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天津《散文》月刊07年12期)

　　一

　　是的，上面的题目有点拗口，可这莫非不是今日散文语言的一种时尚?这时尚与我多年前一次生死攸关的视觉误判相关。

　　那是一个夜晚，我从纽约上州开车回新泽西。也许太累了，大脑麻木得几乎停止了转动。突然，我觉得侧面有连续的亮光射入，扭头一看，是一列迎面驶来的火车，正轰隆隆地擦肩而过。黑暗中，那一长溜透着灯火的车窗，向我洒来串串光亮。奇怪，我心里纳闷，这地方应该没有铁路啊。正思忖间，我的车已朝着火车偏了过去。我这才猛醒：那不是火车，是高速公路旁的铁护栏。对面逆行车辆的灯光，从护栏的另一侧透过来，让我在误判中差点撞上去。

　　一位研究散文的学者在考察当代散文时，通过比较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世纪末诸多散文名家的作品，总结出了一套新的写作理论，认为当代散文应该对人生有一种感悟和思考，应该表现生命之存在、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认为散文作者对生命的体验，应该超越现象世界，从而使散文写作具有本质的象征意义。这是眼下时髦的散文写作理论，但我对这理论却有两个疑问：其一，散文一定要写生命体验么?其二，这体验一定要用诗意的或哲理的语言铺陈出来么?

　　我不相信读者都是不用脑子的笨蛋，而且，我对那种自以为是的肉麻语言天生敬畏，阅读那样的文字，我的皮肤会产生过敏反应。我写散文偏好徐缓平实的叙述，就像与朋友面对面交谈。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议论，更讨厌矫揉造作的抒情。当然，我对散文语言的此一判断，以个人好恶为准则，我并不打算将这判断强加于人。

　　我的另一次误判算不得生死攸关，只能说是有惊无险。

　　仍是许多年前，我陪一位国内来的老同学从纽约上州去耶鲁大学。开车还不到一小时，我就对同学说，咱们快到了。老同学好生奇怪，问，不是需要两个小时吗?我让他向前看，看那蓝色的大海，看那阳光下起伏的海浪正泛着耀眼的光芒。然后告诉他，耶鲁在海边，我们沿着海岸线走，很快就到。同学说，前面没有海，也没有起伏或者闪光的海浪。我听了哈哈大笑，指着正前方的一片茫茫反光说：那是什么，难道不是大海?老同学狐疑地回答，不是。我惊奇极了，真是不可思议，他怎么就有目无珠，看不见眼前的汪洋大海?正奇怪间，车已开到了海边，我这才看清，那真的不是海，而是农民种蔬菜的一垄垄塑料薄膜，在无云的蓝天下反射着颤抖的阳光。

　　写下这两个有关误判的故事，我是不是需要顺水推舟议论些什么?或者抒发某种独特的情感?而且都是些关于生命意义的文字?

　　另一位学者在其研究专著中讲到了散文的“诗性智慧”。按照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说法，所谓诗性智慧，就是缺乏理性逻辑的原始思维，属于人类童年时期的非理性思维。这位学者推崇此种早期思维方式里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的创造精神，并将其与中国的禅宗思维方式联系起来，认为这一思维方式具有当代的解构意识。无疑，这样的散文理论，蕴含着审美的古意，但我也看到，这古意中充满了流俗的时尚。

　　在这古意与时尚之间，我的两次误判，都触及了所谓生命体验和存在价值之类深层的本质问题。我该对这样的体验进行怎样的诗意发挥或哲理升华?我猜测，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对散文语言的判断，已经超越了书写的行为，而涉及到文字本身的力度和容量。

　　二

　　然而，我倾情于古意，断非时尚。

　　在美国东北部波士顿郊外的海边，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旅游小镇女巫镇(Salem)。大约四、五年前，那里的一家著名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完成翻修，重新对外开放。我早就听说博物馆的新馆出自一位建筑大师之手，便慕名前往，想参观这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不料在馆内的中国展厅却看到了一座老旧的徽式民居“荫余堂”。

