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两年深圳博物馆的重要专题展览：

　　2016年3月引进“巴蜀汉风——川渝地区汉代文物精品展”，汇聚了巴蜀文化文物精粹;

　　同月的“琉光璃彩——欧洲玻璃艺术史珍品展”，则是与捷克合作的一次外国艺术大展;

　　12月的“祥云托起珠穆朗玛——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一次性带来了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的宝贝;

　　2017年3月的“道生万物——楚地道教文物展”又让观众一睹楚文化的宗教面貌……

　　我们不难发现，深圳博物馆一直在坚持着重视开放、重视服务的现代化管理理念：这是展示全人类文化的地方，这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展厅，国际展览、国内各地展览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为丰富深圳人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多彩多样的精神食粮。

　　“我们当年干考古是用身体去挡推土机的”

　　深圳博物馆走到今天，并非一日之功。深圳博物馆叶杨馆长自1984年从北大毕业分配至此，已经30多年，这其中有20多年的考古经历、十余年的博物馆管理经历。

　　有幸与叶杨馆长深谈，竟然发现这30多年几乎是深圳文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无到有，从地方到全国，从国内到国际，每一步艰辛、每一段成绩都在他的个人履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馆长叶杨说，当年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都不愿意来深圳，广东省连续数年向北大要人，都是无果而终，毕竟那时候的广东算不上文物考古发掘的大省。作为阳江人的叶杨倒是希望回到广东，所以直接分配来了深圳。

　　当时的深圳没有考古所，有一个考古队隶属于深圳博物馆，但是在叶杨来之前，几乎都是非考古专业的工作人员在做发掘工作。

　　“我们那一届是深圳博物馆第一次在全国高校招毕业生，一共4人，北大1个、武大1个，是考古专业的;另两个是中山大学、华南理工的非考古毕业生。一到深圳，我们就加入了对深圳文物和遗址‘摸家底’的普查工作。那个过程非常辛苦，范围大、人手少，但还是基本把情况摸清楚了，哪里有遗址、什么时期的，接下来就是重点发掘了。”

　　叶杨坦言，刚来的时候心理落差挺大的，“我们在北大实习的时候，去山西侯马曲村，那里的墓葬都是一片一片的，出土的青铜器数不胜数，唐以后的东西我们基本上都不发掘;来到这边，青铜器见不着不说，明清墓都要去清理。”

　　但适应的时间并不长，叶杨说他慢慢也认识到：考古的意义不在于你挖出多少好东西，而在于把一个地区的历史脉络梳理清楚。

　　提起当年的考古工作环境，叶杨连声感叹：“考古发掘实在太难了，那时深圳正在高速发展，到处都在搞基建，文物保护意识又薄弱，如果基建过程中发现了遗址，我们过去让他们停工等发掘完，他们是极端排斥的。因为他们不仅要出这个考古费用，更要命的是拖延了工期，所以有时候基建方干脆发现遗址就推掉了。所以当时戏称我们就是‘用身体去挡推土机’的。”

　　当时的考古工作有时甚至会遭遇危险，叶杨回忆，他们当年发掘大梅沙遗址的时候，就差点被当地村民给打了，“当时基建方很贼，他们搞工程会征村民的地，村民有钱拿。我们发现了遗址，工程就停下了，村民的征地随之暂停，基建方就跟村民说因为我们考古挡了道，地征不了。村民一听不干了，一大帮人扛着锄头就冲过来了。”

　　现在听起来都有点惊心动魄的过程，叶杨却哈哈一笑：“我们其实也不害怕，那会人很单纯也很执着，就一个想法：这里有文物，不能毁了。如果那时候放任推土机过去，深圳的文物就留不下来，现在经济发展了，反过来想加强文化建设，就没有东西没有资本了。学考古的人都知道，这些考古遗址，保下来就保下来了，没了就没了，没有重头再来的机会。”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叶杨等一批考古工作者百折不挠地坚守着这一份工作，陆续发掘了大梅沙、咸头岭、屋背岭等重大遗址，咸头岭、屋背岭分别入选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不怕本地东西少 博物馆可以展出全世界的文明

