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徐渭《鱼蟹图》27.5×90cm 卷，纸本、墨笔，天津博物馆藏

　　写意花鸟大概是最不容易被“当代化”的中国传统画科了。花鸟科本就小众，又是极见笔墨功夫和文人趣味的写意，论装饰性不如工笔，论主题的外延又不如人物和山水。这让今天的花鸟写意画家们似乎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花鸟写意的水准，非经年累月的笔墨修养和文化积淀不可，另一方面，这类作品又似乎很不讨巧，既不以装饰取胜，又鲜作巨幅，特别在今天这个常常以色彩和尺幅取胜的展览语境中，在热热闹闹的人物画、山水画和书法之间，往往感觉比较吃亏。这也难怪有人感慨说写意花鸟画在今天的处境堪忧，从市场表现甚至体制导向上都令人感到唏嘘，全国美展中写意花鸟作品获奖比例的逐年下降就说明了问题。

　　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其他画科，写意花鸟所面临的时代窘境要大得多。今天的生活生产方式、思维和审美以及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写意花鸟产生的土壤不复存在，文人画特别是写意画创作和欣赏的主体已然很小，写意花鸟这个曾经是古代文人游戏笔墨、孤芳自赏的重要画科，在今天这个多元的、娱乐的、观念的时代语境中似乎已经找不到继续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写意花鸟当下性的合法性在哪里?

　　在中国画自身体系内部尚且如此，写意花鸟想要融入所谓的当代艺术生态似乎难上加难。中西体用之争延续了百年，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合理方案，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本质上与民国时期的格局并无二致，无非中学为体一派和西学为体一派。从本质上看，刻意地追求所谓的中西的体用关系，反映了中国艺术家们骨子里的身份情结和不自信心理。难道，用水墨画一幅写实的人物，用工笔的手法创作一幅构成风格的山水，或者用书法加上声光电效果就实现了所谓的中西对话以及传统艺术的当下性?这种生硬的、充满投机色彩的“合璧”作品注定将沦为一次次不伦不类的艺术杂耍。

　　说到底，所谓传统艺术的当代化，不是要时刻以一个东方艺术家面对西方艺术时的心态“师夷长技以制夷”，继续所谓的名分之争，也不是照搬老祖宗留下来的已然高度成熟和程式化的艺术样式向八方展示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是在延续传统艺术的文化和技巧基础上，站在历史和艺术的视野上，积极地审视当下，揭示当下，服务当下。

　　笔墨当随时代，笔墨所容纳的深厚的文化与艺术内涵既有延续性，又当随着时代而变，这才是传统艺术当下性的要义所在。传统意义的文人和文人画时代结束了，但文人的情怀和写意的精神依然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延续下来，不同时代的“文人”既有历史的共性，又受到所处时代的不同影响，继续产生出不同的艺术作品。青藤白阳有酣畅不羁的写意，白石有清新朴素的写意，潘天寿的花鸟则强骨雄阔。石壶的作品散淡自由，李孝萱则表现出对现实的冷静审视……

　　同其他画科相似，花鸟写意本质上还是艺术家通过花鸟这一载体的象征意义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受，笔墨的浓淡干湿缓疾的丰富变化则为这些感受的表达提供了更加细腻和深沉的支撑，这种支撑背后，无疑是中国独特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心理，是需要艺术家长期的积淀才能建立起来的。花鸟写意当下性的尴尬处在于，在艺术市场和观念艺术的冲击下，今天的艺术家们很少有人能够耐得住寂寞来修炼这项童子功。同时，我们现行的艺术教育模式也很难培养出优秀的写意花鸟画家。写意花鸟当下性的困窘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我国当代艺术创作、艺术流通和艺术教育的短视与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