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有时候比学术更敏感。好多年前，就有一家拍卖行在香港率先推出以新水墨为主题的拍卖专场。遗憾的是，创意者太超前，而买家太不给力，后来不了了之。

　　时来运转，中国画从1985年被批评家李小山宣称为“穷途末路”，到如今化身概念更为宽泛的水墨，不仅没有穷途末路，反而方兴未艾，成为最具潜力的世界艺术新热点。从去年到现在，国内外都有以水墨为主题的大展引起广泛关注，这是过去没有的现象。

　　艺术批评家不是预言家，但它可以激发人们的思考和讨论，从而营造出一个新的艺术创作氛围。从这点看，还得感谢李小山当年的“唱衰”。

　　国内的批评家、艺术家时常会提及关于当代艺术的话语权问题。说实话，以油画、装置、影像、行为等为载体的艺术，话语权确实主要在西方，毕竟无论技术手段还是思想脉络都是源自于西方的土壤。不是说没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而是这种改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太复杂，非艺术家之意志所能转移，此所谓物质决定意识是也。

　　然而，水墨无论从材料、技术还是思想脉络，都是实实在在源自中国。如果我们不能在这块土壤上耕耘出丰硕的成果，获得在当今世界艺术发展的话语权，那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了。

　　水墨的当代性进程中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胸怀。我们必须反躬自问，是否还有唐宋先贤们的艺术创造精神和勇气。

　　当年，刘国松先生提出“革毛笔的命”，吴冠中先生提出“笔墨等于零”，引发激烈争论。说到底了，不是要革材料的命，而是要打破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再度激活我们的艺术创造力。

　　水墨不只是一种画法，而是东方的智慧。

　　“上善若水”，老子《道德经》中对水的智慧之论，使得在中国古代文士倡导下的水墨画自然具备了与西方绘画艺术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它有水之博大，水之浩淼，水之灵动，水之变幻无常，水之柔弱胜刚强的力量……这些，从古代中国画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可以说，历史证明中国水墨艺术具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

　　中国北宋的文人画家，率先在人类艺术史上引领出了一股独立的艺术潮流，它使得艺术家第一次摆脱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思想和表达的力量。中国绘画血脉里这种特立独行的文人风骨，与现当代世界艺术的精神是可以跨越时空而共鸣的。

　　中国绘画特殊的材料毛笔、宣纸或绢帛，具有非常的敏感性。中国绘画在表达艺术家内心情感和旋律节奏上可以淋漓尽致、细致入微。看一根线条的变化，可以看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也是水墨得天独厚的优势。

　　前些天，和刘国松先生聊天。他说，西方艺术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外在的世界。我说，东方水墨则更像是心电图或脑电图，可以敏感地表达人的内心。

　　不过，西方艺术从印象派开始，也越来越注重表达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节奏。而在中国绘画领域，我们一方面在大幅度丧失这种能力，一方面又如获至宝地去拾早期西方艺术的牙慧。这是令人遗憾的迷失。

　　当我们从思想脉络和技术优势上充分理解中国水墨的过去，同时以设身处地的心态去了解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缘由，就会认识到，它俩在历史上，都是不同地域文明环境中的产物，都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如今在“地球村”的时代，它们的相遇和碰撞应该会激发出新的智慧火花和艺术辉煌。对水墨艺术的前景，不要有那么多分别心或许才是真正的信心。

刘国松的“拼贴、水拓水墨”

蔡国强的“火焰水墨”

徐冰的“镜箱水墨”

谷文达的“毛发水墨”

仇德树的“撕裂水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