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临古伊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它所在的伊洛平原的任何一处村庄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1959年夏天，考古学家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并揭开了一个尘封的秘密。今年6月，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在二里头遗址近旁奠基，这座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将成为未来探索早期中国形成发展的核心平台。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1999年至今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他的团队是二里头考古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北京的夏日，社科院考古所的办公室，在一屋子考古学书籍的环绕下，穿的T恤上印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图案，许宏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讲述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半个多世纪、或者说二里头都邑三千余年的风雨。

　　二里头遗址的“中国之最”

　　乐于向普通人群普及考古知识的许宏，为二里头遗址梳理出很多“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如何证明二里头是都邑?许宏表示，判断一处遗址是否是都邑，主要看它是否是权力中心，落实到考古现象上，比如，有没有供统治者使用的王室禁地——宫城，有没有超出了普通人需求的大型建筑。

　　在二里头遗址已发掘的10余座大中型建筑中，1号宫殿(是宫殿还是宗庙，抑或其他功能建筑，目前尚未定论，许宏更愿意称之为“大型建筑”——记者注)遗址是面积最大的一座，使用时间基本和宫城相始终。这是一座建立于大型夯土台基之上的复合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前无古人，面积约1万平方米——国际标准足球场地也才7140平方米。

　　许宏说：“世界各区域早期文明史研究表明，从农业文化中诞生的第一批城市，无一例外都是‘王权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外部依赖型社会——如果全是农民，就不需要依赖外部;而因为有了统治者，他周围一定会出现需要别人来养活的群体。”

　　而大兴土木，一定是社会复杂化之后，居民有了等级地位差异和社会分工差异，才能管理控制协调的事。有学者推测，1号宫殿遗址夯土的土方总量达2万立方米以上，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也需要20万个劳动日，再加上设计、测量、取土、运土、垫石、筑墙、盖房等多种工序和后勤、管理等环节，所需“劳动日”以数十万至百万计。

　　二里头遗址已发掘墓葬400余座，虽然尚未发现“王陵”，但墓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随葬有铜、玉礼器的墓，随葬有陶礼器的墓，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或没有随葬品的墓，非正常墓葬。这是当时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映。

　　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而二里头遗址当时的人口约在2万人，这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社会的成熟度。

　　如果做一个整体定位，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

　　许宏说：“中国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概念。我们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和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两者并不矛盾。如果把‘中国’看成一个婴儿，二里头就是他呱呱坠地之所，而此前的文明就像父母的相遇与胎儿的受孕，都是婴儿诞生的前提。”

　　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讲到，即便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满天星斗”般的多中心状况也未就此终结，但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辐射，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可以说是“月明星稀”。

　　考古研究表明，在东亚大陆，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以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到达了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

　　有一个故事被当事人活灵活现地讲过很多遍：2002年春天，一座贵族墓葬被发现，陆续出土了铜器、玉器、绿松石、海贝等大量“宝贝”。为了保证文物安全，考古队员们借来村里一条大狼狗壮胆，又开着吉普车的车灯扫射，轮流给二里头贵族“守夜”。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许宏发现，墓中绿松石片的范围，从墓主人肩部一直到胯部，长达70厘米。而以前一块绿松石铜牌饰顶多十几二十厘米。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许宏的焦虑，文物在工地上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于是，最终把绿松石遗存整个连土一起运到了北京。70厘米是个什么东西呢?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是一条龙，一条保存完好的大龙，白玉镶嵌的眼睛就好像瞪着你。这件绿松石龙牌或龙杖也被称为“超级国宝”。

　　二里头出土的文物都是有故事的，在媒体和人们的传播中越说越神。但对许宏来说，他自称是做“不动产”的考古学家，他最得意的，还是在他手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中国最早的宫城。

　　有人说许宏太幸运，但许宏知道，自己是有一整套思考的。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市发展过程，意识到在早期城市中，它外围大的城圈，根据需求可有可无——二里头遗址迄今还没有发现一个大的城圈;但作为统治中心、王室重地的宫殿区，不应该是开放的。

　　就这样，在前辈已经发现二号宫殿和一条大道的基础上，2003年，许宏发现了宫城东城墙。到了2004年，四面墙都找到了，确认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距今3700年左右。

　　在许宏的表述中，更愿意称二里头为“都邑”，而不是“都城”。原因很简单，与我们印象中中国古代城市一定有高高的城墙围起来不同，二里头只有宫城城墙，没有外城城墙。

　　许宏在《大都无城》一书中指出，从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夏王朝后期或商王朝)诞生到汉代，绝大部分都城在宫城之外的区域是没有城墙的——许宏称之为“大都无城”。

　　许宏说：“二里头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划与其一脉相承。”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拱卫在宫殿区周围。

　　在许宏9月即将出版的新书《先秦城邑考古(7000-221BC)》中，他引用了国际知名考古学家伦福儒的话：“早期国家社会一般表现为特有的都市聚落形态，其中城市是最重要的部分。”许宏进而论证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都邑)是早期国家最具代表性的物化形式……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

　　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但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要感谢20世纪前半叶活跃于学界的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徐旭生梳理了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指出最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两个区域：第一是河南中西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1959年夏天，70多岁高龄的徐旭生率队寻找传说中的“夏墟”，发现了这个沉睡已久的“故都”。

　　二里头遗址在发现之初被认为很有可能是“商汤都城”，考古学家邹衡又在1977年提出了“夏都”之说。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多年来争论不断。

　　许宏表示，从总体上看，“商都说”和“夏都说”在认知前提和思路方法上大同小异。各方都认为后世文献(大多属东周至汉代)中至少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属于“信史”;而某一考古遗存，应当甚至肯定是某族或某一王朝的遗存。

　　事实上，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如繁星，但并不能一概视为信史。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夏、商、周三个相继崛起的王朝，但司马迁的年代，距离夏已经千年有余，相当于我们现代人写唐宋史。

　　而关于夏朝的记忆，春秋时代已经说不清楚了。孔子曾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作为夏人后代的杞国，都没有留下关于王朝制度的充足证据。到了战国时期，这个国家说的夏和那个国家说的夏，就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大家都希望在纷争中获取“中国”的正统。所以，即便夏王朝曾经存在过，要想从古文献证明它的确切状况是极其困难的。

　　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然无法在缺乏“当时的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夏代——除非在二里头或其他重要遗址出了类似甲骨文的文书，自证是“夏”——目前并没有此类考古发现。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肯定二里头是“夏都”还是“商都”，只能确认这是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遗存。就像许宏说的，“夏”是中国人拂不去的一个梦。

　　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代队长的许宏曾戏言：“二里头考古的三代领导集体，大家会说一代不如一代。因为第一代老队长说这是前夏后商，第二代老队长说这主要是商，到了许宏这说不知道。是的，我们只能说二里头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

　　许宏说：“二里头是都邑，这一点我十分自信。但我不会说二里头肯定是‘夏都’，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50%和99%的近似度，绝对大于99%和100%，换言之，50%和99%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都是推测，都无法定论。如果你说夏已成定论，在逻辑上、学理上是有问题的。”

　　许宏戏言自己有一个“不倒翁理论”：在成为信史前，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许宏说：“我们要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看法。你的看法是一种可能性，我的看法也是一种可能性，而可能性与可能性之间是不排他的。”

　　在许宏成为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之前，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归属问题，笔仗已经打了半个世纪，许宏从来没有参与过，他觉得，“与其参与论争，不如尽快提供翔实的考古材料”。自1959年秋季至今的50多年来，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持续不断，累计发掘面积4万多平方米。而二里头都邑的现存面积共有300万平方米，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