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界有两件和女人体有关的事件，对其反应，至今仍然不能让人释怀。

　　第一件是1981年袁远生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创作壁画《生命的赞歌》，其中描绘了几个全裸女人体。当时舆论为之哗然，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奇特的大讨论，讨论内容是画家应该描绘女人体吗?讨论的结果是把壁画中有女人体的部分覆盖了一张“遮羞布”。至于画家能否描绘女人体，似乎没有明确结论。从“遮羞布”来看，当时至少是不提倡画女人体的。

　　另一件是1988年12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人体艺术大展”。那一次大展居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参观，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这大概是中国美术馆开馆以来参观人数最多的一次绘画展览。有出版社为展览出版了精美图录，结果也成为一再重版的畅销书。作为那次大展的一个有趣插曲是，被画的模特当中，有人跑去打官司了，为的是向成功的画家索要“裸露费”或“名誉损失费”。官司结果如何，没有检索，详情不得而知。

　　袁运生的壁画是一种装饰风格。用装饰风格描绘女人体，与“真实”形象相差甚远，所以今天恐怕没有人会对此产生“性幻想”。与此相关的是，今天恐怕也没有人再去追问画家是否有权力画女人体。今天，不仅艺术界中人，还包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谁也不会质疑画家是否有画女人体的权利这件事了。画人体，尤其是画女人体，已经被公认为是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已经广为接受。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该画或者不该画女人体。今天的问题是，女人体已经靠多年围绕着“她”的争论而建立起来的审美观，充分满足了潜藏于大众心理的“窥淫僻”的爱好，之后，女人体还意味着什么?还有什么意义?。今天，轻率以“艺术”之名来组织“女人体”摄影活动已经没有新鲜感，几百名“摄影家”举着相机围着一个或数个女人体，让她们做出种种骚首弄姿的体态，然后按动快门，已经成了没有什么新闻价值的日常景观。不仅如此，在今天这个消费如此重要的社会中，女人体也已经成为商家广告的奇特方式。比如网上就流传着一则新闻，某地商场为推销沐浴露，居然当着顾客的面上演了一场裸体秀，让几位年轻女性光着身子当场“洗澡”。这可比半个多世纪以前军阀孙传芳勒令刘海粟停止人体模特课程还要严重千百倍!

　　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家突然对女人体开放了。然而，稍有记忆的话，怎么也不会忘记大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着女人体所发生的种种争论。美术学院是否可以画裸体模特，艺术能否用女人体为表现对象，居然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惹动了旧军阀的干预，甚至连毛泽东这样的革命领袖，也不得不来关注，并做出权威性指示。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在1964年对美术学院是否画女人体下过“最高指示”，说为了艺术可以略有牺牲。表面上这还算是勉强同意画女人体，事实上就是禁止。自那以后到毛去世，中国艺术界就真的再无人画女人体了。所说有人私底下偷着画，但很快就遭到压制，带来凄惨的后果。

　　我是文革后第一届考入美术学院的学生，亲身经历了恢复画人体模特，尤其是画女人体模特的全过程。当时有一件事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到一位老师家小坐，在谈完相关的事情后，这位老师突然把一份写在1965年的文件拿给我看。文件已经发黄，用打印机打出来的，是一份写给学院党委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当年油画系一个班“资产阶级思想”之所以严重的分析。报告郑重其事地说，造成这个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原因有二，一是看罗曼·罗兰《克里斯朵夫》之类的小说，成名思想严重泛滥;二是画女人体。第一个结论我可以理解。在大学批判成名成家的思想，是那个年代日常生活的日常内容。但是，直接把画女人体和“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相联系，倒真的让我开了眼界。我开始理解，那个年代真的有人认为画女人体是个政治问题，和思想变坏有着莫大的关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当年军阀孙传芳禁止刘海粟在学院里开人体课，是有道理的了。怪不得毛泽东说这事是“略有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