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岁的郑孝燮先生走了。我想他一定是了无遗憾的!长命百岁，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美好祝愿。而他的百年，是有质量的百年。对国家、对事业、对亲人，有眷念，没遗憾!

　　2017年春节前夕，当我像往年一样，做好了看望郑孝燮先生的打算，他却提前离开了我们。20多年来，难以计数多少次向先生请教，而每次感觉都是那么轻松愉快，没有交流障碍。我想这种感觉，一方面来自于先生的谦和儒雅、奖掖后学的品格，另一方面来自我们共同的专业背景：同样毕业于建筑学科，同样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实践和理论研究，同样热爱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因此，在向先生请教的过程中，我总是获益匪浅。

　　郑孝燮先生是我国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的前辈学者，拥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作出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先生也是名副其实的文物保护专家。他的丰富经验和学术思想，长期以来对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实际上，在我的眼中，先生更是促进建筑、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三门学科融合、创新、发展的实践者和先行者。

　　古都卫士

　　郑孝燮先生长期生活在北京，对这座文化古都充满感情，对于北京文物古迹的抢救性保护更是竭尽全力。人们记忆犹新，在他的呼吁下，北京德胜门箭楼得以免遭拆除，卢沟桥得以停止机动车行驶。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北京地区开展的每一项文物保护的重要行动，都可以看到他和多位专家学者奔走的身影，凝结着他们的心血，记录着他们的艰辛。比如，看到天坛内坛中轴线的旁边，由于长期倾倒弃土，形成又高又大的土山，严重破坏天坛的原有面貌和意境，他大声疾呼搬掉土山，使天坛恢复了庄严景观和优良环境。再比如，看到400多条污水管向故宫筒子河排放废水，造成环境污染，他又为此疾呼开展清淤，使故宫角楼的倒影再次映照在筒子河水面。

　　2002年9月，郑孝燮先生和侯仁之、吴良镛、宿白等25位专家、学者致信国家领导，题为“紧急呼吁——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建议“立即停止二环路以内所有成片的拆迁工作，迅速按照保护北京城区总体规划格局和风格的要求，修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针对北京城市建筑，先生认为创新与传统不可分割，“中而新”应是首都建设风貌的总基调。指出“所谓‘中而新’，包括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城市建设现代化对传统要有所继承和发扬，同时把外来营养化为自己的血液;二是创新应导致北京建设风貌的多样化，形成比较丰富的、完美的、有机的整体特色”。2002年10月，郑孝燮先生又积极呼吁整体保护北京皇城，提出皇城保护的“三低原则”，即“低人口密度、低建筑高度、低交通流量”。

　　“文保”委员

　　郑孝燮先生自1978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连任3届。在此期间，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以及此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之中。例如1981年6月，针对当时外贸部门经常深入各地收购文物，客观上助长了文物偷盗、古墓盗掘及投机倒把，直至最后大批文物外流，先生提出“今后应发展文物复制品出口，并禁止文物原件出口。建议国务院组织有关领导、专家、教授研究，提出意见，慎重决策”。这一建议影响深远，奠定了此后流散文物保护政策的基础。

　　1985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提交政协提案，呼吁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加强我国在国际文化合作事业中的地位”。这一提案引起高度关注，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从此拉开了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序幕。经过30多年努力，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正是有先生等前辈政协委员树立的榜样，此后历届全国政协都有不少为保护文物而深入调查，奔走呼吁，联名提案的委员，使文物保护成为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1989年，我在北京市规划局工作期间，探索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工作。这一以往没有开展过的保护规划目标，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关注。但是，当我请教先生时，得到了热情鼓励和指导，经过报批，北京市政府确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2000年，我回到北京城市规划部门工作后，又开始组织编制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再次获得了郑孝燮先生的积极支持。2001年8月，郑孝燮先生撰写了“赶快规划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保护区”一文，指出“这是个化整为零，分散成片，相对集中保护古都历史风貌的重要规划方案”，并强调“北京旧城的25片保护区的决策和经验在当前也是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借鉴的”。

