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柯克西卡和人偶的诡异故事

时间:2018-06-22    来源: 界面新闻    作者: 界面新闻

摘要:《阿尔玛人偶》(Almadoll),赫尔米娜·莫斯(HermineMoos),1919年图片来源:GETTYIMAGES 1919年的一个清早,警察敲响了奥地利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Kokoschka)的家门,询问他草坪上那具无头尸体是怎么回事。

 

 《阿尔玛人偶》(Alma doll),赫尔米娜·莫斯(Hermine Moos),1919年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919年的一个清早,警察敲响了奥地利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的家门,询问他草坪上那具无头尸体是怎么回事。

  “我们穿着睡袍去了花园,” 柯克西卡在他随后出版的书信集里写道,“我们”指的是他自己和前晚参加酒宴的一群艺术家友人,他们望着那具貌似女性的尸体,“身首异处,浑身是血。” 柯克西卡向警方承认,他喝醉之后一怒之下砍下了她的头。

  不过,他并不需要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任何代价,因为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只不过是个真人大小的女玩偶。

  描绘柯克西卡和他最心爱的玩偶共度快乐时光的画作正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布鲁尔分馆展出,该馆正在举办展览“栩栩如生:雕塑,色彩和身体(1300至今)”(Like Life: Sculpture, Color, and the Body [1300–Now])。这幅表现主义肖像画用红色线条突出阴冷的色调,它似乎描绘的是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女人的双手笨拙地贴紧胸部,乳房袒露无遗。画里的男人用右手的食指指着女人的胯部,就像幼儿园的老师指着黑板上的关键词。

  穿着衣服的男人正是柯克西卡,那个裸体女人是他的玩偶。这幅画本身就很诡异,背后隐藏的故事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我与人偶的自画像》,奥斯卡·柯克西卡,1922,布面油画

  1922年,柯克西卡创作了这幅《我与人偶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Doll)。正如作品名字所示,画中的裸体并不是真正的女人,而是一个玩具,按照他之前的情人及缪斯——多产的作曲家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的体形定制而成。而今,“非自愿处男论坛”(incel forum)的常客正在考虑“性别再分配”计划,这些计划可能与性爱机器人无关,但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这位20世纪的画家通过一个依照前女友容貌仿制的性爱人偶获得了爱情的满足。

  1911年,马勒的丈夫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离世,一年后,她遇到了在艺术界还是无名小卒的柯克西卡。据传言,阿尔玛·马勒曾这样记录他们第一次碰面的情形:“他突然间拥我入怀,那个拥抱于我而言莫名其妙,甚至可以说吓人且暴力。”

  阿尔玛·马勒和她与古斯塔夫·马勒的两个孩子,1906

  很快,马勒与柯克西卡坠入爱河,欲火焚身——她把这个男人描述成“最疯狂的野兽”,他的“激情四射,难舍难分……既是狂热的祝福,也是刺耳的咒诅。”她当时也与建筑师、包豪斯建筑学派(Bauhaus)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缠绵悱恻。

  马勒和柯克西卡之间的风流韵事引人注目,柯克西卡的母亲最后也卷入其中,她威胁马勒:“你要是再和奥斯卡见面,我就一枪毙了你!”马勒在怀上柯克西卡的孩子之后选择终止妊娠,这对后者来说是致命暴击。这一插曲迫使他在1914年加入奥地利骑兵队。第二年,他听说马勒和她的老相好格罗皮乌斯结婚了。

  马勒既是柯克西卡的情人,更是他艺术创作的对象,一想到余生无法与她共度,柯克西卡就感到前途一片黯淡,于是,他就像所有遭到鄙视的男人一样,想要报复马勒。他雇了一位人偶制造者,按照他已经失去的情人的体形创造了一个人偶。这个以马勒为原型的人偶可以摆出任何他想要的造型,供他创作裸体画,无需征得马勒的同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对这个玩偶是否真的能够满足柯克西卡的需求感到疑惑,但其展现出的厌女及暴力倾向则无需置疑。

  奥斯卡·柯克西卡

  1918年7月,柯克西卡结识了著名的人偶制造者赫尔米娜·莫斯,他委托莫斯制造一个人偶,融入他对阿尔玛已然逝去、仍然炽热的感情。他的要求在已经存档的一系列信件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可谓煞费苦心,同时也令人毛骨悚然。

  “昨天,我已经把和我爱人同样大小的画像送去,恳请您仔仔细细、一丝不苟地按照原图尺寸为我制作一个人偶,”柯克西卡写道,“尤其要注意头部、颈部、胸部、臀部和四肢的尺寸。原图中身体的轮廓要了然于胸,例如从颈部到背部的线条和腹部的曲线。”

  关于臀部和四肢的叙述还相当不少,并且,这些文字越来越奇怪了。

  “当我触摸这些部位的时候要有快感,脂肪层和肌肉层要有结实的皮肤覆盖在其上方。第一层(内层)请使用精致、卷曲的马毛;你必须购买旧沙发或类似的东西;还要给马毛消毒。接着,要往屁股和胸部的那层袋子里塞满绒毛。”

  当然了,阿尔玛人偶——又称Doll-ma——既可以用来观赏,又可以触摸,这一点柯克西卡在随后公开的信件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他一度问过Doll-ma的嘴巴能否张开,以及“嘴里是否有牙齿和舌头”)。他在写作中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拥抱这个人偶时的感受!”

