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前，没有专门经营时人字画的机构，达官贵人、文人士夫不以卖画为业，画工之画则多半在市肆中售卖。到明代，名气大的画家多是别人到其府第诣门购求，名气不大的画家则需自己带着画作到处求售，也有通过裱画店、杂货店等寄售的。如都穆《寓意编》记载：“裱褙孙生家有人寄卖三官像三幅，每下轴有大方印曰‘姑苏曹迪’。孙尝求鉴于石田翁，翁云此李嵩笔，曹氏盖收藏者。又元初人临阎立本水月观音像一轴，上有冯海粟诗跋，与三官像皆索价太高，经年不售。”这是古字画的寄售。新安画家项承恩“久困诸生，遂弃去，隐居西湖岳坟侧，携一奇丑女奴供爨，开小肆，杂置书籍、画卷并盆花竹石，索价颇贵。”这是画家自己开画店经营。[1]迟至明中叶，除一般的书画商人外，在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南京等工商业发达、人文荟萃的城市，已经出现了一些独立的书画经营商店。在清代，画家除了上门求售，或到市中直接卖画[2]，也在寺庵前设摊，或寄售于店肆，总体上卖画场所在清代趋于固定化。在一个相对成熟的艺术市场中，艺术经营、中介或代理机构在艺术品的流通环节中将起到重要作用。商业代理机构的出现需要有一个前提，那便是书画作品的市场需求，亦即买方需要一个能够提供作品的中介机构，而卖方同样需要一个推荐作品的中介机构。双方的共同需求是此类中介机构生存的基础。中介的存在是判断交易是否具有市场性的标准。在近代市场经济活动中，专门的书画经营机构和经纪人成为推动市场繁荣的重要角色。

　　近代的书画经营机构一部分由古董店充当，类似于今天的画廊，其中亦有从古董店演化为专门的画店，而另一部分则由当时各地的钱庄和扇庄行使代理收件之职，另如南纸店[3]、茶楼[4]、装裱店等也是寄卖字画的场所。近代的装裱店在裱褙字画外，兼具经营流通的功能。而且我们经常在很多近代书画家的回忆中，读到这样的文字：

　　(王)一亭翁自言：早岁习画，居近一裱画肆，因得常见伯年画而爱之，辄仿其作，一日为伯年所见而喜，蒙其奖誉，遂自述私淑之诚，伯年纳为弟子焉。[5]

　　我最初见到苦李的字画是在装裱店里，人家把他拿去装裱的字画挂在店堂里。[6]

　　少年唐云常常跑到裱画店去看画。经常看得入迷。[7]

　　在当时兼卖传统字画的‘南纸店’里，可以经常看到这位西画系学生(李苦禅)在那里倾心注目，划空揣摩。[8]

　　应野平一有机会上街买东西、出外办事，他总要腾出时间跑到裱画店去看裱板上的画。[9]

　　我生平少交往，到了上海，只到嵩山路冯先生处，或跑跑裱画店，如刘定之和汲古阁等处。那时只有跑裱画店才可以看到一些古画名迹。那时偶然在裱画店看到一张王石谷的画，就奔走相告。[10]

　　可见，近代的装裱店因其常悬挂所裱字画使之风干，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书画爱好者的启蒙之地。