　　早在1993年1月，郑孝燮先生就写信给当时的建设部周干峙副部长和储传亨总规划师，建议研究改进“旧城改建”的提法。指出“旧城改建”的提法，虽然沿用已久，但是毕竟不够完善，有很大的片面性，特别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旧城改建”的提法很危险，会误导公众，建议改为“旧城改建与保护”。这一建议经过建设部领导批示后，刊登于《城市规划通讯》，引起全国城市规划系统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城市文态环境保护的概念，指出“在我国，除生态环境保护外，我认为还存在另一种环境保护——即城市的文态环境保护”。什么是城市的文态环境?简而言之，就是以建筑整体布局形象为主导而形成的贯穿着“美的秩序”的城市环境文明。

　　“三驾马车”

　　在文物系统，提起“三驾马车”，尽人皆知。面对一些地区出现破坏文物的情况，郑孝燮先生会同单士元先生、罗哲文先生，马不停蹄地奔赴当地，及时开展文物保护状况调查，呼吁对处于险境的文物古迹实施抢救，树立起挺身而出保护文化遗产的不朽形象。“三驾马车”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文物大省更是经常留下他们的足迹。从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到山西晋祠、大同华严寺;从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敦煌石窟;从邙山古墓群，到秦始皇陵、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从定海古城，到丽江古城、平遥古城。数万公里的忘我奔走，20余年的大声疾呼，使一处处文物古迹、一片片历史街区、一座座文化名城得以依法保护，如今许多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98年5月，单士元先生病逝，郑孝燮先生曾深情回忆道：“史无前例摧文明，七十余年紫禁城。祸起萧墙拨乱后，匹夫老马三人行。三驾马车二十年，金刚护法叟为先。鞠躬尽瘁魂归去，洒泪追思悼国贤”。昔日的“三驾马车”不知疲倦地奔驰在祖国大地，今天三位先生相继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激励一代代文物保护者坚定前行。实际上，先生和侯仁之、吴良镛、谢辰生、傅熹年等专家学者拥有的深厚友谊，也都堪称典范。人们经常看到他们一起赴文物保护现场调研，共同出席文物保护论证会议，联合签名上书呼吁抢救性保护。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们之间的友谊，成为推动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赢得了全国文物保护人士的普遍尊敬。

　　两大倡议

　　十几年来，我多次收到郑孝燮先生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建议的来信。例如2003年他不顾年近90岁高龄，参加了甘肃、新疆等地文物保护考察，自敦煌出发，西出玉门关，穿越被称为 “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考察了楼兰、龟兹、交河等处考古遗址保护状况。回京以后，先生会同谢辰生、罗哲文、徐苹芳等几位专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沿途所见文物保护存在问题，特别是对古楼兰国遗址保护状况“极为忧虑”，希望国家文物局给予关注，加大支持和投入力度。对此，国家文物局通过深入调研，将情况及时上报国务院，引起高度重视，批准设立新疆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随后启动了全国大遗址保护行动计划。近年来，实施大遗址保护，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得以推广至全国各地，得益于先生和专家们的呼吁。

　　2005年7月，郑孝燮先生与吴良镛、谢辰生、傅熹年等11名专家学者联名致信国家主要领导，倡议我国设立“文化遗产日”，希望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使广大民众更多地了解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行动。仅仅几天之后，来信得到回复。当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为了表彰专家学者对设立我国“文化遗产日”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前夕，国家文物局决定授予郑孝燮先生等11名专家学者“文物保护特别奖”。当我把“文物保护特别奖”证书送到郑孝燮先生家中时，先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如今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已经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文化节日，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愈来愈深入人心。

　　郑孝燮先生无比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为我国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倾注了毕生心血。退休以后，先生本来可以选择优裕、安定的生活，但是他却凭着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热爱，选择了文物保护这一在当下极其艰苦的工作，并作为长期奋斗的事业。先生一直强调，文物保护不仅仅是文物部门的事，还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事业，通过多学科广泛参与，才能实现更加有效的保护。文物保护是全民的事业，人们不论年老与年少，不论在职与离退，也不论业内与业外，都可以加入到保护的行列。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09年6月，在第四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时， 为了表彰对文物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先生“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

