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现任馆长哈特维格-费舍尔(Hartwig Fischer)对于博物馆的修葺和改陈有着宏伟的计划，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无法在闭馆的情况下进行翻新，施工只能按阶段进行。与此同时，作为“属于全世界的博物馆”，英国的“脱欧”或将影响大英博物馆的“开放性”。此外，大英博物馆还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改陈、脱欧、经济压力，包括对于一些国家的文物申索要求……对于这些问题，馆长费舍尔前不久一一进行了回应。

　　温和与距离

　　哈特维格-费舍尔(Hartwig Fischer)两年前接任尼尔-麦克格瑞格(Neil MacGregor)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馆长。他办公室的蓝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办公室内摆放着带玻璃门的书架、书桌、椅子以及两扇面向博物馆前厅的巨大的推拉窗，但是却没有任何能表现费舍尔品味的装饰品，比如类似他的前任馆长麦克格瑞格摆放在办公室的由艺术家艾尔-安纳祖(El Aanatsui)创作的发光雕塑，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在办公室中展示的史丹福郡瓷器，还有泰特美术馆的玛利亚-巴尔肖(Maria Balshaw)收藏的保拉-雷戈的作品。

　　而在费舍尔馆长的办公室内，仅在壁炉旁边摆放着基克拉迪群岛人像的复制品，这还是前任馆长的遗留物品。在他书桌的台灯前放置着一个小小的赛巴巴像，是印度朋友送给他的礼物，赛巴巴被尊为灵性大师。

　　费舍尔说，与这些相比，他更希望将注意力集中在博物馆的藏品和观众上。但是单调的办公空间也反映了他的个人特征：他为人热情友好，但奇怪的是，却与人保有距离，他的雇员们将他与前任麦克格瑞格馆长的领导方式进行了比较。麦克格瑞格馆长喜欢在员工食堂随机询问员工的工作，而费舍尔馆长则与人保持距离，谈吐温和小心，总是在展馆中低调巡视，演讲时让人猜不透。尽管如此，他仍是一个让人敬畏的人，对博物馆也抱有极大的雄心——他的计划如果能得以实现，将会对大英博物馆产生跨时代的影响。

　　雄心与务实

　　费舍尔馆长今年56岁，在大英博物馆任职前曾任德累斯顿艺术收藏馆馆长。他计划将大英博物馆陈旧的外表修葺一新并重新布置所有的展厅。若不了解到这个工程的规模，人们可能觉得听起来没有那么了不起。我于是开玩笑说，这个工程可以与至少耗费了35亿英镑的威斯敏斯特宫的维修相提并论。

　　大英博物馆

　　费舍尔馆长说，事实上大英博物馆有3000个房间，而相比来说威斯敏斯特宫只有1100个，并且大英博物馆的基础设施，如电、气和水的管线都需要马上维修。他脑海中设想的是和卢浮宫的“宏伟计划”类似的大工程，这项工程包括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入口，在1993年花费了几乎7.8亿英镑。而近年来装修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则花费了3.75亿英镑，而且博物馆在维修期间向观众关闭了10余年。

　　但是大英博物馆的情形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不同，费舍尔谈道：“我们不能关闭博物馆，完全不可能。”大英博物馆是英国最热门的旅游景点，去年接待了590万观众。因此，施工需要按照阶段进行，而这也意味着将会持续很多年。目前正在评估维修计划的价格，而另一个问题则是谁来为这笔钱买单?费舍尔注意到了卢浮宫和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都是“由政府资助”修建。

　　他希望通过改陈后，所有的展览更加连贯， 内部逻辑联系更紧密。这意味着埃及、希腊和罗马文物需要进行重新布置，现在这些文物分散在两层楼之间。正如费舍尔所言，“文化交流一直推动着人类历史向前发展。”

　　采访结束后，我们参观了博物馆的大展览空间，那里正陈列着精美的罗丹作品和古希腊雕塑。这是在费舍尔馆长领导下策划的第一个大型展览，展览审视了艺术家对历史的理解如何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生涯，从展览视角中也可以窥见大英博物馆翻新计划的一些端倪。