  长期以来,女性的身体是男性画家最信赖的对象。艺术史上最杰出的画家有:鲁宾斯、安格尔、毕加索、高更——这份名单可以陆续添加。女性通常被动地摆出姿势,在画面中性感却毫无对抗性,就像无生命的物体般吸引人而不具威胁性。柯克西卡决定把画中的女人从一个活生生、会呼吸的对象转变成一个身体里塞满东西的人偶,虽然这一点令人作呕,但这种疯狂的夸张手法也很正常,艺术家习惯了把缪斯当作创作对象和情人。

  柯克西卡的信件以乔治·萧伯纳剧作中的一段恳求结束:“亲爱的莫斯小姐,如果你能够如我所愿地完成这项任务,用这种魔法让我相信,当我看见或者触摸这个人偶时就以为梦中的女神正在我眼前,那么我将对你精巧的技艺和作为女人的敏感感激不尽,你或许能从我们的讨论中推导出我想要的效果。”

  赫尔米娜·莫斯的《阿尔玛人偶》,1919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事实证明,于1919年完成的Doll-ma并非和阿尔玛一模一样。她只不过是个没有生命的玩偶。莫斯用天鹅毛制作了这个人偶,它更像是一只受到咒诅的鸟类,而不是真正的人类。莫斯偏离了柯克西卡的自然主义教条,赋予Doll-ma一种明显的超尘脱俗的感觉——她不仅是个人偶,更是一件前卫的艺术品。

  邦妮·鲁斯(Bonnie Roos)是西德州农工大学的英语教授,她推断莫斯——当时知名的人偶制造者——可能故意把Doll-ma制作成一个触感不佳,长得像鹅一样的人偶,借此摧毁柯克西卡的色情幻想和大男子主义。鲁斯认为莫斯的创作和厄纳·穆特(Erna Muth)、瑞丽·迈兰德尔(Relly Mailander)、汉娜·霍克(Hannah Höch)的作品一样,带有实验性质和女权主义色彩,展现了强加在女性身体上的传统人体美的标准。

  柯克西卡对结果的不满可从他写给莫斯的下一封信中窥见一斑。他在信中写道:“北极熊的皮毛,粗糙的工艺适合用作床前小地毯,和女人柔软的皮肤根本就是两码事。”

  这位艺术家遗憾地说:“就连尝试给她穿上丝袜,都像是要求一位法国舞蹈大师和一只北极熊跳华尔兹。”

  这个新玩具对这位艺术家来说还是有点用处的。他把人偶带到剧院,以人偶的名义举办派对,甚至雇佣了一位女仆专门为她梳妆打扮,贴身侍奉。

  柯克西卡还为这个毛茸茸的女友画了另外三幅肖像,《蓝衣女子》(Woman in Blue,1919)、《画家与人偶》(Painter with Doll,1920–21)以及《画架上》(At the Easel,1922)。第三幅画最令人感到不安,柯克西卡砸破了第四墙,拿着画笔,将观赏者和他即将作画的无形画布合并在一起。《画架上》的人偶被笨拙地放在上方,紧靠画布边缘,快要看不见了。它弯腰驼背、松松垮垮,双目歪斜,望向远方。柯克西卡一只手抓住它的大腿,另一只手紧握画笔。它更像是一个道具而非一个女人,可见这位艺术家对其厌恶之情日益增长。

  《画架上》,奥斯卡·柯克西卡,1922,布面油画

  奥斯卡和Doll-ma之间令人匪夷所思的关系结束于一个决定性的夜晚,正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婉言,这位艺术家再也无法忍受人偶身上“无法逃避的一切”。因此,他举办了一场酒宴,让他的仆人给Doll-ma穿上最时髦的套装。

  这场盛宴终结于人偶碎尸案。

  “黎明时分——我和所有人一样,都喝多了——我在花园里砍下了它的头,打开一瓶红酒浇在它的脑袋上。”他回忆说。第二天早上,警察询问柯克西卡那具躺在他院子里浑身是血、身首异处的尸体。柯克西卡似乎把他对阿尔玛和Doll-ma的怒火混为一谈,才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举动,他杀掉这个像卖花女般的人偶,因为正是这个人偶扼杀了他那还未出世的孩子。

  这次反常的暴行标志着Doll-ma命运的终结。这也被当做一种虐待模式的扭曲变体,强大的男性艺术家有时会对他们的缪斯施以同样的恶行,例如早于柯克西卡的毕加索和高更。泰利·理查森(Terry Richardson)、荒木经惟(Nobuyoshi Araki)和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现在要为他们所谓的过犯负责。最起码,曾经为他们摆出各种姿势,据说在他们的笔下(镜头里)受尽折磨的女人,现在有机会为自己发声了。Doll-ma却没有这个权利。

  当被问及柯克西卡的行为是否符合现如今受到热议和挑战的有害男性行为,邦妮·鲁斯回答说:“我认为,西方文艺史长期以来美化了暴力厌女倾向……柯克西卡也是其中之一。很多女性作家的爱情小说也落入窠臼……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它总是因画家的技艺和所谓的天赋得到赦免,同时得到评估者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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