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拥有难以计数的古籍、字画和其他文物，价值连城;却又在困难时期身无分文。这一“富”一“贫”，恰是他人生的写照。他的“富”，富在了文物收藏，富在了学富五车，更富在了为国收藏的担当与情怀;他的“穷”，穷在了个人生活，也穷在了为自家人留下的财富上。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省民族博物馆接收了一批珍贵的文物捐赠。这批文物中包含了1500多册件古籍，3500多册件书籍，1000多件字画和拓片，以及1000多种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古钱币。这样一批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令人啧啧称赞的文物正是来自这位既“富”又“贫”的现代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文物收藏家——乐嗣炳。

　　不久前，应海南省古籍保护中心邀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派出全国古籍保护专家沈乃文、张丽娟前往五指山市，鉴定这批文物中的百余部古籍。两位专家认为，这些古籍版本类型丰富，专题特色突出，是一批珍贵的古籍资源。一册一物之间，乐嗣炳的家国大爱跃然纸上。

　　一生好学心系国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老师吴中杰教授在他的纪实作品《海上学人》中，用这样一小段文字作为介绍乐嗣炳的开篇：“复旦真是藏龙卧虎之地，除了一些耀眼的明星以外，还隐藏着许多平时不露相的真人或异人。有时，你在校园里碰到一个很不起眼的老头，一打听，原来是江湖上有名号的人物，拂去历史的尘埃，就会发现，在他身上还联系着一段文化史或政治史。乐嗣炳先生就是复旦园里这样一位不起眼的老头。”

　　这段简单的文字很贴切地道出了乐嗣炳一生的基调。1901年，乐嗣炳出生在浙江镇海县(宁波镇海、北仑两区旧称)，由于家境贫寒，他总共只读过5年书，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家庭的贫困迫使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外地谋生。还是少年时，他就独自在河南打工。1919年，18岁的他正式走上讲台，在上海成为一名工读学校的教员，教国文，并从事蜡烛、肥皂、牙粉、墨水等手工艺制造业。

　　后来，经上海救国十人团总干事介绍，乐嗣炳进入了“注音字母传习所”，在这里，他通过阅读一批名家学术集论著，扎实地打下了语文学的基础，并引发了对语文改革的兴趣，从此投身于语文改革运动。

　　白话文运动在“五四”时期达到新高潮，乐嗣炳和一众友人著书办刊，宣传国语教学，推广注音字母，没过几年，他就跻身于语文改革专家之列。在他看来，这样的语文改革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因此，他也参加了许多爱国运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好学，一步步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更成为中国现代汉语使用和推广的先驱和民俗学的奠基人。

　　文物是他的生命

　　“九一八”事变后，乐嗣炳辞去了复旦大学的教授职务，专心研究中国文化。在此期间，出于自己的专业所爱，他大量收集古籍，不仅如此，他还常去上海的广东路“淘”古玩。据亲友们回忆，当时，乐嗣炳经常去上海的四马路(福州路)淘书，一去就是大半天，回来时黄包车上总是好几捆书。

　　海南省古籍保护中心曾采写过《赴汤蹈火保卫国家，拳拳爱心保护古籍》一文，讲述了抗战时期乐嗣炳保护古籍的事迹。文中提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2月1日，日本浪人纵火烧毁东方图书馆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周越然的书斋“言言斋”也被炸焚，古籍散落，被街头小贩贱卖。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的乐嗣炳深深意识到中华古籍和民族文化将要面临危机，于是，他用自己大部分的收入购买流落街头的古籍，即使有的古籍善本价格昂贵，他也会慷慨收集，不惜资金。乐嗣炳的长女乐俊音回忆：“他要把散落民间的文物收集挖掘整理出来，献给国家。”

　　上海沦陷后，乐嗣炳全家辗转至其妻子杨景昭的家乡——三江县丹洲。离开上海时，家里有不少东西。据家人回忆，乐嗣炳说什么都可以留下，唯有古籍和文物不能留下。从上海到柳州，再到三江县，他们一路保护着二三十箱的古籍和文物不被炮弹轰炸。乐嗣炳的次子乐俊鱼说：“古籍和文物就是我父亲的生命!”

　　不少人都误以为乐嗣炳“不愁钱”，所以收藏了如此之多的古籍和文物。事实上，视古籍如生命的他生活十分清贫，据乐俊鱼说，颠沛流离到广西后，当时不少学者被生活所迫，都将带过去的古籍和文物贱卖。他家的生活也陷于贫穷，但母亲为了支持父亲的事业，变卖自己的嫁妆和首饰，支持乐嗣炳购买古籍和文物。在丹洲，为了保护古籍，乐嗣炳的岳父还动用了“棺材本”，把自己的寿木拿出来，让他做了十几只可以保存古籍的楠木箱子。全家人的支持是成就乐嗣炳珍贵收藏的重要原因。

　　情系少数民族

　　为海南捐数千文物

　　很多人都以为，乐嗣炳能够如此慷慨地将数千件文物无偿捐赠给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可见他必定是在该地区生活过，对这里有着深厚感情。可事实却是，乐老生前从未踏足过海南的黎族地区。

　　那么，他与海南的渊源又是在哪里呢?

　　上世纪40年代时，为躲避战乱，乐嗣炳一家躲去了三江县丹洲，此地隶属广西柳州，处于桂、贵、湘交界，居住着侗、壮、苗、瑶等十余个民族的人们。借着这样的资源优势，一生好学的乐嗣炳利用他的语言学专业，开始了他的民俗学研究。他实地考察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歌谣等，跋山涉水，深入民间，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也正因如此，他被聘为广西教育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导师。

　　据其家人回忆，这一段与少数民族同胞的亲密接触让乐嗣炳痴迷于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他们的能歌善舞、返璞归真都让乐嗣炳十分欣赏。

　　就这样，一份对少数民族的至深感情让乐嗣炳在其遗嘱中提到，要将一批文物捐赠给海南的黎族地区。1988年，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为契机，加之当时的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收藏较为薄弱，他的家人遵照遗嘱进行了正式捐赠。

　　省民族博物馆原馆长王国全当年赴上海接收这批文物，乐嗣炳夫人杨景昭向他提到，乐嗣炳生前曾说过：“我在，古籍和文物在;我不在时将这些送到海南的黎族地区。”

　　这批古籍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柳州，从柳州到丹洲，最终又回到上海，收藏和保存的过程充满艰辛，它们凝聚的是乐嗣炳对中华文化的绵绵爱意，对国家的一份奉献担当。

　　从上世纪60年代起，乐嗣炳将其收藏的大量文物进行了4次无偿捐赠，捐赠对象为上海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以及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乐嗣炳从未在海南生活过，但黎族地区能够被他选为心爱文物的受赠对象，更能深刻体现出他的境界与担当。他认为这些文物都是国家的，将其捐赠给国家是他的事业。

　　如今，这批由乐老捐赠的文物已在五指山静静度过近30年，“乐嗣炳专藏”在向人们展示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体现出一位胸怀旷达、淡泊明志的文化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