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康维勒不具备经商的头脑，我们会变得怎样呢?

　　——巴勃罗·毕加索

　　伟大的艺术家造就伟大的商人。

　　——D·H·康维勒

　　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绘画商。本世纪之初，在巴黎所有投身于这项冒险事业的人之中，达尼埃尔·亨利·康维勒无疑是这样一位罕见者:在垂暮之年，当他悠然翻阅一本近代绘画史时，他会不时地想到，如果当时他人不在，恐怕一切经过都得改写。

　　出身于德国资产阶级家庭的这位银行实习生，并非命中注定要当上闻名遐迩的立体画派的经理。他边学边干，于1907年在巴黎开了一间很小的画廊。几个月之后，在毕加索的画室里他看到了《阿维农的少女》一画，大为倾倒，于是自告奋勇担任新运动的热心保卫者。这与他的画廊的创办同时发生。从那时起，毕加索和康维勒两个名字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康维勒甚至认为自己与他的画家们已经同化。这些画家在1913年之前有弗拉孟克、德兰，特别是立体派的所谓"四剑客"毕加索、布拉克、格里斯和莱歇;在第二阶段，则有马松、克利等。

　　他的德国人身份，导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亡命瑞士;他的犹太人身份，使得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落于法国某地。

　　而在这两种身份之间，他独树一帜。尽管受到国家的掠夺、1929年经济危机的侵害和同行之间的剧烈竞争，他依然忠于绘画的某种信仰。在暴风骤雨中，他仍坚决维护他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专营权、与画家长期合作、对攀附于艺术为生者(“专家”、投机分子……)的绝对不信任。

　　二战结束之后，康维勒被称为“毕加索的商人”。他富裕了，地位得到公认。他屡次开讨论会，到各地旅游，著书立说。他也是他喜爱的艺术的史学家。

　　他数度想写回忆录，每次却又放弃。因为他怕说得太多，又怕说得不够。本传记将叙述他的七十年的艺术和学术生涯。所依据的材料，主要为见证人的调查，以及大部分从未发表过的文献。

　　为何要给康维勒立传呢?

　　文/皮埃尔·阿苏林

　　因为他别树一帜，不同寻常。当然，本世纪也有别的大画商。他们或许更有吸引力，考虑问题更周详，也更具独断性。但是，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大画商，在投身于这种冒险事业时，并未仔细衡量他们的行为将产生的后果，而他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他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成功地将自己的名字与现代艺术的决定性时刻——立体派时代结合起来。最杰出的画家们都感激此人。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画商。

　　他在1907年从业之初，只有23岁;当他退出营业活动时，已经是95岁的古稀老人了。康维勒以其审慎而又坚韧不拔的生活方式，度过了20世纪。他适应本世纪的突发性灾变，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坚持过来。战争两度将他驱逐出法国社会：第一次因为他是德国人，第二次因为他是犹太人。他还熬过了一次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发生在两次大战之间，曾引起金融界的大动荡。从一开始，他就宣传一种流派——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接受的流派。但他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几十年后，新流派终于被人接受，他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在70多年的活动中，他始终信守自己定下的原则。 他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的生活与工作一直同自认的价值观和谐一致。

　　某些同行的胆怯，某些画家的失信，艺术市场的结构混乱，政府的谨小慎微，历史的狂热行为，等等，常常使他沮丧，心灰意懒;然而他的乐观本性却无坚不摧。康维勒从未对人类绝望过。

　　当他对某个题目形成看法之后，他深信自己不会错。如果这遭到反驳或者否认，无论它们来自某个人、某种运动、某个学派甚至某个民族，他会一概不理，静待变化。康维勒生活了几乎整个世纪。他不光自身投入世纪中的事件，同时又从历史长河的宽广角度展望这些事件。他的行动的全部秘密在于时间，再加上责任感。

　　还在了1907年开设第一个画廊时，他就对需要什么、爱哪类画、当何种类型的商人有了底。他在墙上悬挂作品，供顾客欣赏，供爱好者购买。画家继续作画，康维勒继续卖画。有时候，这种节奏也出了一些问题，但最终仍获解决。 50年以后，他仍悬挂作品，供看供买。

