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用比喻来说，人为了谋生而劳动，其过程就像是把鸡蛋煮熟，要经历一番沸腾。我的劳动是写作，虽有沸腾的过程，但结果却恰好相反，我那煮熟的鸡蛋竟然变生了。这当中的气恼，读者可想而知。唯一的安慰是，我不以写作为生，鸡蛋变生了，可以不吃。

　　我写作，仅仅是满足写作的欲望，享受写作的乐趣。我既不靠制造学术垃圾来混个教授职称，也不用虚构小说来获取世俗功名，更不必炮制酷评来取悦他人。借一句舶来洋话说，我写故我在，我写故我乐。

　　叙述一：别人的爱，很无奈

　　这样断断续续就写出了一本书，都是几年中在西欧和北美各地的艺术博物馆和画廊欣赏名画的所见所思，书名《触摸艺术：一个批评家的旅行札记》。

　　在这之前，大约是1997年暮春，我到纽约的惠特尼美术馆参观“美国当代艺术双年展”，然后写了一篇展评，不是泛泛介绍展览，而是通过展览去观察当代艺术的新动向，并在写作技巧上尝试稠密描述的方法。那时候，在海外几乎看不到国内的艺术期刊，于是便将文章投给了台北的《艺术家》杂志。两周后的一个半夜，我被电话铃吵醒，对方是《艺术家》杂志和艺术家出版社的社长，邀我以后继续给《艺术家》写展评。这一写，就是十多年。其间，也给海内外的其他艺术刊物写稿。不算多，每年写下十来万字。

　　这些文字经过挑选，汇编成《触摸艺术》，我请当时旅居纽约的画家朋友陈丹青写了序，然后将书稿邮给台北艺术家的社长，并很快得到出版承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是编发我文章的同一编辑，我们早有笔墨往来，算是缘分。

　　我这人有时候腼腆，不好意思去催问自己的书，心想迟早会面世的，只在网上留心出版社每月的出书简讯。过了一年多，责编写来一份电子邮件，我见了一喜，想是书出来了。急忙点开邮件，却见责编说，她将辞职到法国留学，我的书稿交给了另一位责编，并附新责编的邮箱地址。虽感失落，但毕竟有新的联络方式，希望还在。

　　我给新编辑写去邮件，不料对方毫不知情，我赶紧又去信详述，却没了回音。无奈，直接联系社长，信函竟如泥牛过海。

　　罢了，我急忙同台北的《今艺术》杂志及其典藏出版社联系，并扩充书稿内容，重新编目，将书稿邮了过去。回信来得很快，编辑说由于书稿内容丰富，建议分成上下两册出版。真是大喜过望。书稿整理成两册后邮过去，一等又是一年，直到责编去英国留学，新编辑同样一问三不知，后来干脆没了音信。

　　当然，出版社既不欠我钱，又不欠我情，更无合同纠葛，出不出书，由不得我。好在那几年我已有条件回国，不像过去拿不出银子买机票。一回国，便关注国内的图书市场和出版业，还购得不少书，不仅阅读，也借此窥探出版动向，喜爱天津一家出版社的名家散文丛书。我曾经在那家出版社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散文，于是便给丛书主编邮去自己的书稿。

　　其时，书稿内容已增加不少，我便将上下两册编为两部不同的书，上册变成了研究艺术问题的学术专著《观念与形式》，下册变成谈画说艺的散文集，沿用旧名《触摸艺术》。不久，一位编辑回信，表示接受后一部散文集。

　　过了一年多，未见出版动静，我顾不得腼腆，给责编写去电子邮件询问。责编很快回信，说自己早已到美国留学，让我同主编联系。我又给主编去信，但终无回音。

　　至此，看官该会留意到，上述三次经历，都是我同未曾谋面的出版社直接联系，并无中介或朋友介绍。三次经历后，时间已过了四五年，而书稿却一字也未付印。那时候每年回国，有次途径上海，便将出书之事，托付给上海新闻界的一位儿时旧友，才有所获。

　　于是，我在上海得以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相晤。其人热情很高，建议我将两部书稿，分成三部。我当然乐意，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根据二书的目录，一合一分，马上就有了三部书稿。一是美术理论专著《观念与形式》、二是美术评论集《触摸艺术》、三是关于艺术的散文集《欧美看画记》，各二十万字，百幅彩图。尽管最后一部的书名尚待进一步考虑，但他当场就同我签了三部书的出版合约，稿费为百分之八的版税。在文化商业化的年代，不收取出版费就不错了，能有稿费，不管多少，已是幸中之幸。我自忖，这也算是对拙著几年中颠沛流离的报偿吧。