　　2004年，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成立，叶杨本来有机会升任考古所所长，但他选择了留在深圳博物馆，“深圳毕竟地方不大，考古资源有限，虽然还有未查明的遗址，但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考古这条路越来越窄了，而且我在博物馆呆了20年，也对博物馆感兴趣了。所以2004年我就在深圳博物馆担任副馆长了。”

　　当时的深圳博物馆可以说底子薄弱，本地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远不足以支撑一个市级博物馆的馆藏和运作，所以深圳博物馆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启了文物征集的漫漫长路。

　　“当时全国除了我们，只有上海博物馆也在征集文物，不过他们条件比我们好，有地理优势也有资金支持，所以他们胆子比我们大。那时其他博物馆都是只出不进，因为资金匮乏，文物保存条件不行，所以我们给的价格就算不高，他们也愿意出。”

　　但现在，文物征集的难度大大提高，因为各个地方的文博投入都增加了，博物馆也扩张了，自己的东西就不愿意再流出来。“以前是买的少、卖的多;现在是买的多、卖的少了。所以我们只能去市场上征集，但是市场征集有两个问题：一是真假问题，二是资金问题。

　　首先文物必须是真的，而且我们得看上，这样的文物已经不多了;第二价钱经常谈不拢，卖家的预期一般都很高，跟我们的专家估价差距比较大，所以连慢慢谈的空间都没有。”

　　文物较少、征集困难的局面并没有困住叶杨的思路，他觉得一个博物馆的影响力绝不应局限于只拥有这个地方出土的东西。“有人问过我，深圳博物馆没多少东西怎么办呢?

　　我就举了个例子，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一天到晚办展览，办一个展轰动一个展，但它一件东西都没有。为什么展示的东西一定要是自己的呢?本来人类文化遗产就是共享的。

　　曾经有人还质疑：给你那么多钱，买的都不是深圳的东西，有意义吗?我就回答：全世界排第一的大英博物馆，里面又有几件东西是英国的呢?有人会因为它大部分的展品不是英国的，就认为大英博物馆不怎么样吗?

　　目前深圳博物馆除了老馆、新馆以外，还有6个博物馆在策划建设中，其中的海洋博物馆就有人问我：是建深圳海洋吗?我说：那不行，你最好把全世界海洋文明都展示在这里。”

　　叶杨承认，藏品少是深圳博物馆的一个劣势，但同时也是它的优势，“那我们就把专题展览做好，一天到晚变着法地搞新展览，观众多喜欢呢!新展览不断，今天引进印度的，明天引进法国的，不用出国，轻轻松松就可以看到国外的作品，这使得博物馆回头率很高。当然也有博物馆一心想搞本地特色，比如湖南的马王堆陈列，几十年没变过，但现在不得不变了，因为观众少了，看了一遍之后基本不会再去了。”

　　我尽量详细呈现 让观众拥有选择权

　　不过举办专题展览是一件十分耗费心血的事，尤其是涉及向外借展，文物安全是首要考虑的事，“文物借展有很大的安全风险，尤其是运输过程中。不过要干事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也选择承担了这个风险。博物馆要想搞活，就必须有专题性展览。”叶杨说。

　　除了安全，还有一个目前全国博物馆都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何让观众看懂、消化展览，而不是走马观花、看完就忘。

　　在以前，展出的文物说明都很简单，跟考古发掘时一样，就写上名称、时代，而文物背后的内涵、意义，普通观众很难自己领会。因此，叶杨鼓励深圳博物馆的策展人员，要做大量的研究和说明，并结合各种多媒体手段展示。

　　“博物馆的关键是怎么把信息传递给观众，我发现语音导览观众也不爱用。以前我们要求布展的版面要简洁，现在我倒觉得应尽可能详尽些。虽然大部分观众只是过来随便看看，休闲一下，对这些信息可能只是扫一眼，但我把选择权交给他们，需要读什么自己选，我们尽可能呈现详细。

　　另外，我要求策展人员，哪怕是很枯燥的展览，也要在内容和形式设计上有所强调和突出，让观众浏览一遍之后至少记住几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