　　这就是他生活的整体。很简单，甚至过于简单了。

　　一般地说，他爱在被采访中、在报刊文章或者在讨论会里，讲述他的生活。有时候还很详细，但也可能失之肤浅。也有的时候，他喜欢停留在事件的表层，除去粗糙的情节，避开传记式的过分反省。这使人想起哲学家马丁 · 海德格尔的做法。这位学者在讲解亚里斯多德的课上这样开始：“他诞生了、工作了、死了。”随后才过渡到实质部分，即亚里斯多德的事业。康维勒的做法可与他媲美。但是，以过来人的身份执笔撰写回忆录仍然是一件命运攸关的大事，康维勒因此对此事一推再推。他总是感到未准备好，他从未有效地摆脱多年来的一个困惑：既然喜爱的画家属于自己的画廊，诽谤者们会不会攻击传记是商业宣传的手段呢?至于他不喜欢的画家、不予重视的画商、令他讨厌的当代艺术的现状(只有个别的例外)，对这些写一大卷也不嫌多——然而康维勒在这方面避之犹恐不及。他宁肯建设，不愿破坏。既如此，造成的损失令人遗憾。

　　解决这种窘状只有一个办法：与其写回忆录，不如为他写传记。我不认识康维勒。我属于既不亲近，也不疏远艺术市场者，即所谓见证人。另外，由于不精于绘画，又不腰缠万贯，反而是我投入这项工作的最好保证。但是艺术创作和金钱交易毕竟是两个相反的极端，因而这项工作不容易做好。行文所至，困难重重。一个人的终生行程本身不能作为写一本书的理由;况且，终生行程也只有从同行们与他的关系中去考察，才能得到解释和了解。由此，康维勒的传也是众画家的传、画商们的传、评论家和收藏家们的传、那些尊重他终生经历的作家的传。若不是战争推迟了事情的进程，我们全然可以说，这些人物生活的时代极其波澜壮阔，因为它是如此浓缩丰富和蕴含创造力。

　　为恢复事物的原有气氛，为叙述从本世纪之初直至今日那些坐落于巴黎市中心的画廊日常发生的一切，我遍寻资料。首先找书。一般地说，画家的书比画商的书更有意义和富有教益。商人的书总略嫌肤浅、易于满足，但轶事性强，只是在提供事例上颇有价值。其次为报刊杂志，特别是当时的艺术杂志和文化日报。这些刊物无异是时代的晴雨表。出于明显的原因.有关立体派兴盛时期的口头证据几乎不存在，而它在20年代的书面证据也属凤毛麟角。偶然找到的，也需要认真核查。本传记的资料收集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所依据的文献浩繁，但新奇而饶有趣味。

　　在这项工程中，我特别有幸闯进一个文献丰富的宝库，这些文献大多数均未发表过。几十年来，它们一直封存在路易丝 ·莱里作为收藏室用的地窖里，没有外传。除传统商店用单据(发票、合同、供货人凭证……)外，还有大量的信件(来往信件的抄件)。它们记录了康维勒这位神秘人物与全世界数以千计的人的联系，从1908年起直至他逝世。既有商业往来，也友谊交流。我们知道，他处在电话尚未普及的时代。他习惯早晨写信，同才智出众的人们保持着书信与印刷品的交往。他写信，就如别人记日记。由此，人们不难惦量这些积满尘埃的信箱的价值，而若想触及这位人物的真实存在，它们构成唯一途径。康维勒的整体都尽收其中。

　　这并非意味着他未保持神秘之处。远非如此。但人们至少可以察觉他的外形和矛盾所在、人品和商业意识、渊博的文化知识和美学修养，等等。简言之，一切造就康维勒成为超凡人物的特点。无疑，他是他生活的世纪中的一个伟大商人。

　　这就是他的传记。他终生只有一个信念。他坚持这个信念，为道不渝。

　　PS:皮埃尔·阿苏林是《读书》杂志的记者和史学家,著述颇丰。其中，值得一提的有马赛尔·达索、加斯东·伽利马和让· 日尔丹三人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