　　接受过去的教训，我同上海这位热情的编辑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系，而且，每次回国路过上海，都要同他一聚。去年夏天在上海又聚，分手前责编说有事相告。我心里一紧，不知会是何事，但料定与书有关。他说：他即将辞职到外地工作，我的书稿尚未着手处理。事不过三，那一刻，“旧戏重演”一词立即浮上脑际。但是，也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我平静得出奇，面带微笑，专注地听他讲为了爱而离开上海的美丽故事，并祝福他。

　　倒叙二：天上无馅饼

　　我的第一部书在20多年前出版时，并没有通过任何朋友关系，而是自己联系出版社。那时候是80年代中期，文化环境宽松，也没什么黄铜污染，美术界正如饥似渴地引进西方现代艺术理论。我拿了一部英文的艺术心理学专著，到四川美术出版社寻求翻译出版。找到社长，社长说，社里刚来了一位新编辑，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生，叫陈默，负责美术理论。我找到这位新编辑的办公室，他不在，别人说他下楼打开水去了。我走到电梯口，见一长发青年提着暖水瓶从电梯出来。我问他是否叫陈默，他说是，于是我翻译的《艺术与精神分析》不久就出版了。

　　我们就这样成了20 多年的哥们，而当年对他的感谢，只是一小瓶咖啡。

　　有一部好莱坞电影，《美国大美人》，故事中的母亲是个房地产经纪人，在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后，她对年少的女儿进行人生教育：记住，这个世界上谁也靠不住，你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你自己。

　　我在80年代初大学毕业时，工作靠国家统一分配，虽然人人都有一碗饭，但往往不是好饭，所以希望自行找工作。可是，在那年代自己找工作，犹如天方夜谭。80年代中期研究生毕业时，国家分配我留校执教，我不从，一意要去北京，或者回成都。

　　那年春天到北京，我去某艺术学院求职。找到学院的人事处，同处长颇谈得来，我以为工作有了眉目。谈话快结束时，处长想起了什么，问我是谁介绍来的。我说没人介绍，是自己找上门的。处长脸色一变，几乎是吼着说，进我们这里，至少要师级以上的军官介绍。然后不由分说，让人把我请了出去。我当时非常愤怒，想告诉他，不就是师级么，小菜。但我已没有机会把话说出来。

　　第二天，我到新华社求职，也同人事处长谈得颇为投机，但一切也是旧戏重演，处长最后问我怎么进的新华社，我说就这样走进来的。他问：门岗没拦你么?我答：拦了，我说是找人事处的，就进来了。这位处长稍微文雅一点，客气地让我离开。我刚转身，就听见他打电话，说怎么可以让外人随便进新华社大门。

　　见鬼去吧，皇家大院。

　　回到成都，我去某教育学院，找到院党委书记，这位书记当年与我母亲是同学。我说明来意，他面有难色，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一页一页地翻着，对我说，你看，我们今年不需要你这专业的教师。但是，我从他的眼神和脸色看出他胆小如鼠。这种人，越是熟人越不敢帮忙，真是一个好干部，哪怕我没打算用咖啡去贿赂他。

　　然后我去四川大学，找到某系主任。那年我因毕业论文的答辩而与这位系主任有一面之交，但无个人联系。见了系主任，说明来意，没几天就得肯定答复，谋得了教职。时为1986年初夏，值得一记。

　　现今有些人，明明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自己办成的事，也要托人找关系，放佛只有这样心里才踏实。或许是为了显摆，秀其内线。炫耀之心人皆有之。

　　我认识一位画家，在美国一高校执教。与别的画家不同，他不找画廊作中介，而是自行代理。他的理论是：虽然请经纪代理可以省事省时，但代理人要拿走一半的卖画所得，因此，只要自己精力充沛，最好自我代理，而所费之事与时，不足一半，何乐而不为?画家说，他与经纪无缘。

　　我则与资助无缘。在美国和加拿大高校教书，我不申请科研经费。若论研究能力、论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虽不敢自夸，但敢说远在平均水准之上。然而，命定就是命定，几次申请失败后，便断了这念头，再不去做无用功。我命中注定一切所得都来自双手的劳动，天上没有给我准备免费的馅饼。

　　倒是也有人想让我不劳而获，这便是《艺术与精神分析》的作者，英国艺术批评家彼德·福勒，我将他的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就在我要启程去英国，靠他的资助在伦敦大学学习艺术理论时，福勒因车祸去世。

