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

　　从颁给日本委奴国王这方《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开始算起，中国的艺术品、文物传到日本，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日本收藏中国瓷器历史悠久，法隆寺所藏青瓷就是唐代传入日本，奈良大安寺附近村庄曾出土唐三彩瓷片。福冈的一家寺庙出土过南宋景德镇青白瓷。唐宋时期，大量日本遣唐使、僧人、留学生来华，将瓷器、佛像、王羲之墨迹摹本等带回日本。尤其是南宋茶道等宋代文人审美趣味对日本影响甚大，龙泉窑、吉州天目盏、建窑油滴天目等简约秀美的瓷器也成为当时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贵族与茶道、花道人士争相追求的珍品，茶艺家千利休所藏中国瓷器也有传世。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20世纪初日本主流收藏家对中国瓷器的兴趣在于宋瓷而不是欧美藏家喜欢的色彩绚丽、精致细巧的明清官窑。在东京、纽约都有店铺的日本山中商会在两地的销售品类和风格的差异也显示了日本和美国的收藏家的不同，在日本，系以装饰性较强的唐三彩、宋瓷、明清官窑瓷器和天龙山雕塑、家具、宫廷钟表为主，而美国市场则更为宽泛，既有明清装饰性文物，也有作为收藏和研究之用的高古器物。

　　近代中国文物流入日本始于19世纪后期，据1862年日本“千岁丸”上海行的随行人员纳富介次郎的日记记载，他回国时候就从上海古玩市场购买了多件元明清书画作品。日记中谈到，当时中国有大量的难民为躲避天平天国之乱而涌入上海，这些人为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变卖家藏。1895年甲午之战，辽宁海城县三觉寺石狮1对，“高丈数尺，甲午之役即被日军掠去”(《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原存旅顺黄金山的唐开元2年《唐鸿胪卿崔忻题名刻石》——唐王朝册封渤海国的重要实物见证，1910年被日军驻旅顺海军司令富冈定恭掠往日本，并作为最重要的战利品献给大正天皇，此碑至今依然藏于日本皇宫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还有计划的师团一级配备“文物搜集员”搜索中国文物，确定有一定价值后即劫掠回日本，抗战后绝大部分被中国追回。

　　更多文物是通过古玩贸易进入日本。早在1886年日本古董商人林忠正——他将浮世绘介绍到欧洲出售——就曾到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大量购买古董、书画艺术品并试图带到美国销售。20世纪前期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好古堂的中村作次郎、茧山龙泉堂的茧山松太郎、茧山顺吉，博文堂的原田悟郎、壶中居的广田松繁等也都纷纷前来中国考察、介入中国古董生意。1920年左右，在中国从事古董生意的日本商人约有50人左右，主要在天津、北京、上海，他们主要是进货卖往日本、美国。而一些中国古董商人也将藏品带到日本出售，如1912年留学日本的藏书家董康将在北京旧书店购得的“永乐大典”中的17册古籍卖给京都帝国大学等图书馆。

　　也有古玩商或探险家直接到中国城镇搜购文物，如1902年至1914年间大谷光瑞曾先后3次深入中国西北内陆从事文物盗掘活动，在高昌故址盗得墓志、题记12方(罗振玉《西陲石刻后录》、《海外贞珉录》)。日人江藤涛雄曾从西安古玩巨商阎甘园手中购买到大量佛教造像、瓦当等珍贵文物，近人张扶万在《在山草堂日记·民国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记载：“阎甘园家中观所藏石铜佛像，(阎)言六朝铜像，东洋人极重，高者可售万元，女像发髻工者尤贵。”

　　清朝官窑在日本一开始就被人厌恶。宋瓷对日本的收藏家而言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其历史渊源和茶道和文化交流有关。唐代，中国人的饮茶习俗传入日本。到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两国海上贸易繁盛，宋朝的瓷器大量运到日本。宋代文人审美趣味对日本影响甚大，龙泉窑、吉州天目盏、建窑油滴天目等简约秀美的瓷器也成为当时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贵族与茶道、花道人士争相追求的珍品。这也称为日本主流收藏家对中国瓷器的兴趣在于宋瓷而不是常见的色彩绚丽的明清官窑作品。清末民初日本好古堂古董商中村作次郎巡游北京琉璃厂后曾感叹 “中国的旧货店虽然东西很多，不过适合日本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中国是个革命多发的国家，旧东西，如明代以前的陶器、宋元左右的好东西，日本反倒有，而其本国中国却甚少。当今北京那边的东西，主要是清朝的东西”，在他看来清代的东西过于艳俗，是“适合欧洲的东西”。