　　据博物馆的资料介绍，这座民居原在黄山脚下的休宁县黄村，是当地一黄姓商人的祖居，建于清末年间。后来这家黄姓商人到上海经商，祖居就渐渐荒芜了。一百年后，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项目，这座老式民居被原封不动地拆迁到美国，在女巫镇的博物馆里复原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式的皖南民居，没想到竟然是在美国。据说，原生态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就是从现代主义的摩登之处转个身，回头走向复古。当然，这是在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下的复古，恰如女巫镇的后现代建筑，在内部复原了一座古旧的中国民居。自然，后现代理论还主张跨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其要义既在于赋古意以时尚，赋时尚以古意，也在于标举西方中心里的边缘文化，以及暗藏在边缘文化里的西方中心。

　　荫余堂是一座木结构的庭院，上下两层，十六个房间，天井里有石凿的水缸，养鱼、净手或者防火，全都生满了厚厚的绿色苔藓。室内陈列的物件，多为清末民初的旧物，如雕花床和绣花鞋之类，也有文革时期的报纸，一律裁成小方块，叠放在卧室的侧身处。还有农具、蓑衣等等，让我想象着近百年来中国偏远山乡的宁静生活，那里古意悠然，绝无时尚的入侵。

　　这一切是多么美妙的悖论：在时尚与古意相交织的后现代建筑里，竟然有单纯的古意而无时尚的入侵。事实是否果真如此?退出中国民居，在女巫镇博物馆的大环境中，以“他者的眼光”看，荫余堂只是一件展品。如果再退一步，退到女巫镇这个旅游名城的大街上，那么，整个博物馆也不过是游客的一个去处罢了。事实上，小小的女巫镇有不少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其中最有名者，是巫女博物馆，还有那座建于十七世纪的带七个阁楼的房子，这鬼怪的房子给了小说家霍桑以魅人的灵感。于是我提醒自己：别忘了，女巫镇仅仅是北美东海岸的一个旅游景点而已，古意已然成为时尚的点缀，荫余堂无非是西方眼中的东方一隅。庄子说：万物皆为一瞬。在永恒的时空里，思想和体验的一进一退，都是在古意和时尚间调节距离，以便为自己寻获一个观察、思考和判断的最佳位置。

　　近年每次回国，我都要去各地游古镇。去年去了江南古镇和湘西古镇，今年又去了川西古镇。在成都平原的平乐古镇，面对浓荫蔽日的巨大黄桷树，我突然意识到，这些旅游古镇，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格局：新铺的石板小街，两旁是木板小楼，楼下临街的一律是餐馆和旅游工艺品小店。最要命的就是那些旅游工艺品，无论是在江南水乡还是还内陆山区，这些工艺品都毫无地方特色，像是来自同一个批发商。例如，有一种**头式的黑色磁石，抛到空中会相互碰撞作响，不仅在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和杭州的清河坊处处有售，就是在周庄、凤凰、平乐这样的小地方，也一样随处可见。

　　也许，我不应该用这样的眼光看世界。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文革后期，正好在形成思想的时候进了大学，而七十年代末的大学校园，却面临着思想的真空，于是西方现代哲学便乘虚而入，进了我们的视野。那时候最受欢迎的是存在主义思想和结构主义方法，这些舶来哲学，不仅占领了校园，也给了我们这代人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

　　这眼光伴随我们走过了二三十年的路程。其间，人们经历了各种变故，有些人成为既得利益者而不再有当年的棱角，也有些人因时运不济而愤世嫉俗，成为喋喋不休的抱怨者。不过，大多数人都与我一样平庸，虽然仍有怀疑和批判的眼光，但却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个物质世界的各种美好。

　　所以，离开平乐后我又继续向西，到雅安附近的上里古镇游玩。上里地处川四平原西面的崇山峻岭，由于偏僻，便比平乐显得古朴，也更静远，但仍旧摆脱不了旅游工艺品的俗气。在上里，我一边欣赏木屋、流水和石拱桥，一边诅咒这地方的喧嚷和铜锈。直到离开上里几天后，我在清理旅游照片时，才回味出上里的可爱，那是喧嚣中一份与世无争的悖论式悠闲。比如那里的一个画家，在家门口设摊，却不在乎游客买不买他的画。试想，如果我也像他那样与世无争，我就会用宁静而平和的心态去看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无论怎样庸俗，在我眼中都会无比美好，正所谓心远地自偏。可是，我还远没修炼到与世无争的境界，我知道，怀疑和批评的眼光同与世无争的心态格格不入，唯有入禅悟道，方能调和这悖论冲突。