　　在众多具有经营性质的机构中，笺扇店是最为主要的一种。

　　笺扇店(庄、铺)是信笺扇子的专卖店，这是一种古老的行业，[11]然而扮演起书画经纪人的角色并发展成为一种与古玩业并起并坐的角色却发生在清末的上海。[12]沪市书画笺扇店的始初，是由一些爱好把玩扇子、收藏书画的工商业巨擘和富家子弟作为消遣，开家书画笺扇店，经营书画、笺纸、扇子和文房四宝。开始只是作为一种副业，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创造机会能更多地接触海上书画名家，以便收集更多的书画佳作和扇子名品。不曾想，由于旧式信笺、诗笺、帐册以及各种文房四宝用品在近代仍很风行，扇子也是当时不可或缺的日用品，名人书画扇更是体面人士的一种气派，[13]因此生意甚是兴旺。于是众起仿而效之，逐渐发展成为书画笺扇行业。《沪游杂记》有“夕阳纸扇如蝴蝶，遍傍阑干十二楼”之诗句，反映出当时扇市的兴隆。扇子行业的兴旺直接带动了近代海上画坛画扇的风气。据说当年笺扇铺向任伯年订画扇，他兴致好，吸足鸦片之后，一上午可画12件之多。扇庄一方面与众多的海上画家有联系，为他们接件，另一方面则会力劝来订扇的客人多订一些。这些订扇，有很多时候会是凑齐12家(可更多)，每人画一扇，然后裱成“三挖”条幅挂之厅事中，有时也会裱成扇册以供欣赏。这些旧扇品相当多数很完整，表示当时并非用作拂暑而是专供玩家欣赏的。而且多是金笺画，以取富丽堂皇的效果。[14]画扇也是一般画家谋生的主要途径。从现存近代书画家的润例看，每个润例里面几乎都有画扇的价格，扇业在某种意义上支撑了书画家的生存。

　　《沪游杂记》记述1876年这个行业的状况时是这样写的：“笺扇铺制备五色笺纸、楹联、各式时样纨折扇、颜料、耿绢、雕翎，代乞时人书画，洋场以古香室、缦云阁、丽华堂、锦润堂为最，城内以得月楼、飞云阁、老同椿为佳。”[15]由此可见，“代乞时人书画”是笺扇店的一项主要业务。

　　清代，在沪上南市城隍庙一带，已有不少书画笺扇庄开设。《沪游杂记》称：“笺扇在外国坟左近及庙园。”[16]《海上墨林》也有记载：“沈兆沅，字小竹，号兰溆。工书，善花卉，兼精传神。设十二楼笺扇肆于豫园。”“项燿，字子云，太仓人。能花卉，设笺扇肆于豫园，姚燮为题额曰飞云阁，沪上诸名士常于此雅集。”[17]光绪三十年前后，王星记也曾在城隍庙开设季节性的扇铺，当旺销季节来临，将扇子从杭州运到上海出售。最早开设的笺扇店为道光年间的缦云阁，设在现在的九江路。[18]同治十一年(1872)3月25日《申报》刊发缦云阁广告，介绍本店经营字画、漂净颜料、装潢书画等业务。[19]

　　同光年间，沪上书画笺扇店不下百余家。同治年间开设的有青莲室、艺芝堂、戏鸿堂、飞云阁、得月楼、老同椿等十多户。光绪年间开设的有九华堂、一言堂、朵云轩[20]、王星记等25户。至宣统元年(1909)，上海笺扇店字号达109家。[21]1926年版的《上海指南》刊登笺扇店有二十几家。[22]

　　沪上笺扇店主要分布在南市和北市。南市集中在老城区一带(豫园)附近。北市集中在抛球场(今河南中路、九江路一带)、广东路、四马路(今福州路)等路段，属英美公共租界。上海老城厢一度是书画家聚集之所，太平天国战争前来沪文人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厢地区，书画家大多下榻西园。可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昼夜明敞的租界形成后，画坛商业圈便向租界转移，这与租界人口骤增，内中不乏有力购买书画者有关。笺扇庄、笔墨庄名店纷纷抢滩租界，仅一条不足百米的西兴圣街就汇聚了周虎臣、毛春塘等笔墨庄，当年沪上有名的商住旅馆京江栈也在这条街上，是商人们拥趸之所。书画家的居住地也颇说明问题：张熊居住福州路第一楼隔壁，杨伯润居住新北门口，王冶梅居住南京路江西路口，胡铁梅居住三洋泾桥怀德里，卫铸生居住南京路德仁里，陈曼寿居住西圣街头，后居住吉祥街，任伯年也迁居到城西北租界，皆为商业兴盛之地。[23]传统书画家所崇尚的雅逸淡泊的境界使其一般选择清幽宁静之地作为创作场所，但近代书画家却有意与闹市毗邻，无非图与笺扇店和顾客联络方便罢了。当然陈曼寿所言：“岁月堂堂老笔耕，卖文卖字乐余生。此行恐惹旁人笑，欲避烦嚣又出城。”[24]既想鬻艺又不想遭城内人耻笑，可能也是“移寓城外”，不能为别人道的原因吧!

