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跟着朱青生一起“滚”！

时间：2018-04-23　　　　来源：凤凰艺术　　　　作者：凤凰艺术

摘要：2017年8月12日，第一季“喜影集(Himage)”在喜玛拉雅美术馆揭幕。此次展览作为喜马拉雅美术馆新任馆长王南溟上任来启动的首次大展，也是一个全新推出的视觉影像类联展平台。在本次大展中，除了中庭重磅呈现的《中立的观看——瓦尔特·博萨…

　　2017年8月12日，第一季“喜影集(Himage)”在喜玛拉雅美术馆揭幕。此次展览作为喜马拉雅美术馆新任馆长王南溟上任来启动的首次大展，也是一个全新推出的视觉影像类联展平台。在本次大展中，除了中庭重磅呈现的《中立的观看——瓦尔特·博萨特的视觉档案》摄影展外，还包括了其它4场展览：朱青生回顾展《“滚!”在当下：朱青生作品1994-2004》、摄影展《颜姐——唐景锋个展》、《大国志——严明个展》以及群展《移动靶——新算法下的实体、叙事与秩序生产》。

　　其中，朱青生回顾展《“滚!”在当下：朱青生作品1994-2004》呈现了朱青生11件《滚!》系列作品及文献，是他在这十年中针对不同问题、不同场景所做的行为、影像记录和观念艺术活动的成果。《滚!》是摄像机脱离人手控制后的滚落过程中所记录下的影像，从其1994年观看战地记者被击中后摄像机录像的思考出发，试图通过打破被固定的观看角度与方式，产生生理和心理上的改变，来实现对于媒体和媒介的反思与批判。以下是“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的展评及视频报道。

　　观看先于言语，也确立了我们在世界的地位。

　　这句话是约翰·伯格在其《观看之道》一书中开篇所写，提纲挈领地描述了观看及观看方式在我们的世界中究竟占据着何种位置——观者的认知背景为其提供了一种符合的观看方式，而不同的观看方式也在无形中加深、塑造或是改变着这位观者在心理层面又是如何看待眼前世界的。

▲开幕式现场

▲喜马拉雅美术馆创始人戴志康致开幕辞

▲喜马拉雅美术馆馆长王南溟致辞

▲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朱青生致辞

　　在本次《“滚”!在当下：朱青生1994-2004》展览中，展出了朱青生11件《滚!》的作品。最早的《滚!》是源于1994年朱青生从当时欧洲局部地区发生冲突时，战地记者被击中后摄像机滚落下来拍摄的镜头中所引发的思考。朱青生对这样的“失控”镜头产生了兴趣，并对媒体提供的信息产生了怀疑(王南溟)。他认为，人们都是基于媒体接受到的信息来判断和议论，但这些信息是由他人摄取编辑和给予的，可能与人类正常的生存状况脱离关系——这变成了朱青生的宣言，要让媒体“滚”!于是，他将摄像机包裹后踢、甩于地上，用记录到的真实镜头来反抗他认为的恐怖：人类世界是由媒介所制造出来的，然而却没有媒介能够真正受到人类的控制，反而是媒介反过来控制了人类。

　　自现代主义以降，商业资本与政治体系以不同形式的广告绑架着人们的观看之物与观看之道，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被预设和操控的美好幻想。接触外界的媒介不再局限于肉体和机械，电子机器媒介成为了人脑和认知系统的延展;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延展也成为了一种牢笼，禁锢着人们观看的信息与方式;而这带来的后果，则是对于观者心理与行为方式的限制、打磨和扭曲——狭隘的视角和标签式的定义成为了时代的一大特征，人们甚至被塑造或被迫以同一种角度、同一个水平线、同一种相框和同样的“拍摄方式”对外界进行观看。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突然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与世界相连，但是要想重新进入自我观看，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次对媒体控制自觉地拒斥，颠覆自我依赖媒介被动接受信息的习惯，《滚!》就发生在2006年推特和微博等自媒体即将出现的前夕，艺术总是让人意识到问题，召唤新的时代降临。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习惯性地将在展览中的朱青生定性为艺术家，而朱青生却说：我做艺术，但我不是艺术家。

　　倘若有人妨碍我们观看它，我们就被剥夺了属于我们的历史。

　　——约翰·伯格

　　于是，从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诸多的哲学家与学者将电子媒介视为异化并绑架人类的洪水猛兽，而朱青生与他们的看法相反——虽然“媒介社会对人最大的异化就是媒介本身，技术的延伸又把人带到了一个虚拟的社会。这个虚拟社会不是依据真实的现实，而是一个由媒介塑造出来的景象和世界，对人性产生威胁。同时，人们自身无法控制在媒介中所放置的对象和方法，它最后变成了一个奇异的怪物，吞食着人的理性、自我的组织，也吞食着人的性情。”但是随着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出现，人的性情可以在各个阶层、各个地域以各种不同的观点、态度和情绪共同表达，电子媒介终于被自己否定。《滚!》似乎是对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的媒体时代忧虑的一次彻底的清除仪式。

