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冲突的时代。一方面，作为全球化驱力的全球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正激励人们去拥抱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并想像“更美好的未来”;而另一方面，面对快速变迁的现实世界，地缘——生物——政治上的不稳定和冲突对个人的身份认同与其自身历史根源所带来的潜在威胁，也成了多数人日益关注的问题。寻找更切合一贯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的历史(以至我们的命运)，已经成为一种共同追求。如何重新书写历史，找到灵感源泉来面对一个不断变异的世界，一个变化远远超出我们预期、甚至失控的世界，成了许多文化生产领域的思想家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艺术再次成了走在文化潮流尖端的前卫。中国当代艺术尤其如此，并且在此潮流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当代社会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新特征，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必须向世界开放;因此，不论是“中国”这个概念或现实都一再不断地被解构和重构

　　同时，我们愈来愈将历史理解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历史;抑或，如我们三十年来所听闻：我们正在见证“大历史”的终结。从单一、宏大的视角去理解或叙述历史，或是将之视为人类一段既成、稳定、线性发展的宏大叙事，不仅已失去意义，甚至不再可能。相反地，多少更真实可信的是那些无数的小历史，那些不断透过各种异类方式来勾勒和定义事实的各种叙事，如今成为可能。历史无非人类所想像和建构出来的，而且必须从多重的视角。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质疑一切历史叙事的可信度和真实性。我们必须通过与真实和虚构、事实和想像的不断谈判来了解事实。换言之，书写历史等同于说故事。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借由虚构和隐喻的编织，我们或许可以接近真实，乃至历史本身。在新保守主义、甚至极权主义逐渐形成霸权的今天，面对世界各地权力和资本的垄断，对许许多多的小故事、而非单一宏大历史的挖掘与探索，可被视为一种抵抗行为和对自由的诉求。

　　历史在其呈现的过程中，化身为我们这个时代许许多多的志异。说故事成为挑战和打败“大历史”神话最强有力的仪式。

　　这对艺术史的书写尤其关键;因为艺术是透过想像来建构真实的独特世界…… 艺术史也是一种创造的历史，以其创造力为依托而远远超越了“自然进程”或事物实际发生方式。因此，艺术史的书写势必更具开放精神，允许更多另类声音的存在，而不是为任何“官方版”的历史下定论。就中国当代艺术史而言，此一作用尤为重要;因为官方之外的叙事如凤毛鳞爪。在这些极少数的叙事中，绝大部分遵循本质主义二元对立的模式，游移于官方与非官方、保守与前卫、东方与西方等等之间。虽然所有渴望权力的人都怀有让自己永远铭记于历史之中的野心;然而，唯有对既定的叙事不断进行质疑和解构，并且尝试将之转化为各式各样、开放的历史，才真正赋予人权力。

　　通过隐喻、比喻、转移话题、幽默等手法，故事作为另类叙事体现了语言的美和想像的力量——虽然多半带有政治不正确性。故事能让我们从官方限制中获得解放，并且容许批判性观点的存在。艺术与生俱来的的自由，并非导向“终极真理”，而是提供在现实和相关的各种叙事之间谈判的新方式。“创造”开启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积极介入的“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真实通过不断的再创造而继续存在，并永保“真实”。(2)故事总是一再不断地被重新述说。

　　鲁迅于1935年发表的《故事新编》，即为重新述说老故事的一个典型例子。“故事新编”意味着我们得时时提醒自己，要对追求权力所带来的危险保持警觉。鲁迅的文章睿智而诙谐，批判犀利且幽默。的确，幽默是对抗一切极权势力最强有力的武器，如本雅明所说：“暴君是理想的幽默对象，因为在他身上，判决和执行是一样的。”(3)拉·封丹在《狮子和蚊子》这则有趣的寓言故事中，预言了渴望权力者的命运。如拉·封丹所指出：在我们的敌人当中，最可怕的经常是那些体型最小的;而那些能够逃离最大危险的人，却会在最小的事上丧命。(4)正是通过这种“玩弄”，我们感受到艺术创造了真正的政治意涵。与此相应，我们也可以举艺术界的几个例子来说明，包括杜尚的“虚薄”(infra-mince)，大卫·哈蒙斯的《雪球出售》(1983)，以及在中国，黄永砅的《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两分钟》(1987)。(5)