　　笺扇店的主要业务有三项：1.出售笺纸、扇子和文房用品。2.出售书画家作品，接受顾客订件，转交书画家创作再出售;[25]制订润格。3.装裱书画作品。[26]笺扇庄之所以能成为书画经纪或中介机构，主要是为顾客提供扇子纸张的同时代求名家书画是顺理成章的事。笺扇庄将各个润例贴成一本册子，便于求取书画者自由选择。有的笺扇庄还自行印制代求单，有一定规格和模式。[27]

　　在齐白石作于1929年的扇面《葫芦草虫》的边纸上，写有“敬求法绘，赐呼伯洁”的字样，这也是当时比较通行的求扇体例。其时齐白石已是声望日隆，几次修改自己所订的润格。1931年自写《齐白石卖画及篆刻规例》，其中提到扇面者说“扇面：……一尺五寸内八元……凡画不题跋，题上款加十元。”而在一份稍早的润格中还规定了如果画中要加虫鸟，每一只也需要另加十元。这幅扇面既有上款，又添草虫，看来这位求画者颇为多金。由于这幅扇面画成后一直未穿扇骨，使民国年间求扇过程的痕迹无意间保留下来，甚为难得。[28]

　　笺扇店的的经营方式主要不外乎二种，一种是店家主动兜生意，觅揽大小画家之作，张挂于铺，售后按一定比例收利，另一种是店主雇佣画家为其制作笺扇作品，以谋取利润，如任伯年之于古香室，就是此种方式。

　　笺扇庄代为求得书画之后，按润资增加一至二成或在书画家润资收入内提取一至二成，作为代求的手续费。如1892年2月间戏鸿堂笺扇庄告白：“再者：接揽书画，为便客起见，所点之人必求亲笔，向无贻误，所有书画家明让一成，不过供专司其事之人津贴。此项交易实属代庖，概无二成奉送，望为原谅。” [29]笺扇店收取佣金的方式，使它的性质类似于传统的居间机构“牙行”。行市贸易货栈在古代叫做“互市”，经营者称“互郎”，取义于相互转换。唐代以后则称“牙市”或“牙行”。据宋代的《云麓漫钞》讲，唐代的“互”字书写时其形和“牙”字相近，才被讹为“牙”，不过也有人认为牙字的字义即相互交错(如犬牙交错)和互字的字义相近，所以互市就是牙市。互市、牙行是古代商贾的中介。[30]近代以前商业领域里的牙行，是一种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价格和质量的居间机构。上海是一个在晚清迅速发展起来的商业城镇，在当时的棉纺织等手工业和沙船运输业中较早地产生了被称为“布牙”、“船牙”、“豆牙”的居间商，但较大规模的居间业务并没有产生。在近代，众多牙行相继出现，直到20世纪30年代，据统计，上海有一等牙行17种，二等牙行37种，三等牙行37种，四种牙行30种，涉及100多种农副产品。牙行一般只代客买卖，不做进销，赚取佣金。这种经营方式没有大的风险，比自购自销来得方便。

　　到20世纪十年代，在笺扇店的基础上已分化出专门的画店或古董店，像1912年成立的味古斋、证闻社具有古董店性质，而在豫园访鹤楼厅开幕的书画博古社则具有专门画店的性质。与旧式牙行一样，画店在近代都采取了低价吃进，高价卖出，既赚佣金，又获利润的双重做法。