▲展览现场

　　朱青生那时将变异的隐患问题指向了“公共媒体”，在他看来，“虽然媒体在被权力所利用时，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所有的效果都为人的异化埋下了隐患，即媒体制造出来信息、人和精神世界，但是个人并没有能力对它进行检验并对之真正地控制”。但是，这只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已经行将过去的现象，公共媒体或是“新闻”的对人加以控制和压迫的风险始终存在，其在当下产生如此大的变化之因，却是传达信息的“媒介”又发生了改变(在英译中里“Media”所共存的“媒体”和“媒介”之意却让这两种概念常常混淆)——事实上，从口传时代、印刷时代、机械时代到如今的电子时代，个人作为信息主体的能力不断增强，公共媒体的权威性愈加削弱，而被更改与转述的风险和机会也愈来愈大。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将媒介视为拟人化的主体、人是被胁迫的客体的观点已然无法与当下相匹配，每日无数的上传与下载数据不断提醒着人们，媒介中的混沌究竟来自于哪里：发表与接收观点的门槛大大降低，每个人都是信息的节点，而不是信息的终点。《滚!》从而成为了回顾展。

▲展览现场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电子媒介所带来的人的重构与异化。在物质界，每个人都使用手机等电子媒介与外界接触，这些盒子屏幕似乎已经是人类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类学者称如今是异化的“后人类时代”;而在内容层面，任何没有亲身体验到的事件都是真伪难辨，人们同样无法区别他/她透过屏幕所看到的信息是否真实，或是否全面。而在此时产生的另一种幻想则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与网络媒体达到并获得世界的各个角落与信息，可以接收并发出完全多元的观点，从而使自身更为完善，更加趋向“无所不知之神”。然而，残酷的事实体现在著名的“回声室效应”上——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上，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人不断被内外麻醉最终更加确信自己确信的是真正正确的，当你认为你接触了足够多的外界信息时，也许接收到的只是同一段信息的不断重复，而刻意制造的极端言论和伪造的谎言和虚假图像，却可能随时导致着社会的分离、分裂，甚至激发群众暴力和极端意识和行为对抗。此时再回看互联网众媒时代之前的《滚!》让人无语。

▲《“滚”在上海》，展览现场

　　同时，根据专业人士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常用的互联网信息和数据只占到互联网总信息和数据的4%，其余信息则是不可见的。这并非是因为它们不存在，而是由于观看信息的能力和方法所限。同时，那类处于局部的、以特定方式屏蔽普通人访问的网络信息的数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可以说，互联网正在变得越来越暗，普通人的视角也愈来愈窄(吴伯凡)。

▲《滚!——日全食》在德国Spayer大教堂附近发生日全食当时完成，时在1999年8月11日上午11点03分，食甚持续2分钟22秒。

　　于是，这种由于“无法掌控”而带来的安全感缺失，使得具有文人精神的知识分子们因此产生了某种异感和痛感。正是这种感受，当年驱使着朱青生将摄像头包裹起来，放在各种可以滚动的物品里，把它踢出去、扔出去、甩出去，让它自动地形成一种人不可控制的局面——媒介在被抛弃和被失控的过程中间给予我们警示。同时，摄像机还会撞到各式的阻碍物上，撞碎、撞坏、撞烂，或是干脆滚到了黄河里，谁也不知道这让媒介和信息变得干净还是肮脏。然而真的到了自己可以向公众发布的时代，是否还需要《滚》?这是个问题。

▲《滚!——在德累斯顿美术馆》，技术团队截取片子里的一帧画面并进行AR技术处理，观众用手机下载app扫描图像后，手机上就会显示出动态的影像——拉斐尔的圣母像通过摄像机的“滚”这一运动，被消解甚至戏谑了;而AR技术扫描后的视频则是把圣母像“滚落”的过程进行倒放，相当于把这幅画从破碎的形象再次复位到神坛上，是一种逆向还原。

　　而在展厅作品旁的展墙上，写着这么一句话：“如果观看时产生不适，卫生间向右走”。这似乎代表着朱青生已经预料到、期许着或许有人会在看到不断翻滚的镜头画面后，产生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这时，朱青生试图在用一种不适，来对抗另一种不适，或者激起观者对于过往观看经验的不适。这种不适直接作用于视觉和生理层面，但在同时，也作用于“观看”背后的整套媒体系统。

　　▲《滚!——跳进黄河》展览现场

　　这系列兼具行为与影像，在展示上又依托于装置和技术的作品充满了偶然与不可控，当年成为朱青生与无所不在又充满限制性的媒介的抗争，又有着一丝“破罐破摔”的韵味。然而，人都是被社会所塑造的，数字化时代下，在享受着网络与电子媒介所带来的便捷同时，每个人都无法远离媒介——我即媒介，媒介即信息。事实上，艺术家与作品根本无法撼动媒介，在系列作品中，媒介始终在那里，滚动的仍然只是依附于其的内容。但也许，艺术能做的，至少是让媒介自我否定媒介，当习惯依赖的媒介中寻求不到信息，媒体变得毫无意义，唯有不适，每个“《滚》在当下”的观看者，其实已经被推向一无所有的路，在那里没有了媒介，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展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