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美国纽约亚洲艺术周的重点就是各大世界级艺术机构举办的展览与活动，而苏富比纽约此番再度将中国当代水墨作为展览主题，蔡小松的水墨新作《沉香山》《瀑界》四联作仍将出现在纽约苏富比总部大楼。这场名为“道殊——同求于墨”的展览，囊括了世界当代水墨艺术界的几位领军人物，而当代水墨又成为世界艺术的焦点。

　　艺术家简介

　　蔡小松(1964)，中国当代水墨领军人物。出生于上海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上海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他早年研习并试验过西方艺术媒材与形式之后，选择笔墨纸砚。自2002年始，蔡小松专注创作受其个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行走启发的奇石画、山水画和大型装置艺术。他的部分作品现藏于国际著名美术馆与重要私人收藏家手中，并于世界各地举办个展及参加群展，包括：西班牙瓦伦西亚当代艺术博物馆(个展)、古巴哈瓦那国家美术馆(个展)、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荷兰鹿特丹世界博物馆、北京今日美术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以及其他亚洲和欧洲地区重要画廊。

　　□□ 本报记者 景晓萌

　　蔡小松曾经用水墨呈现出卓绝的细节表现能力，甚至能绘出不同石材的细微肌理，令人叹为观止。经过近几年在世界各地的游历与沉潜，他的水墨艺术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对他来说，中国水墨是中国文脉之正统，其清雅气韵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流传下来的珍宝，更拥有其他艺术形式不能替代的独特价值，是中国艺术家取之不竭的灵感宝库，更是凡俗生活中超然的心灵寄托。

　　在冲突频仍的全球化背景下，蔡小松连续5年在美国纽约苏富比用当代水墨为中国艺术代言，因为他坚信，进步的当代水墨乃是中国崛起最诗意的注解。

　　对我来说，水墨不是回归，而是本源和出发点。从“山石”系列到“感·知”系列，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是由小格局到大视野的转变。

　　记者：在您过去的作品中，“石头”是一个较具代表性的主题，作品中对文人赏石材质细微之处的精妙处理令人叫绝。而在您的新作品中，却彻底放弃了这一题材，为何做出这样的改变?

　　蔡小松：对我来说，石头是山水的分支、是山的浓缩，当时画石头侧重于技术和局部的探讨;如今，我已经跳出对技法的迷恋，这也是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向。

　　在画“山石”系列时，我集中精力研究不同石头材质间的差别，比如太湖石、灵璧石、花岗岩、大理石，讲究时间沉淀在不同材质上的肌理，力图用水墨呈现卓越的技法，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阶段。作品美则美矣，但太过具象，缺乏宏观的哲学背景和文化支撑，路会越走越窄，需要“打开”。中国文化有个境界是“混沌”，一种暧昧的不确定性，却蕴含着巨大的包容性和可能性，所以，我放下了一度引以为豪的描摹具体对象的技法。我想创造一个新世界，一种新境界，提供我所感受到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于是形成了新系列“感·知”。如果说我的水墨装置《中国地图》是个人创作历程中的第一次灵光闪现，那么，“感·知”系列可以算作第二次。“感”就是感性，“知”就是理性，这一对矛盾旋转式地扶摇而上、更替轮回。我认为，创作应该从哲学层面展开，而解读应该交给观众。画面里不再是山、不再是水、不再是云、不再是树，却又处处有山、处处是树、处处水流、处处云涌。我画我的自我感知，我画我的胸中丘壑，而观者则通过观赏获得个人“感知”。

　　记者：古代文人在仕宦庙堂之余，往往寄情山水以排遣不遇之悲、迁客之愁，抒发骚人之绪、青云之志。而您的作品，与古代文人画相比有哪些异同?

　　蔡小松：我认为，对水墨的探讨要注重它的时代性。古人游历山川大部分要依靠步行，视野自然会受到局限;而当代我们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在万米高空俯瞰广阔山河，甚至可以看到外太空星球的表面，气度自然不同。

　　在绘画之外，我热衷于探险，我想我大概是中国最有冒险精神的艺术家了。我曾开着一辆自己改装成简易房车的“金杯”游历中国大西南;我曾徒步翻越高黎贡山，也曾穿越麦克马洪线;曾在新疆达坂城遭遇沙尘暴，在多瀑沟差点送命;我曾花20天自驾穿越撒哈拉沙漠，完成达喀尔拉力赛行程……对自然、对生命，我有自己的体悟与深思，这些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作品来讲，我决定直接描绘万物的本源，我关注的不再是具体的山水，而是整个时空。齐白石提出“似与不似之间”这一概念极其高明，可他更多停留在“似”的层面。在我看来，“似与不似之间”就是从哲学角度对客观对象进行高度提炼，既非具象也非抽象。中国文人艺术若需抵达最高成就，当不再重复过去画山水那套，而创新式表达自我的高山雄阔，内心的静水深流。

　　“当代”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它并不意味着颠覆。当代水墨需要从传统文脉以及异质文明中兼收并蓄，同时也要保持冷静与客观。

　　记者：近年来，“当代水墨”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成为业内的热点话题，围绕着这一名词也产生了各种争论，对于“当代水墨”，您是如何理解的?或者说，您认为水墨何以当代?

　　蔡小松：当代水墨这个词，重点在于对当代的判断和对水墨的理解。就“当代”来说，我认为，当代意味着进步、发展和开放的精神，并非推翻、打倒和无休止的质问。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前30年的探索，主要是用作品提出问题，后30年应进入为问题寻找答案的阶段。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早年主要受西方影响，而我认为对西方当代艺术的理念，同样应保持理性的判断和审慎的态度，冷静地审视自己该怎么走。

　　至于“水墨”，古希腊哲学之父泰斯勒认为，世界的本源来源于水，中国人认为“上善若水”;而“墨”则是学养的象征，我们形容一个人有文化，就说他肚子里有墨水。“水墨”一词高度概括出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精髓。“水墨”是中国文脉之正统，需要艺术家在尊重的前提下做出创新，对它的态度，不应是重复，也不能是颠覆，最恰当的应是丰富。

　　记者：水墨发展至今，如何继续前行是艺术家们一直思考、探讨的问题。在您看来，水墨应如何提高其国际化的程度?

　　蔡小松：我认为，艺术的国际化绝不仅是形式的演变，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探索。从时间轴上分析，要解决好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我们要画当代人的水墨，画给当代人欣赏，这其实是文明世界的共同课题，不止我们独有。从空间轴上分析，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要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平行放置在世界艺术的大格局中去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

　　当代水墨的国际化，根源还在于对水墨本体的探索，不应一味从形式上迎合西方审美趣味。从我的作品来说，我曾经创作过水墨装置作品，装置是便于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水墨的一种形式创新，我是用“洋人的瓶子装中国的酒”，通过这一途径，让西方人第一眼就被中国水墨吸引了。但装置只是瓶子，水墨才是美酒。近期的“感·知”系列，都是围绕着水墨本体进行的创作。

　　在我看来，艺术是文化最强有力的符号。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之下，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做世界最大的物质输出国，更应做价值的提供者，为全球传递东方审美高度。比如，每年3月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亚洲艺术周，选择的中国艺术作品都是水墨，我的作品也在其中，这也是中国水墨得到国际认可的例证。中国水墨艺术有辉煌的过去，更有无限未来，我对此充满信心。今年5月还将在苏富比香港举办我的大型个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用中国当代水墨为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级平台摇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