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潘天寿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有多场大型纪念活动。比如在潘天寿先生的故乡，举办“潘天寿艺术与两岸美术教育研讨会”，对中华民族现当代美术教育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

　　潘公凯：今年是潘天寿先生诞辰120周年，离他去世也近半个世纪了。由潘天寿基金会策划、国台办交流局主办的“潘天寿艺术与两岸美术教育研讨会”，组织了两岸美术界的专家、学者讨论潘天寿先生的艺术教育思想，以及两岸弟子们对于中华文化拓展的脉络与成果。

　　潘天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外表上的承袭，也不是碎片的背书，而是诚挚坦荡，言行一致，深入理解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中国古典思想与学术成果，坚守从魏晋以来一以贯之的儒士理想，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无私无畏，为传承与弘扬中国文化而尽心竭力，成果卓著。所以潘天寿远不止于是个画家，他是一个思想者，是一个有抱负有担当的教育家，是出色的诗人、书法家、史论家，概括起来，他既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儒士，又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

　　潘天寿在国立艺专师生中的影响，不仅是由于他的学术见解和绘画成就令师生朋友们所佩服，更重要的是他那宽厚正直、刚正不阿的性格和严于律己、坦诚信义的道德操守，令师生朋友们所敬重。他一再教导学生“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主张艺术的最高标准是境界与格调，强调画品与人品的一致性。他是中国两千年来儒士理想的践行者。所以，在弟子们的心中，他不单是位好老师，而且是中国文脉的个案化象征。正因为如此，海峡两岸弟子们对潘天寿先生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怀念，令人慨然动容。

　　朱德群先生曾告诉我说，两岸弟子，华夏一脉。文脉传承是两岸交流、融合的基础。

　　记者：20世纪前半页，是救亡图强的时代，潘天寿先生作为教育大家，如何用美术教育参与救亡图强?

　　潘公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以“救亡图存”为基本特点。从理工科到文科再到艺术类，都需要教育，都是为了培养新一代中国年轻人。在20世纪初这是特别重要的思潮，改变国民性要从教育开始，让孩子有国际眼光、自强不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如蔡元培、鲁迅、李叔同，都持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潘天寿非常支持和坚守。他认为把年轻一代从思想人格到艺术水平都能教育好，对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天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先后在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等校主持中国画教学。1928年后在杭州国立艺专担任中国画主任教授，撰写《中国绘画史》，编写教材，探索中国画的现代教学方式和大写意绘画的前行之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至重庆担任北平和杭州两校合并后的国立艺专校长职务，带领师生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并在重庆时期创立了国立艺专的中国画系建制。抗战期间限于条件，他作画不多，但对艺术的思考却更为深入。1946年国立艺专迁回杭州后，潘天寿创作了一批继承文人画传统并确立全新面目的精品佳作，成为他艺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

　　他就是踏踏实实地教书，踏踏实实地研究，想用教育来救国。他选择用教育救国，他自己是有过判断的。他自己说自己没有干事之才。要搞政治、搞革命，要有一种干事的能力，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组织能力。他说话很木讷，他说自己不适合搞政治，也不适合搞军事，想来想去，只有画画、教教书这件事情还能胜任，他就选这条路。但是，走这条路也是为了救国。这个目的是很清楚的。教育救国的思想不仅是潘天寿一生秉持的，他的学生也深受影响和感染。可以看到，潘天寿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基本上都在搞教育，在学校教书。这是非常深远的影响。

　　记者：潘天寿先生一直秉持中华文化的独立自信，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今天如何看待潘天寿先生当年的判断?

　　潘公凯：这要考虑到20世纪基本的文化语境，古今中西之间的复杂的矛盾关系，如何在这样复杂的关系中，认清知识分子自己的方向，是很不容易的。在当时语境下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中西融合的思想，文化、知识、技术、艺术都融合。所以，持这种观念的人是最多的。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潘天寿也是比较赞成这种观念的，觉得如果中西方的文化艺术能够互相交流、交融、结合，各取所长，就可能产生新的艺术。后来，在实际的美术教学过程和艺术实践过程中，他发现中国文化一直受到批判，如果对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关系认识不够深刻，在西方强势文化不断输入的情况下，中国文化有可能被淹没、被曲解、被批判、被抛弃，中国文化的文化脉络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消亡。在这方面，可以说潘天寿是最早警惕的人，除了自己个人化的判断，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对于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外，其实也受到日本“国粹主义”的影响。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这种思潮传入中国，黄宾虹先生也是受此影响。他们提倡华夏民族的固有民族文化。这背后都与救亡图强的大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

　　潘天寿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词，但是他认为中国绘画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从自身历史性的基础上往前发展，不依赖于西方文化，也不主张浅层次地与西方文化中的符号、观点的碎片结合。某些浅层次的结合可能会有新意，但是会把整个艺术水准拉低。中国传统的艺术水准是很高的，境界、文化含量是很大的，位于文化金字塔中的尖端。如果浅层结合，只会成为泛泛、普及的东西。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少数，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潘天寿一直持有这种思想，对于中国画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的削弱，他抱有警惕。这一点上显示出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宏观问题上的理解深度和冷静。

　　时至今日，潘天寿已经离开我们几十年，可是他对中国民族绘画传统的认知，对中、西绘画两大体系之间差异的了悟，对于中、西艺术“两大高峰”的论断，和“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策略性主张，却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他对中、西方美术的宏观把握能力和对于艺术本质的穿透性理解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思。“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之说的出发点是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赞成以苏式素描来改造中国画，主张中国画一定要以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自立于世界艺坛，才能彰显中国艺术的原创性价值。他的这一主张在20世纪中期并不被人所理解，只被看作是一家之言。而到了21世纪的全球化语境中，多元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才又成为知识界热议的话题，如法国当代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提出的东、西方艺术“间距”理论，则与潘天寿的“距离”说极为契合，都是以重视多元文化的原创性价值为基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