　　博物馆内部

　　属于全世界的博物馆

　　现在来考虑翻新大英博物馆，这个时机意味深长。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之一。正如费舍尔所说，大英博物馆是“向世界开放的属于全世界的博物馆”，然而，英国现在正处于“脱欧”的边缘。我问他如果是在2016年6月24日会不会接受这份工作，费舍尔说：“当然，而且一点也不会犹豫。”他的观点和曾任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也是费舍尔曾经工作过的机构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的前任馆长马丁-罗特(Martin Roth)观点相反。 罗特在2016年9月离开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人们认为他的职位变动与英国脱欧不无关系。

　　费舍尔认为博物馆的工作需要从长远的角度观察，去理解整个人类历史，而英国脱欧只是世界动荡历史中的一个时刻。但是他同时也谈道：“每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来自于欧洲，而欧洲在战争的废墟中重建，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和珍贵。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人们在摈弃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反思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可以为人们提供思索、反思和辩论的空间。”费舍尔是一个地道的欧洲人。他在汉堡长大，曾在意大利和法国学习，在瑞士和德国工作，他的妻子在巴黎担任心理咨询师。通过他的经历也不难猜到他的个人观点，虽然现在他作为公务员要保持中立。他表示：“每一个来到大英博物馆的人都不会被视为是外国人，我们是一个世界博物馆。虽然大英博物馆是英国创建的，但全世界的文明都为博物馆做了贡献。”

　　帕特农神庙的部分雕塑，一直是希腊和英国争论的焦点

　　确实，全世界都为博物馆做出了贡献，但并非总是自愿。博物馆的收藏和英国黑暗的帝国主义历史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大英博物馆能够归还他们的文物，不光是希腊要求归还帕特农神庙雕塑，还有许多其他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一直以来要求归还英国殖民者在1868年从马格达拉(Maqdala)掠夺的文物。

　　费舍尔的回答是，博物馆将会对自己的陈列进行更多的审查。他说：“博物馆必须对此完全公开，这是首要职责，罗塞塔石碑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石碑发现于公元前196年，上刻有3种语言，专家们通过石碑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人们对事物充满好奇，追求新的知识。当时正处于‘大博弈’的时代，同时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正是这个时代促成了这样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得到破译以及增进了人们对埃及文化的理解。

　　把博物馆看成一个国际项目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甚至可以将博物馆作为与那些外交关系紧张地区的人们进行交流的空间。费舍尔去年12月曾经造访了伊朗。他说，“当你欣赏罗塞塔石碑的时候，可以读到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尊重这些观点。”但是尊重观点是一回事，保管这个藏品又是另一件事，“这正是我们的分界线。这是一个分界线，但是在这里所创造的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因此尽管我尊重这些观点，但我总是说，我们在这里的创造对所有公众开放。大英博物馆为人们欣赏文化遗产提供了绝佳的场所，这种机会并不多见。这也是大英博物馆的重要价值，并且非常珍贵。”

　　现实的经济压力

　　尽管大英博物馆是英国的象征，世界知识的殿堂，然而它本身却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大英博物馆从英国政府得到的资助在过去十年都未见增长，因为通货膨胀政府的支持反而相应地减少了35%。从2006年到2017年，研究、藏品保护和策展部门砍掉了44个岗位。费舍尔解释，岗位的减少符合比例，情况实际上比较复杂。在活动和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数量显著增加，筹款部门的职位也增加了，这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工作重点的变化。

　　由外包公司雇佣的60位后勤人员在外包公司倒闭后聚集在博物馆门口抗议，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大英博物馆的编制之中。但是就这一点费舍尔馆长却淡然地答道：“长期以来，我们有相应的制度，这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形成的。”他没有回答是否会继续雇佣他们，但是他的肢体语言却表现出了“不”。

　　费舍尔所在的德国对文化事业支持力度较大，虽然近期压力也很大，但是政府的支持是普遍的，并不需要一点一点费力地争取。在博物馆举办音乐会是费舍尔馆长非常热衷的一件事情，而在大英博物馆的展厅可以演奏从利盖蒂、诺诺到日本寺庙的音乐。“博物馆经常和音乐家合作，当观众在欣赏作品时能够听到音乐将会带来不一样的观赏体验。耳朵会让你看到更多的东西，眼睛会让你听到更多的声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音乐节是和德累斯顿博物馆合办的，而出资方则来自于德国外交部。

　　对于费舍尔馆长来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员工对公共使命的责任感。“这里做任何事情都会考虑是在为谁服务。在复杂的学术辩论中，你永远不会迷失于 ‘我们的公众如何从中获益?’这个问题，能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我每天都非常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