　　有些事，命中注定了，强求不得。别人留学，要么有国外奖学金，要么有国内公费。1990年我到加拿大读书，国内国外，一分钱资助也没有，连申请减免学费都不成。于是，暑假里就到旅游区给游客画肖像，画出几千块钱，秋天一开学，全交了学费。入秋天冷，无法再外出画肖像，只好四处打工，从餐馆打到报馆，通才。

　　插叙三：不畅销，毋宁死

　　去年夏天在杭州见到一位老朋友，从事美术理论写作，已经出书无数。在西子湖畔相聚，他送我一部刚出版的大部头，《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百万字。抚摸着这部漂亮的书，我说如今的市场经济，使这类学术书难以面世。朋友回答，他从来不愁出版，只要书一写好，就可付印。闻此言，我自叹不如，只能说不愁发表文章，只要一写好，就有杂志刊登。

　　我写作靠的是苦行和灵感。说到苦行，90年代初留学时，给国内的理论期刊撰文评介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美术，不是在书房里的台灯下写作，而是在打烊的餐馆里。那时在餐馆打工，每天下午两点和四点之间，餐馆关门，别人休息，我就埋头在餐桌上写作。那些文章都发表在国内著名的学术期刊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评论》和中央美术学院的《世界美术》杂志。

　　说到灵感，我不像有些作者，为了写作而挖空心思挤牙膏。我脑中无物时决不去写，不去苦思冥想捻断胡须。我宁可一个月不著一字，也决不会无病呻吟或粗制滥造。一旦有了灵感，无论是散文还是学术论文，自会鱼贯而出。

　　其实，苦行和灵感并不能保证写出好文章。好文章的保障，在于感知能力和判断能力。五六年前美国畅销《达芬奇密码》一书，我购得一读，便无法释手，深为其故事所吸引。但是，读过之后回味，发现这部小说有两大毛病：语言干枯，有如一堆空心稻草;故事的逻辑也漏洞处处，锁链不时脱节。看得出，这是一部急就章，作者和出版商为了盈利，顾不得语言和逻辑的润饰。据说，这部书的中文版和法文版，译文语言也不敢恭维。对这类大名鼎鼎的书，要读出其短处，也许不难，难的是确认自己的感知，这全靠自信的判断。若无感知和判断的能力，要想写出好文章，只怕无从谈起。

　　商业利益破坏了文化生态，正如贪婪的人类破坏自然。几个月前我回成都度假，其间去北郊一个水城小住，那里有三条大河环绕，形如半岛。文革十多年，我在那个水城长大，如今犹记往日古风，以及旧时景色。那时不足十岁，暑假到河滩去捡石灰石，每日所得，能在石灰窑上卖到五毛钱。傍晚的时候，下河游泳，躺在水面看天上奇形怪状的浓云，想象那云里兴许藏着什么故事。夏天也常外出钓鱼或到河边的芦苇荡里玩耍。现在，不要说钓鱼，就是那肮脏的河水也快断流了，河滩已成生满癞疮的秃头。我不打算再去那个水城，不愿毁掉我美好的儿时记忆。

　　有一年回国，我带回一部艺术理论书稿，在北京转机时到一家出版社寻求出版。我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也没托人介绍。就像当年到四川美术出版社一样，我带着书稿，直接找上门去，询问谁是理论编辑室的负责人。我至今也忘不了出版社里那一双双鱼一样的眼睛(借用丁玲语)，男鱼女鱼老鱼嫩鱼皆有。那些鱼们神情怪异，仿佛在用京腔说着同一句话：你以为你是谁呀，就这样来出书?

　　是啊，又不是80年代中期，现在全球化了，地球村了，文化变产业了，哪会再有电梯口提暖水瓶那样的事。也许，我应该向鱼们吹嘘自己在美术理论界如何如何了得，最好再拿一封某某大师或某某高官的私人信函。如今，人们已不习惯自食其力，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有人从中牵线，哪怕是去厕身之所。我至今也没在北京出过书，我与北京无缘。这部书后来在重庆出版，收入“美术理论新视野”丛书，书名《跨文化美术批评》。

　　当今写字的人，不无名利的焦虑。职业作者以写作为生，由于这焦虑，难以真正享受写作之乐，其文字不再纯粹，语言也染上了黄铜味。我等业余写字的人，虽以写作为乐，但文章总得发表，书也得出版。本文提到三部沸水煮过的拙著，经过重新整理又恢复为两部。散文集《触摸艺术》，现在仍在上海的出版社里，已有新编辑接手，但愿今年能够面世。

　　至于《观念与形式》，则因其学术性而市场狭小，前途不明，到今天仍是一只煮熟了的生鸡蛋。

　　呜呼，这年头只能迎合时俗，不畅销，毋宁死。

　　二OO八年三月，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