不择水所以成其流，在大众与小众的方向上，在手段和目的的判断上，以王琦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版画大家从来没含糊过，哪怕是在学院的高墙深宅内，在形格势禁的教学框架中，他们也如同大树一般努力向全国伸展着自己的枝杈，向各地抛撒出自己的绿荫，所以形成以中央美院的版画系为轴心而辐射和影响全国各地版画的生动感人的版图，以至先生们带出来的学生宋源文、广军、谭权书等更多艺术家也责无旁贷地担起这份使命，完成了中国版画从现代到当代的过渡和转型。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王琦先生们早早就嘱托了的，掸掸灰尘，擦拭干净，还是宝贝!

　　新中国成立伊始，万象更新，又是王琦先生率先用新的创作、新的面貌，引领中国版画步入新的时代。以他为代表的版画家们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国运引领着文运，国兴带动了艺荣， 《长白山的早晨》 《北方农家》 《古墙老藤》 《玉带桥》 《蒲公英》 《春潮》 《初踏黄金路》 《北京雪景》 《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农民服务所》 《劳模荣归》 《西湖》等一大批版画佳作的问世，让新中国的表情充满朝阳之气，更让新中国的版画散发出迷人的芬芳，新兴木刻的偾张，大后方版画的时艰，边区版画的朴实，在这一充满理想的时期，都汇聚成版画最美好的祝福，让人们看到希望，更寄情于远方。王琦先生不仅率先垂范，刀耕笔述，更通过主编的《美术研究》 《世界美术》 《版画》 《美术》等刊物将自己对版画发展的见解、对版画艺术的经验和版画普及与提高的期待传播至全国，北大荒晁楣、张桢琪的套色版画，四川李少言、牛文、李焕民、徐匡的黑白木刻，江苏吴俊发、黄丕漠、张树云的水印版画，浙江两张两赵的版画和云南李忠翔、史一色彩浓郁的套版等，正是在这种影响下逐步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版画群体现象，在活跃了地方文化艺术的同时，也让国人领略到版画独特的审美意趣与价值，这一时期全国版画的发展与王琦先生个人突出的作用不言而喻，他既是大旗，引领着方向，又是士兵，冲锋在先。

　　“文革”的浩劫甫定，百疾待医，还是王琦先生挺身而出，不仅是版画，而是整个国家的美术都成为他的奉献与责任，从上世纪最后10年开始，王琦先生在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的岗位上，坚持艺术的百花齐放，鼓励年青一代的画家们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养分，在人民中寻找表现的意义，中国当代版画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在王琦先生事无巨细、百计千方的操持下，成功地拓展了表现的疆域，极大丰润了想象的空间，版画的展览持之以恒，版画的创作异彩纷呈，版画的新人层出不穷，魏谦、周胜华、魏启聪、王喆音、聂昌硕、沈尧伊、徐冰、吴长江等一大批青年才俊的横空出世，为中国的版画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中国美术写下精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