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为纪念董其昌逝世380周年，“董其昌与他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连绵趣味”特展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旨在通过展示董其昌本人和其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寄望于为观者打开一扇通往彼时情境的艺术大门。如果纵观后人对其的评价就不难发现，这个曾经被推举至艺坛顶峰的艺术家，也曾几乎被贬抑到谷底，无论如何，这都彰显出董其昌在中国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呜呼!无罪而杀士，已应进诸四夷，戍首而伏诛，尚须枭其三孽。……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民抄董宦事实》

　　尽管时隔几个世纪，这一纸檄文中的愤慨和怒骂，我们仍可体悟。文中所涉及的是明代书画家董其昌那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民抄董宦”事件，大意是其子仗势欺人，甚至强抢民女，激起民愤，董宅因此遭到乡民烧毁的事情。可想，这为好事者增添了不少谈资，毕竟，事关讨伐一方恶霸，更恰逢这一恶霸精于书画鉴藏之雅事，妙哉妙哉，一把火全烧了去，快意快意。

　　这样的事情流传已广，而历史真相却消磨在书籍中难以寻觅，一来，《明史》中有不同见解，认为“民抄董宦”是因董其昌不徇私情得罪特权，仇家煽动乡人暴动所致。亦有后人，结合晚明江南地区蓄奴之风盛行的社会背景，认为此事从属于当时极为普遍的现象——“奴变”，董其昌只是此中之受害者。

　　无论如何，在中国美术史上，董其昌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艺术家。撇开野史不论，作为一个出身望族然而家境贫寒的书生，他平步青云、官至礼部尚书。三次出仕又三次主动请求退隐，这一举动显示出其不俗的政治情商。而于书画鉴藏，则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的书画家，影响波及近代。

　　东京国立博物馆正在展出的“董其昌与他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连绵趣味”特展介绍中提到后来广为流传、被视为董其昌书画理论代表的著作《画禅室随笔》——这是明末清初画家杨补辑录董其昌未收入《容台集》的零篇散帙所成之书。在这本书中，董其昌自述其学书经历道：“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书拙”导致名次被贬，是为他发奋习书的起始。

　　自此，由颜真卿《多宝塔碑》入手，改学虞永兴，继而他认为唐书不如晋魏，曾有“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径，而尽态极妍矣”的发论，遂模仿《黄庭经》及钟繇《宣示表》《力命表》等诸帖。此后又转益多师，更结交藏家项元汴、饱览其家藏真迹，眼界遂又长一层。董其昌一生保持摹古、临古习惯，抉精探微，超越传统的临仿格局，使其书画取得了超非凡的艺术成就。

　　董其昌在前人基础上建立起山水画“南北宗”论的权威，推崇以王维、张璪为源头，荆(浩)、关(仝)、董(源)、巨(然)，乃至元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的“南派”绘画传统，将文人画的地位与发展推向高峰。而这一论断，逐渐演变成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画史常识和评判套语，深刻地影响了清代的书画坛。“四王”之一的王原祁便曾将董其昌在画坛的功绩比喻为“犹文起八代之衰”。对此，20世纪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又以批评和指摘居多，就董其昌的书画艺术、书画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整合。此间，如滕固、童书业、启功等人均有不同议论，而也有如傅抱石等认可董氏的价值，称“端赖他振臂一呼!把萎靡的翻成灿烂!”(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欧美方面的东方美术史研究学者高居翰、张子宁、傅申、方闻等，也将董其昌视为研究重点。其中，高居翰借鉴西方美术史的研究方法，将董其昌及其代表的美术理论和创作评价为“艺术史式的艺术”，是对董氏的经典论断之一。而在日本，由于对南画的欣赏，董其昌也如领袖般的人物而成为被追捧的对象。如田中丰藏、神田喜一郎、古原宏伸等学者都针对其进行专项研究，此次展览的“连绵趣味”，便是日本研究视野下概括提炼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