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德里 摄影 1966年

　　摄影展“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印度全镜”将于4月21日至9月4日在纽约鲁宾艺术博物馆展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法国人，世界著名的人文摄影家，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创立者与实践者，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他曾这样说，“我的兴趣，从来不在于摄影‘本身’，而是它所呈现的一种可能性——通过忘记自己——来记录拍摄对象于若干分之一秒内的情绪和画面的形式之美，换句话说，就是画面唤起的几何结构之美。相机就是我的速写薄。”本期介绍的正是这位一生以徕卡相机相伴的布列松的艺术人生，以飨读者。

　　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爵士曾对布列松给予如下评价：我们的确可以证明，像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这样的摄影家与当今在世的任何画家一样令人尊敬。许多游客也可能拍下如画的意大利村庄景色的快照。但哪一位都不太可能创造出像卡蒂埃·布列松《阿布鲁齐的阿奎拉即景》那样令人信服的图像。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摄影师身份大概已广为人知，他是世界著名的人文摄影家，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创立者与实践者，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布列松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可以说是新闻摄影的经典之作，他拓展了摄影作为一种媒介的多种可能性。在他5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用相机拍下了不同民族的喜怒哀乐和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以及上个世纪中一些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和人物：从西班牙内战到二次大战中解放巴黎，柏林墙倒塌再到甘地的葬礼等等。身为一位摄影师，他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布列松同时代的同行以及后来者都或多或少受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兴味却又再自然不过的问题是，究竟怎样的因素使得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举世瞩目的艺术家。

　　1908年8月22日，布列松出生在离巴黎不远的商特鲁·昂布里，是家里五个孩子中年龄最长的一个，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纺织厂主。布列松早年在巴黎接受教育，他的叔叔路易是一位有天赋的画家，并引导他喜欢上了油画。1927年始，布列松先后在洛特艺术学院以及剑桥大学学习。1931年，他从匈牙利摄影记者马丁·曼卡奇同年拍的一张快照得到启示。布列松说：“没有一件事像曼卡奇的作品那样，彻头彻尾地令我诧异，并且告诉我怎样去摄影。当我看到曼卡奇的那些‘小黑羊’在波浪中奔跑的照片时，我无法相信这会是用相机捕捉到的。我诅咒它，我拿起我的相机，钻进了街巷。”

　　1934年，布列松结交了大卫·西蒙与罗伯特·卡帕。在此之前，布列松在欧洲等地拍摄的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而卡帕却十分恳切地建议布列松：“不要保持超现实主义摄影师的标签。要做一名报道摄影师，否则你会栽进固执己见和矫揉造作之中。把超现实主义保留在你心灵的一个角落，亲爱的。别害怕，向前走。”

　　事实证明卡帕的建议是正确的。布列松的作品和他提出的“决定性瞬间”理论被认为“定义了20世纪的摄影”，这种“定义”建筑在两个基点之上：一个是他19世纪30年代拍摄的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另一个则正是在接受了卡帕的意见后，将超现实主义视觉趣味与报道摄影的叙事完美结合的报道摄影作品，而后者中有一组虽然不是最早却堪称是最重要的作品，它产生于1947年的印度之行。

　　这次印度之行起源于马格南图片社的成立。1947年春天，布列松和罗伯特·卡帕、大卫·西蒙、威廉·万迪沃特、乔治·罗杰一起创办了马格南图片社。马格南的宗旨是：“触摸时代脉搏”，缔造并坚持用摄影去服务于人类。拍摄对象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和“下一代”。图片社划分了几位成员的采访范围：能讲六种欧洲语言的大卫·西蒙(1911-1956)报道欧洲，乔治·罗杰(1908-1995)负责中东和非洲，卡帕作为图片社主席可以到任何自己认为有必要的地区采访，而布列松的采访地区是亚洲和远东，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

　　于是在1947年9月中旬，布列松和妻子拉娜·莫希妮(一位印度尼西亚的舞者)抵达印度孟买。他们的原计划是采访1947年8月15日印度脱离英国统治的第一个独立日，但由于轮船机械故障而耽误了行程。加上这一次，布列松总共去过印度6次——时间跨度从1947年到1986年。而他对于印度的兴趣，最早应该起源于早年在剑桥求学时阅读的叔本华以及罗曼·罗兰。

