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像里程碑一样矗立在神圣的艺术殿堂，他们如坐标一样时刻提醒着我们，从何处而来又将向哪里去。在当代中国绘画史上，赵望云就是这样一个人。

　　4月13日至5月14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协办的“回望云峰——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作品巡展”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以回到历史原境的叙述模式，采用“自述与他评”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以赵望云上世纪30至40年代“我是乡间人——农村写生” 、 40至60年代“直面大自然——图开西北” 、 60至70年代“归忆桃花源——梦里家山”三个主要创作阶段为线索，展出了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经典作品共计150余幅，较为全面、系统地呈现了赵望云的艺术成就、总体面貌和艺术历程。

　　开辟“直面生活”的第三条艺术之路

　　清末民国初年，国运不济，绘画也随之被边缘化并迅速出现了衰微的势头，中国画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或者沉默消亡，或者吐故纳新。在这种危急关头，赵望云在齐白石借古开今、徐悲鸿借西济中的两条创作道路之外，为中国当代绘画史开辟了面向生活、直面苍生的第三条艺术之路，确立了改造中国画的新艺术观。他把中国画带向“十字街头” ，拉到农村，拉到古代山水画家从来没有去过的荒凉的边疆地区，去描绘普普通通的生活景象、自然风光，把人们的眼光引向劳动者的生活，其主题内容切中实弊而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为中国画的创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条路就像长安画派所倡导的那样，“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而赵望云的艺术能力就体现在融传统于生活感悟的创作之中。

　　赵望云作为“乡间人”的平民出身，在塑造自我质朴、敦厚的内在骨气的同时，也使其对于农民生活和情感有着天然的亲近。从1932年开始，赵望云接受《大公报》委托进行“农村写生”活动，持续了数年时间，在行走中以自然、平易、朴实的艺术手法捕捉和描绘了大量农村生活纪实作品，这些作品图文相应，强调绘画的情节性与文学性，犹如低声沉吟的乡村民谣，以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明白晓畅的宣传作用，激发着广大民众在战乱岁月的深沉共鸣。

　　“在我的画里，永远不画不劳动者。 ”把劳动者作为山水画里的主角，以他们为“画眼”来描绘作为农、牧、林、猎环境的山川村落，这就是由赵望云首倡并由石鲁、方济众、徐庶之等人发扬的“长安画派”的精髓，并成为后来在新中国美术作品中占主流地位的“社会主义新山水”的先声。在长期的旅行写生中，一方面奠定了赵望云绘画的坚实基础，同时其深刻的民主进步性和开拓性的社会题材也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画走向民间、直面生活的最早的代表性画家—— “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用笔墨点染每一寸西北河山

　　“我喜欢看我没有看到过的东西，自然界无穷尽的变化，社会间无量数的人群，好像都与我发生着密切的关联，伟大的自然社会，它有一种微妙的力量引诱着我的精神。 ”赵望云在《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中自述道。横跨秦岭的长桥，渠水潺潺的山村，牧草芳菲的天山南北，春雨如酥的八百里秦川，柴达木荒漠的油田，巴山深处的号歌，赵望云将心底全部的炽爱都倾注于笔端，直面自然，图开西北。

　　上世纪40年代后，赵望云定居西安，继续坚持原来的艺术主张和实践经验，而且更加注重对传统的深入研究，艺术视角也转而聚焦于山原雄浑壮丽、民风朴实厚道的整个大西北。画面内容不再仅是早期以人物为主的乡间民情，而是扩展为既包含着祖国建设、乡村变革等社会内容，又展示着西北自然雄浑壮丽的山川风貌的现实主义风景。上世纪50到60年代中期，无论是宝成铁路写生、黄河写生，还是林区写生、祁连山写生，都集中呈现了新中国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并凸显了强烈的西北地缘性特色：崇山峻岭、戈壁草原、民族生活与风土人情等皆入笔下，构成了一系列苍凉、劲健、寥廓而如“边塞诗”的西北画卷。这些画卷以写生的方式展开，笔墨朴实自然，风格峻伟森郁，将西北自然风光和传统艺术精神相互熔铸。

　　“从来没有人去描绘西北山水，西北的自然风光很难画，光秃秃的山，你是很难把它处理到画面中去的，赵望云实际上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题材，同时围绕这个题材他又找到了描绘这些自然风物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怎么去表现西北风貌。以前画山水树林从来不会画得这么满、这么密，而且都有固定的程式，比如圈点的方式、点叶法，但是赵望云的画作都是来自于生活之中的，每一幅都不一样，他画出了一个特定气氛下的西北风光。赵望云和石鲁作为‘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扛起了这面大旗，与当时的‘金陵画派’和‘闽南画派’共同形成了三峰并立的上世纪50年代后的新中国画的面貌。 ”此次画展的策展人邓锋说。

　　在立足西北厚土、坚持自身艺术探索的同时，赵望云还组建画会，培养后学，组织创作研究，保护西北文物，成为新的历史时期西北文化事业的建设者和画坛西北风的“拓荒者” 。

　　触及生命主题的追问与思考

　　艺术的光辉总是在人生的磨砺中得以绽放。暮年的赵望云在逆境中重拾画笔时，他的艺术生涯也达到了人生最后一个创作高峰。晚年的赵望云如耕牛反刍，将内心的自然与生活体验消化、提纯，再造静穆、纯真的化境，一种“内省式”的艺术创作状态在怀念与追忆中不期而至，既有寄托对时代与人生相互碰撞的沉吟忧思，也有怀想过去、憧憬美好未来的梦里家山。作品强化主观情怀的表现，笔墨更加凝练概括、质朴拙厚，意境追求呈现出诗意化、音乐性的特色，迈入艺术人生的化境。如1973年，在时代的逆境中创作的《深夜行》 《行旅图》 ，一变过去明朗的格调，意境悲怆，寄寓着对时代生活痛苦的思考和对人民命运的满腔深情。

　　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激越， 40年代的旷远， 50年代的怡然， 60年代的伟秀， 70年代的超逸，赵望云从未背离自己的初衷，始终以真情实感为出发点，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势下都不改本色，或平视或俯视地勾勒自己平易、朴素、沉着的风格与特色。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所说：“赵望云先生‘为大众而艺术’的创作理念和‘直面生活’的创作手法对于当前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和引导作用。此次省亲般的‘回望’ ，尤其对于西北画坛而言，有利于在历史的回顾与未来的展望中激活这一优秀传统，引领当代美术家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创作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