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平公造像记》(局部)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借伐南朝齐之机，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并实施汉化政策。当时的洛阳除儒家文化外，佛教文化也日益兴盛。从北魏起至唐宋的半个多世纪，在洛阳伊河两岸不断开凿洞窟，兴造佛像达十万余尊，与此相应的，刻题记近三千则，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四大石窟之一的龙门石窟。伊河的西山即龙门山，又称伊阙，以北魏时期所建洞窟最为有名，如古阳洞，是北魏迁都洛阳初孝文帝及皇室贵族和大臣所造，洞内四壁刻凿各种佛龛上千个、题记八百余则，为龙门石窟之精华。

　　开凿窟龛，自然是为了供奉佛像，以古阳洞为例，供奉人中最重要的孝文帝，为其祖母冯太后在洞内正壁造有一佛二菩萨，到后来，整个洞的四壁陆续凿刻布满了形态各异的佛龛，为说明供奉人的造像目的，许多佛龛还刻有造像记。但相对于造像而言，造像记只是记录造像原委而已，并非开凿洞窟的目的和表现主体，故一千多年来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清代，随着金石学的发展，这些造像记受到金石学家的关注，并予以拓印传播而逐渐为书家所重视。古阳洞集中的造像记已经成为反映北魏书法的一个重要样本。

　　从洞窟及造像记的位置来看，这些造像记的凿刻应是当时开凿佛龛的工匠所为。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造像是工匠的主要工作而造像记的凿刻则是他们附带所作，与北魏那些皇室贵族成员的墓志和其他碑刻相比较，更显得随意与自由。然而，面对数量众多的龙门石刻造像记，如果从书写技术、艺术特性来观照，大部分由于刻工的身份和刻凿条件的限制显得极为普通，文字笔画的线条基本上没有毛笔的趣味，呈现的是用刀直接凿刻的硬线条效果以及朴素率意的结构。

　　当然，在这些造像记中，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龙门二十品”便是其中的上乘之作。如果我们再从中严选的话，“龙门四品”则更是龙门造像记书法中的精华。

　　“龙门四品”分别是《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其中始平公和孙秋生二则记有撰文与书者姓名，杨大眼、魏灵藏二则则无记载。四则造像记书法，结体开张奇逸，用笔夸张，体现刀刻的刚健与方正，表现出一种雄强、朴拙的审美趣味。尤其是始平公造像记，通篇文字阳文凿刻，字间刻有界格，用笔浑厚沉着，在造像记书法中别具一格。

　　龙门四品或二十品被认为是北魏书法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作品，客观上给当时中国的书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受到后来碑派书家的追捧，清代包世臣、杨守敬、康有为等都给予高度评价。

　　龙门石刻造像记包括四品、二十品的出现，如将其与南朝以二王为宗的书法相比较，从书法风格和审美类型的角度来讲，完全打破了原先王羲之书风一枝独秀的局面，使平和雅致的王羲之书风受到严峻的挑战。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毛笔书写与刻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