　　这些作品用最“非正统”、甚至政治最不正确的方式，向“大历史”、真理和维系它们的权力系统提出挑战。艺术和想像或许对生活起不了什么作用。然而对于历史宏大叙事的改写，肯定非艺术不可。

　　II

　　中国语境的当代艺术根植于前卫的政治与美学遗绪中。即便目前全球出现“去前卫化”的趋势，这个情况至今依然如此。创造新的、另类叙事的野心是许多艺术家的一个核心动力。新一代艺术家，他们许多在上世纪文化运动、甚至冷战结束后成年，必须面对一个全新的现实：拥抱跨国资本和政治控制等不同势力间矛盾而功利的结盟。 “开放改革”的概念成了推动此一结盟最有效的政治宣传。其结果是，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不确定、具挑战性的全球趋势，影响了中国境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社会阶级的划分、民族主义的兴起、仇外情绪、城市士绅化，族群之间的冲突、种族战争、环境危机，以及恐怖主义等等。

　　在这个背景下，艺术家和知识份子迫切需要去质疑“官方意识形态”和与其相关的概念，尤其是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归属、领土和广义上的权力等议题。历史性的视野在此至关重要。中国当代艺术家，尤其是新生的一代，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并以此作为创作的素材和依据。要寻找可靠的真理，需要努力不懈才能达成。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须努力去超越一切主流话语权力的控制。艺术家最终渴望的是通过独立思考来发现和理解真理。

　　过去数十年间，年轻一代一直在努力重新发现和重新诠释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中国的历史，这特别是体现在对自身文化和社会的历史认知之上。因此，他们探究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寻找其他不同的来源和方法，并拥抱非正统文学。他们试图对文化身份认同和当前现实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并且都热切地追求研究和思考的自由，以及为自身未来做出选择的自主性。在至今仍属敏感议题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年轻读者兴起了一股民国热，试图重新建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试图重新建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知识份子、特别是艺术家，也对古代的传说和叙事，如西元前四百年的《山海经》，兴趣盎然。这些传说和志异提供了与衍生自儒家思想和马克思历史主义谱系的中国历史主流叙事不同的观点，并且容许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去阅读和重构历史。通过故事、虚构和传说去重新找到真相，并使之获得具体呈现，不仅赋予人自信，也让史实在不受官方叙事的限制下获得确认。最终，这些说故事的人不仅找到了一个出口，同时也成为自身命运的真正主宰;因为他们如今能够独立地对“既定事实”表示疑虑，并且质疑历史真相。

　　III

　　随着中国的势力和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让分裂的民族获得重新统一，成了中国大陆官员和社会一大部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就连大陆和海外的知识份子也为此情怀所感染;他们努力地界定和建构一个“全球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神话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汉人文化遗产和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尽管偶尔沾染了其他文化和“精神”“传统”，如道家和中国佛教的色彩;但今天这个神话正作为一个民族光荣的象征受到颂扬。 大中华，一个人为创造的模糊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和学术著作中。这个词包含了住在中国、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的所有“华人”，被用来延续一个想像共同体的神话;但最主要地，它为政治幻想提供了一个立身之地。 “大中华”被用作了规避政治与地缘政治藩篱的借口，并最终被视为促进“民族统一”的一种工具。

　　与归属或身份认同相关的领土问题，同时也构成了对于中国内外方针政策提出的迫在眉睫的挑战。谁是中国人?他们的土地是什么?中国如何融入世界?正当权力系统在日益开放的世界寻求合法地位之际，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掺杂了骄傲和挫折，是“开放改革”过程中一个矛盾的结果，但也为知识份子提供了批判和介入的机会。换言之，这个情况容许并鼓励我们对身份认同、领土和文化遗产等问题—这些全是历史的构成元素—发展出具批判性、独立和多元的观点。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我们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或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