　　书画经营机构与书画家的关系，是彼此依存，互为奥援的利害关系。外埠书画家初到上海，一是靠同乡关系或名流推扬，再有就是靠画商推介了。任伯年到上海，初甚寂寞潦倒。后拜识胡公寿，胡公寿本人时已为上海钱业公会所礼聘，在商界已大有影响。佑靠胡公寿的推介，任伯年又得以与当时的名画店“古香室笺扇店”挂钩，在其中安置笔砚、作画售卖，不数年，画名大噪。又如任伯年常为“锦裳三兄”作画，这“锦裳三兄”，即玉声堂和九华堂笺扇庄的经营者黄锦裳。[31]银行家陶濬宣，也与任伯年有莫逆之交。像这样的画店和画商，对任伯年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又如改再芗来沪下榻吉羊楼笺扇庄鬻画[32]，胡伯让安砚芝兰室[33]，张大千经朵云轩引荐拜于曾熙门下，沈尹默经朵云轩宣传而出名等等，都体现了笺扇庄与书画家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为笺扇庄为书画家特设雅室，既陈列书画作品，又供书画家即兴挥毫以招徕顾客，朵云轩静记、中国画苑都有过类似的举措。[34]画家与画店等经纪机构以及钱业公会、钱行对书画家的支持，是一个书画家得以在近代商业都市中立足的必要条件。

　　注：本文节选自陈永怡《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07年4月

　　【注释】

　　[1]?

　　[2]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二《草河录下》记载陈洪绶“十四岁，悬其画市中，立致金钱”。

　　[3]南纸店是以经营笔墨纸砚为主的文具用品商店，因为这些文具用品许多出产在南方，故称南纸店。

　　[4]如《申报》1901年11月21日登载消息：“四马路茶楼第二层开始寄售名人字画、明墨、图章等”。

　　[5]徐悲鸿《任伯年评传》，萧山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工作委员会编《任伯年史料专辑》，西泠印社出版社2002年12月。

　　[6]王个簃《八十年随想录》，《朵云》第1集。

　　[7]《朵云》第2集，第70页。

　　[8]李燕《风雨砚边录——李苦禅教授及其艺术》，《朵云》第4集， 第98页。

　　[9]代琇 庄辛《山水画家应野平》，《朵云》第4集，第110页

　　[10]《陆俨少自叙》，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11]《梦梁录》“陈家画团扇铺”条中记载当时南宋临安城内有专为人绘画团扇的店铺。

　　[12]近代凡经营在世金石书画家业务的一般归口笺扇庄，凡经营古玩业务和去世书画家作品的一般属古玩店，它们各有各的行业公会。如北京琉璃厂的古玩业，是琉璃厂的又一支柱行业，它的经营范围包括金石碑帖、字画文物，以及玉石瓷器、珠宝木器等众多古董，过去北京的各行各业均有柜台，唯有书铺和古玩店没有柜台。在幽雅的客堂里，窗明几净，暗香浮动，宾主在品茗闲谈之中，把玩器物，畅谈古今，在怡情笑谈之间，做成了一桩桩买卖。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不仅培养出店家与客人之间特殊的友谊，而且使古玩字画店成为文人墨客鉴赏文物、交流心得的场所。荣宝斋前身是松竹斋，创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1年)，一直以经营文房四宝、南纸字画为主，距今已三百多年历史。参见沈念乐主编《琉璃厂史画》，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关于当时上海的古玩市场，可参见黄宾虹《沪滨古玩市场记》，《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6月，第290页。

　　[13]《利马窦中国札记》中有关于中西艺术的比较，其中提到折扇：“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行业远比别处普遍，那就是制扇业。这些扇子通常是在酷热季节用来扇风的，各个阶级和男女两性都使用。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带扇子会被认为是缺乏风度，尽管气候已应使人避风而不是扇风。或许这种特殊的习俗的原因是人们用扇子是为了装饰更甚于为了需要。中国扇子的式样和制扇的用料种类繁多。扇子通常用芦杆、木头、象牙或乌檀作骨，上面蒙以纸或棉布，有时甚至是带香味的草秸。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椭圆或方形的。上等人士使用的，一般是用光纸做的，上面装饰有图案，很美丽地描着金色，人们携带时或是打开或是合起。有时候扇上书写着一些格言或甚至整篇诗词。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一种象征，是最常互相馈赠的礼物。”(中华书局，1983年)