　　20世纪的印度因其矛盾与多样化著称，彼时印度正在经历独立运动以及印巴分治的动荡局面，这其中的中心人物就是甘地。在1948年1月30日，布列松采访了甘地，然而就在布列松结束为甘地拍摄15分钟之后，甘地死于前往祈祷的路上。出乎布列松本人的意料，他见证了这整个历史事件，他的照片成为这次事件的缩影，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读角度。

　　正如布列松在《决定性瞬间》中所说的：“对我来说，摄影是在顷刻之间的同步认知，是对一件事件的重要性恰如其分的表达。”甘地事件的系列照片就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印度民众对于甘地逝世的悲伤与痛苦。这一系列的照片以尼赫鲁(印度前总理)在新德里柏拉屋外宣布甘地遭到刺杀拉开序幕，以甘地在亚穆纳河(印度北部)河畔火化结束。布列松本人直接参与了这一系列的活动，并且尽可能地接近拍摄主角。

　　印度之行的其他摄影作品则既包含了社会底层也囊括了上层阶级：从难民营，加尔各答被隔离的乞丐到印度王公巴罗达的华丽的生日庆祝活动以及政府大厦台阶上的蒙巴顿家族等等。这些照片仿佛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使没有身临其境的人也可以感受到印度的过去、现在以及正在经历的社会巨变。而布列松的摄影天赋，他的著名的隐形摄影方式，以及使他受益无穷的与印度人民的良好关系(比如他与尼赫鲁家族的长期友谊)，种种因素的融合使布列松的作品捕捉住瞬息万变的事物，表达出当时印度的真实形态。并且布列松做得比这更多，它们使我们以一种更强烈的同情和怜悯来看任何地方的人和情景，他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离开印度之后，他先后前往中国拍摄新中国的成立，在印度尼西亚见证了印尼的独立战争，作为东西方集团关系解冻后被苏联接纳的第一位摄影师访问了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应中国邀请曾访华3个月。他还前往古巴访问并进行摄影报道，以及墨西哥、加拿大、印度和日本等等。直到1968年，他开始对摄影感到厌倦，又将他的兴趣转回到他喜欢的油画和素描上来。到1975年，除去偶尔会拍一些与摄影无关的私人生活照片外，他不再拍照。在几乎将一生都献身于摄影后，他说：“我整天关心的都是绘画，摄影也不过是为了绘画，是一种即时的素描。”2004年布列松于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去世，享年95岁，无疾而终。

　　布列松以不影响客观对象的思想来拍摄，拍摄时注意人的姿势与神态的默契，抓取最打动人的瞬间。对当代摄影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摄影瞬间独特的理解能力和空间捕捉能力，让现代摄影对现实的反映，多了一种全新的诠释方法。同时，贡布里希爵士强调了布列松对几何学的热爱，这也是评论家较为一致的看法。班维尔也曾写道，在卡蒂埃·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背后，仍有一种特定的法则，这就是几何学法则。不论是摄影还是绘画，形式对于卡蒂埃·布列松来说，都是一种作用力，一种驱动力。在布列松的专集《人、影像与世界》中，有一章的开头引用了法国著名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话：“也许可以说，几何用于造型艺术，而语法用于写作艺术。”这也正应和布列松对于摄影的看法：一幅照片是在一瞬间对一个事件的重要性和最合适它的构图的同时的确定。

　　他就是摄影史上的一道门，不管你知不知道他，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只要想走好这条路，就会从他的门下经过。他具备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他是被人学习、被人尊崇最多的摄影师。布列松享有“等于摄影”的地位，他甚至就是摄影的代名词。摄影术发明，到今天已经超过170年，在最初的100年，摄影到底算不算艺术，依旧见仁见智，各方争论不休，而后的50年，布列松的出现，使摄影彻底摆脱了绘画的阴影，捍卫了摄影的本质属性和摄影的纯粹性。

　　布列松关于他拍摄状态的一段话，极为精彩，现引录如下，用作结尾。“手法的简单，尤其是忘我的状态，能使你的作品表现得简洁。拍摄一张照片就是屏住呼吸，集中你全部才能去捕捉稍纵即逝的现实，这样，拍摄一张照片就成为身心非常愉悦的一刻。拍摄一张照片就是判断一个事件，同时，在一秒钟之内严密组织好你所要表达的形式，赋予这一事件以意义。你得将脑、眼和心放在同一视线上。给它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