　　禅，古意与时尚的混合，多么出世，多么高雅，多么恶俗。

　　三

　　什么?我倾情古意就是心态已老?没错，我算得上老男人了，但那是在二十出头的小女孩眼里，而我对笨手笨脚的小女孩并无兴趣。

　　我喜欢经历过世事的女人，她们成熟，她们或许阅人无数，没那么多扭扭捏捏和惺惺作态，即使伪装，也会很快脱去，并进入真我状态。她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见识了世态的美好和邪恶，她们洞悉了生命的短暂、理解了现世的缥缈，因此她们才懂得怎样享受这世界能为她们做出的任何细小奉献。在她们的真我中，没有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也没有才女丽人或荡妇淫娃，她们只有生命的饥渴和尘世的欲望，――用俗话说，她们善解人意。

　　且慢，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梦境，这当中也会有实际的考量和狡猾的算计。并不是说上床容易下床难，也不是说要有徐志摩那种挥一挥衣袖的潇洒，而是说在古意和时尚之间，应求取度的平衡。

　　三十年前刚进大学，酷爱写作。先尝试诗歌，写过具体主义的图像诗，但校园里诗人太多，诗人角被挤得水泄不通、恶臭熏天，只得敬而远之。然后试着写小说，可我是个现实主义者，不尚虚构，虽偶一为之，所写却少之又少，以致拿不出作品去参加向往多时的笔会，最终不了了之。于是转而写剧本，却不可能有上演的机会，再写散文，又难于发表，末了，只好去构思简单的寓言。

　　那时曾读到一个古老的故事：有个年轻渔人放生了一条鱼，一天夜里，那鱼幻化成美女，来到年轻人的家里报恩。不用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花好月圆。

　　我那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又开始作祟，我寻思：这故事的寓意，该不会是善有善报那样简单，如果那美人鱼是来自聊斋呢?所以，要紧的不是学会怎样打鱼，而是学会怎样判断网中之物。

　　随后，我自己编了一个打鱼的故事，却不知何故没有落笔为文。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这寓言仍保存在我大脑的磁盘里，现在终于能借这篇散文把它写下来了：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渔翁有打鱼的诀窍，他不仅打的鱼多，而且打的鱼肥，总能买得好价钱，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渔翁身强力壮，摇桨如飞，每次出海，都把那些尾随的渔船远远抛在身后，让其他渔翁无法偷窥自己打鱼的诀窍。渔翁有个独生子，也跟着出海，却总无撒网的机会，只能在一旁观看。儿子年复一年随父出海，总看不出父亲打鱼的门道，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问父亲诀窍何在。父亲说这是禅，只能意会。儿子问：怎样才能意会，父亲答：你撒网多了就知道。于是儿子要求撒网，可父亲不允，说儿子手脚太慢，会耽误自己打鱼。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儿子已长大成人，可仍然没有撒网的机会，没有学到打鱼的诀窍。渔翁年老力衰，再也不能出海了，他的绝技也没机会传给儿子，他就这样带着诀窍进了棺材，留下妻儿挨饿受冻。

　　这究竟是禅意的结局，还是能天命注定的悲剧?

　　我想起自己十多岁的时候，与儿时的同伴下河游泳。我们来到码头，上了一条渡船，那船头伸向河心。我告诉小伙伴们，船头水深，我先跳下河试试，然后你们再下水。可是，我跳下水就没再起来。河水太深，而且暗流很急，眼看就要被冲到船底了，这时有人游过来将我拉到岸边。上了岸，我强作镇静，但眼前却总浮现出那最后一串透明的水泡，就像一枝飘荡的水草，汩汩地冒着，向上延伸而去。

　　我不清楚那是我少不更事，误判了河水的深浅，还是在文革时期英雄的故事听得多了，要在危险面前勇往直前。有人说，回忆往事是一个人精神衰老的标志，可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却言及回忆的必要：现代人在纷扰的世界里，精神上处于无家可归的状况，人们在嘈杂的社会中不仅遗忘了生活，遗忘了历史，更遗忘了存在。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无论是想象中的回忆，还是回忆中的想象，唯有回忆，才能招回那被遗忘了的关于生命的意义。

　　或许，回忆便是对古意的追寻，它不仅是一个人在书斋里对生命本源的玄学式探索，而且也是在现世上校正我们的误判，就像那串透明的水泡，有如纵向的坐标轴，来自深深的河底，飘向永恒无际的长空。

　　二OO七年九月，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