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关注当代中国美术发展命运的人，就会知道，影响当代中国美术发展，有多种因素，其中有个艺术与“码头”的“艺术‘码头学’”的问题。有人也许会觉得很奇怪，会认为所谓“艺术‘码头学’”，是我有意“别出心裁”杜撰出来的一个名词，一个概念，或一种“奇谈怪论”。

　　城市大都是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乃信息资源比较发达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利于艺术家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艺术家施展艺术才华。所以，在明清时代，南京就产生了著名的“金陵画派”;清代乾隆年间，产生了中国近代绘画史上的“扬州八怪”;此后上海产生了“上海画派”。这与南京、扬州和上海在经济和人文环境方面，适合于美术家们生存与发展，“艺术的‘码头’”好，是大有关系的。因此，好的艺术“码头”，必然对全国，特别是那些地处偏远，经济和文化落后，信息资源贫泛的内地的美术家具有吸引力，促使他们为寻求艺术的发展，纷纷涌到好的“艺术‘码头’”，去闯一番天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山沟里能够飞出金凤凰”，但如果搞艺术长期呆在地处偏远的小地方，比不上在艺术“好码头”即大城市有更多和发展机遇。也正因为如此，齐白石老先生在他人过中年以后，选择到北京去定居，这使他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活动天地更宽广了，艺术眼界的视野更开阔了。从而使他在中国画艺术创作上有了大发展。

　　所以，有美术史论家说，如果齐白石不是在中年以后到北京去定居，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齐白石，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有事实表明，比如同在解放前上海、杭州或北平艺专毕业，或解放后同在中央美院毕业的画家，有的留在上海、杭州和北京的画家，就干出了大成就，有的毕业分配到了偏远和落后的小地方，就可能一辈子没搞出什么名堂来，这说明“艺术码头”的不同，对于一个艺术家的影响。

　　当然，无论看待任何问题，都不应当绝对化。一般来说，“艺术码头”好，是因为该“艺术码头”社会生活和人文环境好，艺术氛围好，这有利于美术家们的聪明才智的施展和艺术精神的充分表达。而也正因为如此，在诸如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等“艺术的大‘码头’”，产生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顶级美术大家，肯定会要多些。而在“艺术的‘小码头’”，甚至根本就没有“艺术‘码头’”的偏远地方，由于生活艰苦，人文环境条件差，文化与艺术资讯较为闭塞，因而难以产生名声远扬的艺术大家。但并不等于说，偏远之地就完全不能产生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艺术大家。像近二十多年来先后在北京乃至全国美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力的四川的中国画家陈子庄，江西的中国画家黄秋园等，都应当说是从地处偏远的“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由于他们艺术上的天资加上超常的勤奋，刻苦和努力，使他们能克服艰难困苦，摆脱小地方和小“码头”文化和艺术资讯匮乏的困境，从而在艺术上有大造诣和大建树。因而他们更值得令人敬重。

　　我们常常说，评价美术作品的优劣，评价美术家是否是“国家级”或“大师级”的名人，应当按照“在艺术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应当看其一生的艺术成就的影响力。可是，在评价美术家和美术作品的时候，却往往发生按“艺术的码头”的大小来评价的问题。仅从这些年来中国美术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看，地处远离北京之外的美术家，是不可能与地处京城的美术家，去讲所谓“在艺术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例如，北京的美术家发表作品，动辄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美术》或《美术观察》杂志等“中央级”和“国家级”的报刊，且在这些报刊发表了作品的美术家，就可以作为加入全国美协入会资格条件之一。可是，在广州、长沙或昆明的美术家，在当地报刊发表的作品，就只能是“地方级”的报刊，在评职称时，就比不上在“中央级”和“国家级”的报刊发表的作品有“用场”。这一切，都表明了北京的“码头”，与地方“码头”之不同。而令地方美术家更为不平的是，北京的美术家，每次参加全国美展，无需经许多评审的关卡，就可直接送全国美展参评。而且，因为担任全国美展的评委，大都是京城人士，他们与北京的画家，或是师生、或是熟人和老朋友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作品送选关卡少，入选率高，这是地方画家望尘莫及的。而地方的美术家，特别是偏远山区的美术家的作品，往往要经地市一关，省里一关两大关评审后，然后才能送到北京去参评。就是说，需要过三个评审的大关卡，还不知道会在哪个关卡被卡住而落选。因此，当代中国美术家，因为呆的“艺术的码头”不同，差别就大不相同。

　　于是，某些“大码头”画家，在地方画家们面前，往往要摆出一幅趾高气扬的“国家级大画家”的派头，傲视甚至蔑视地方的画家。还有的身居“大码头”的美术理论家，到了地方，也往往摆出一副“大理论家”的架子。难怪有位画家会气愤地说：“在某些画家看来，只有有‘××户口’的画家，才是‘国家级’的画家，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好在，现在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艺术完全是一个“货比货”的领域，而简单比较“码头”的大小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可以相信，艺术界的“码头”意识，永不可能成为影响中国美术发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