　　[14]见梁基永《中国明清扇面赏玩》，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1月。

　　[15]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6]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17]杨逸《海上墨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2页、第67页。

　　[18]王中秀认为最早的笺扇店是锦润堂。1890年它的告白中说设立于上海已百年，以此推之，它的开业当在乾嘉之际。

　　[19]单国霖《海派绘画的商业化特征》，《海上绘画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

　　[20]朵云轩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至十八日(公历1900年7月3日至14日)，具体而言，以六月十五日民俗吉日即公历7月11日“先行交易”为实际业务活动之开端。当初作为笺扇号(庄)，“一切粗细各货文房应用无不美备”，地点在抛球场南二马路介福绸缎庄间壁洋房。此据当年《申报》附张连续刊登十二天的“上海朵云轩笺扇(庄)”之广告文字。参见茅子良《百年朵云轩神采新华章》，《书与画》2000年第12期。

　　[21]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22]它们是二雅堂、九如堂堃记、九华堂厚记、九华堂宝记、九福堂、大吉庐、仁寿轩瑞记、文华堂发记、文萃楼、古香室、吉羊楼、有美堂、朵云轩、怡春堂、漱墨斋、荣华堂、荣华堂德记、墨华轩、锦云堂、余生春、戏鸿堂、丽云阁、宝华堂等。

　　[23]参见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

　　[24]陈曼寿《移寓城外吉祥街口占二绝》，见王中秀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7月，第404页。

　　[25]天愤生辑《世界丛谈•新语林》有一则记载：山阴任伯年，绘人物有声。久居苏，求画者踵接。然性疏傲，且嗜鸦片烟，发常长寸许。每懒于濡笔，倍送润资，犹不一伸纸。纸绢山积，未尝一顾。一日戴用柏先生与杨伯润过其门，见一学徒倚门而泣。戴问故，曰：“店中先生命送画资任先生家，请其作画，数月未就。先生谓我干没润资，故不得画。今日又命我来取，云如不得，必将挞我。今任先生仍不见付，故泣耳。”戴怒曰：“名士可若是乎!受人钱，乃不为人画?!”遂与杨入。任方卧榻吸烟，戴突拍案呼任起，任惊问故。戴曰：“汝得人钱，不为人作画，致竖子辈哭于门，是何道理?!不速画，我必打汝。”任不得已，即起画。戴与杨一人为伸纸，一人为调颜色，任援笔濡染，顷刻间两扇并就。戴以付学徒，欣谢而去。闻者感以为快。”此“店中先生”便很可能是画店店主。

　　[26]参见单国霖《海派绘画的商业化特征》，《海上绘画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

　　[27]1912年笺扇庄代客求画的“委托书”：“(第)二百二十(号)横册一张，润两元。(请)黄滨虹(先生法)绘山水，(上款)花声(九华堂代求)八月十七日。”括号内字为红色印制，可见这是一张九华堂自行印制的代求单。钱学文先生藏。转引自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

　　[28]来源：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2003年11月下旬秋拍，第178号拍品《葫芦草虫图》。

　　[29]王中秀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7月，第4页。又如，朵云轩成交一笔生意可获30%的中介费。因此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文化掮客，自己的本钱并不多，没有多少收藏。见《中华老字号——朵云轩》，吉林摄影出版社1997年2月。

　　[30]见薛理勇《闲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31]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

　　[32]《申报》1892年5月21日。改篑，字再芗，字松江，改琦子，精鉴赏，花卉能承家学，间作仕女，亦有父风，可参见《海上墨林》、《读画辑略》、《清朝书画家笔录》。

　　[33]《申报》1886年5月27日。见王中秀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7月

　　[34]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