　　在民国初年的收藏热中，日本古董商在中国寻获不少宋瓷精华。龙泉堂的创始人茧山松太郎17岁其进入古董行学徒，1905年到北京一家饭店就职，业余抓紧学习汉语和古董知识，两年后辞职专门从事古董经营，深入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购买古董。1908年他以1千银元买入的一件宋代龙泉窑青瓷鬲式炉以4千元售出，获得巨利，这让他敢于出高价收购重要古董，奠定了日后成为日本经营中国瓷器古董大商家的地位。1909年，租借北京崇文门内麻线胡同44号开设龙泉堂，经常在北京、东京两边跑做生意，主要是把从中国采购的古董带到日本再卖给当地的古董商。1916年在东京银座开设了店铺，坐镇东京直接面向收藏家开拓生意。早起日本国内对中国古董的需求主要在文房用品、香具、茶具等可以用文房、茶室的器具，侧重文人趣味，一战以后受到日本艺术家群体欣赏观念的影响，收藏家中也开始兴起购藏佛教雕塑、金石刻本、汉唐陶俑等的风气。

　　龙泉堂及山中商会在北京的分店一直延续到1945年，时间长达50年。他们除了从北京、上海等地的古董店收购物品外，最大宗的购买，是直接参加从1911至1924年持续的逊清室内务府举办的拍卖会。

　　另一古董行壶中居的广田松繁在1920年代末从北京的叶姓掮客手里花费两万银元买下南宋官窑三足香炉(现在多认为是在浙江老虎洞窑址所产，据说叶先生买进价格为一百银元)，后以30000日元转让给三菱集团财阀家族的岩琦小弥太，入藏他们家族创办的静嘉堂文库。唐三彩也是日本藏家的一个主要收藏方向， 洛阳唐代古墓出土的唐三彩很快就被古董商贩运到东京，1927年华族会馆曾展出57件唐三彩，日本藏家纷纷购进。

　　大阪的博文堂原来主要经营珂罗版印刷中国、日本古书画图书，涉足中国古书画和文物生意纯属偶然，盖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很多晚清权贵把家藏书画成箱寄到日本售卖，有“中国通”之称的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和政坛高官犬养毅因为和博文堂老板原田悟郎的祖父、父亲有交往，推荐他做代售生意。原田父子就设法在喜欢书画的日本新闻界、银行界朋友中推销，之后就开始着手经营中国古书画。后来他还主动到中国收货，凭借着家族多年来积累的政商人脉，与陈宝琛、傅增湘、宝熙、阚铎、郭葆昌等大鉴藏家请教交流。原田悟郎最引为自傲的是从民国初年的古董商郭葆昌那里买进苏东坡《寒食诗帖》(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今藏东京国立博物馆)，郭氏说《寒》帖是“从他的亲戚那儿卖出来的”，被菊池晋二购藏。这两件清宫旧藏先后经历了3次大火灾——火烧圆明园、关东大地震、东京大轰炸——得以留存，如今都是日本的国宝级珍藏。1953年，菊池因经济原因而出售这两件作品，《寒》帖索价3000美金，《潇湘卧游图卷》9000美金，台湾王世杰先生以加价150美金抢先张大千一步购得《寒食诗帖》，后归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梁鸿志在某年(大约1920年或1925年)将秘藏的阎立本(传)《历代帝王图卷》(今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携至日本求售。原田因自己资金紧张就将此画介绍给收藏家住友宽一，被住友氏婉言谢拒，后来又去找阿部氏，阿部要压价一成，最终未在日本售出。几个月后，梁氏托人卖给一个名叫罗斯的美国人，后来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

　　原田主要在北京、上海两地收购书画。在北京由中根齐(日本著名的大仓组商会北京分社经理)带领到京津地区的收藏家和古董商那里四处寻宝，在上海则通过金开藩(金城长子)、金颂清(中国书店老板)两人的中介或引荐购买书画。在日本他开发的收藏客户包括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菊池晋二、住友宽一(只收藏明清书画，尤喜石涛和八大作品)、内藤虎、长尾甲、上野理一、富冈铁斋等日本著名收藏家。

　　关西纺织业巨子阿部房次郎是博文堂最大的书画买家，博文堂曾于1929年和1931年为阿部氏出版了两部藏画集《爽籁馆欣赏》，包括金代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现为大阪美术馆藏)等名作，后多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除山本悌二郎后来因从政需要资金而将收藏陆续转卖给美国博物馆(包括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外，其他人的收藏大多捐赠给了日本公立博物馆。