　　故宫情怀

　　故宫是郑孝燮先生毕生关注、研究的对象。在他的专著和讲话中，故宫是永远的话题，特别是对于故宫整体保护有着独到见解。1995年9月，他在《紫禁城的布局规划》一文中提出“保护紫禁城决不能独善其身，决不能失去外围——即皇城及内城——的整体保护关系。就是说，要由内而外和谐地过渡，取得渐变的协调风貌关系”。10年以后，2005年5月先生又撰写了《古都北京皇城的历史功能和传统风貌与紫禁城的“整体性”分不开——迎接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一文，进一步强调“对故宫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除对它本身的‘真实性’外，必须连同它的外围‘整体性’在内。”“所以，紫禁城的保护不可以独善其身，而要结合皇城的保护，达到整体性的统一和谐”。

　　2002年，国务院决定启动“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为了保证工程顺利实施，文化部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郑孝燮先生成为成员并积极参加咨询会议，提出不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2012年初，我从国家文物局局长岗位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对此，先生再次给予了积极鼓励。他不但向我讲述这一岗位的重要性，而且谈到了其独特性和艰巨性，鼓励我努力做一名称职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他饱含深情地讲到，“紫禁城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我们应该世世代代把它保护好，并完好地传给子孙后代”。每当想起先生的这番话，都令我心潮澎湃。先生对故宫、对中华文化的真情挚爱，激励我们努力推动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

　　培养之恩

　　十几年来，每年春节期间，我都要到郑孝燮先生家中看望。由于正月初三是清华大学“老同学”们看望先生的固定日期，所以正月初四的上午就成为我拜访先生的时间——他总是把这一时间留给我。近些年来，由于老伴“看得紧”，先生参加各项活动的场合越来越少，春节也就成为我每年向先生当面请教的难得机会。

　　老伴去世以后，先生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是2013年春节，我去看望先生时，他居然在认真地做起手工模型，房间里还摆放着十几件已经完成的模型，全部是各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题材。先生高兴地向我介绍这些成果，并执意要将一件世界文化遗产“圣彼得教堂”送给我留作纪念。几年来，先生制作的这件模型一直摆放在我的办公室计算机旁。每天开始工作时，我都会看到这件模型，仿佛看到先生勤奋工作的身影，感受一位学者顽强的生命力，激励我满怀信心地投入新的一天工作。

　　今年春节前夕，我再次来到郑孝燮先生家中，面对的却是先生的遗像，心绪难平，感想颇多。2005年3月，先生获知我获得美国规划协会“2005年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的消息后，曾作诗一首加以鼓励：“有识之官有识士，图今用古献人民。城规‘杰出’知音远，文物千秋民族魂。”2007年12月，先生不顾91岁高龄，参加了我的清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两天之后，先生又寄来了一首诗予以祝贺：“水木清华点状元，德才兼备栋梁官。业余五载愚公志，流水高山青出蓝。”2010年3月，电话询问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情况，听我汇报所提交的22份政协提案全部是关于文物保护的内容后，94岁高龄的先生再次赋诗一首：“谊深网上祝高寿，匹夫回首多平凡。此生同爱新天地，民族基因优胜传。”如今，重温这些充满真情实感的诗句，深切缅怀先生的培养之恩。

　　历史丰碑

　　郑孝燮先生是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德高望重的学者，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先驱和文物保护领域的专家，以学贯中西的远见卓识和博大精深的历史情怀，在建筑教育、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等诸多方面均有开创性的建树，成为一座丰碑，永远令后人崇敬与追思。今天，无论国家还是社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加严格的要求，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文物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对我们这些后辈而言，郑孝燮先生留下的不仅仅是他的研究成果、他的学术文章，更重要的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一种勇于开拓、恪尽职守的品格，一种百折不饶、不懈奋斗的情操，一种笃实严谨、尊重科学的风范，一种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境界。我认为，这是先生留下的丰厚遗产，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努力加以研究、实践和传承。

　　日前，经过数年努力，《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已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我想，这也是对长期以来为故宫保护倾注大量心力，也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的郑孝燮先生最好的纪念。我们以此表达“故宫人”深深的敬意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