　　早崎梗吉氏(1874年-1956年)是陕西方面聘请的外国专家。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即与日本学者岗仓觉三游历陕西，及至发现西安宝庆寺佛殿砖壁并华塔之上所嵌精美绝伦的唐武后光宅寺七宝台佛教造像后，艳羡不已，立意攫取。遂威逼利诱主管人士，凡经数年之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前后，将最为精美的25件盗购入手。这批国宝造像抵达东瀛后，日本朝野为之轰动，富商大贾争相购藏，19件为细川家族所有，2件为原氏家族所有，另4件辗转流入美国，分别藏于华盛顿费利尔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与旧金山市立亚洲博物馆。在日本的21件造像早被日本政府列为“重要文化财”，且有9件永久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内。早崎梗吉氏盗购七宝台造像之事传开后，海内外艺坛为之骚动，招致日本山中商会、汉口日信银行等多家洋行于1923年到1925年间相继派员至西安，通过地方官员与绅士为之疏通，意欲购得华塔之上的所有剩余造像。只是由于西安民众的坚决反对，才不得不作罢。当时的关中大学堂学生愤不能遏，联名呼吁有关当局立即驱逐早崎梗吉氏回归日本。早崎梗吉氏变本加厉，又窃取兴教寺佛头而去。

　　江藤涛雄长期居留中国，往来东京、北京、西安之间数十年，广泛搜罗各地文物。江藤涛雄从西安古玩巨商阎甘园手中购买到大量佛教造像、瓦当、钱币和宋、明字画与古籍拓本等珍贵文物。既而在北京崇文门外专为西安古玩商李道生(树本)购买房舍供其贩卖文物古籍。陕籍学者张扶万民国四年(1915年)2月25日《在山草堂日记》云：“阎甘园家中观所藏石铜佛像，(阎)言六朝铜像，东洋人极重，高者可售万元，女像发髻工者尤贵。”1935年1月出版的大华烈士著《西北东南风·古董制造厂》一文记阎甘园曾售日本帝国博物院古碑一通得价10万元引起诉讼等事。

　　北魏延昌2年《元飏妻王夫人墓志铭》、北魏延昌3年《燕州刺史元飏墓志》与北魏正光4年《齐郡王祐妃常氏季繁墓志》，此三志于清宣统2年在河南洛阳出土，后为毗陵董康所得，董氏在民国间又售予日人大仓喜八郎，藏大仓集古馆。

　　20世纪初的“当代书画艺术”也流入日本，如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赵之谦等人的作品因为收到日本文化收藏界的欢迎和购藏，如自光绪十七年(1891年)日本书法家日下部鸣鹤拜访吴昌硕起，之后30年不断有日本慕名造访并购入购入他的作品。其中如河井仙郎仰慕吴昌硕作品的高雅精绝，遂于1897修书吴氏致敬，1900年到上海拜吴昌硕为师，此后往来中日间搜集文物书画，购买有很多吴昌硕、赵之谦等人的作品带往日本，1942年曾与弟子西川宁策划赵之谦的展览，将其推介给日本书画界和收藏界。1945在他东京空袭中罹难，居所、作品、收藏一并毁灭。

　　20世纪前期的日本收藏家多是明治维新后的实业家，他们后来把大量收藏都捐赠给国立博物馆或成立私立博物馆珍藏，如横河民辅(其收藏品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佐三(以其收藏品为主成立出光美术馆)、根津嘉一郎(创立根津美术馆)、岩崎小弥太(创立静嘉堂文库)、细川立(创立永青文库)、松冈清次郎(创立松冈美术馆)、须磨弥吉郎(其大部分收藏品捐赠给京都国立博物馆)、藤井善助(藤井有邻馆)、住友吉左卫门(创立泉屋博古馆)、中村不折(创立书道博物馆)、山本悌二郎(设立澄怀堂美术馆)、阿部房次郎(其“爽籁馆”全部藏品落户大阪市立博物馆)、上野理一(其“有竹斋”藏品捐京都国立博物馆)、河井荃庐(三井听冰阁收集历代碑版法帖之重要推手)、中村不折(藏品归书道博物馆)、大阪黑川家族(兵库县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等。古董商广田松繁也把自己的藏品500余件捐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的公立和私立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文物有很多被列为国宝、重要文化财和重要美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