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名扬海内外的书画大师，他独树高标的成就来自天分，更来自他的勤奋学习。更难能可贵的是，启功买艺术品并不是为了收藏。

　　1997年12月15日，启功去京广大厦参观翰海拍卖公司举办的书画拍卖会的预展，展柜中有两个手卷吸引了先生。先生非常高兴地请保管员取出来欣赏这两个手卷，一件是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为经学家费玉衡《窥园图》作的题记，另一件是画家吴镜汀的山水长卷《江山胜览图》。

　　他仔细地观赏后，说：“看见这两个手卷，让我回忆起很多往事，也想起了我的老师。”他当即决定用存在北师大出版社的稿费，买下这两个手卷。

　　1933年，由于陈垣慧眼识才，启功得以先后执教于辅仁附中和辅仁大学，能够与在手卷上题跋的几位前辈学者同校共事，因而与这个手卷结缘。当时这个手卷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收藏，启功因与杨钟义有亲戚关系，曾经应沈兼士的要求，代沈先生求杨钟义为手卷题签。这样，启功对手卷非常熟悉，而先生也曾经画过《窥园图》(此图现收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呈给陈垣，以助老师题跋之兴。

　　沈兼士1947年逝世后，手卷从家中散出，半世纪后又在拍卖会上重现，启功怎能不高兴呢。

　　启功解释这些学者的题跋，是他们针对王鸣盛的文章各抒己见、展开讨论，而且后跋往往驳难前跋，反映了当时学者们生动的学术思想和开明的学术氛围。先生觉得，这种群言堂的学术精神值得后辈学习发扬，由此引发了先生买下这个手卷设法广为流布的强烈愿望。

　　启功先生看到的另一个手卷，是他青年时期的绘画导师吴镜汀的山水长卷《江山胜览图》。见到此图，启功倍感亲切。他说：“1932年我跟吴老师学画时，亲眼看见他作这幅画。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但这幅画完成装裱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所以今天能再见到它真是奇缘，倍感亲切。”

　　启功说：“我买下这两个手卷，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纪念老师，是纪念品。”不久，启功为了让这些墨宝公诸于世、永远流传下去，决定出资请香港翰墨轩出版公司将这两个手卷影印出版。

　　类似此事在启功身上还有很多，比如，启功买旧拓《玄秘塔碑》就不是为了收藏。196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启功在琉璃厂的庆云堂见到一本旧拓《玄秘塔碑》，就买了回来。原帖是粘贴本，由于受过潮，有的地方已经发霉，他便亲自用手把拓本捂湿，再慢慢揭开，又花了几天时间把揭下的拓片重新粘贴在新的纸上，装订成册。然后题写书签，名为《柳公权书僧端甫塔铭》。原帖有缺失的字，他又找了《唐文粹》对照原文把字补上，校正过程中还对《唐文粹》的疑问之处做了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批注在帖上。

　　启功得到这本帖后经常临写，对临写的情况有所感慨则记录在帖上。1974年他在帖上注有：“余获此帖，临写最勤，十载以来已有十余本，平生学业无进，渐老自励，庶以补过。”1995年又补充记有“今距此册时已三十周岁，目力渐衰，小于此字，则需用眼镜矣，1995年9月7日临一本毕，余八十岁后所临第一通。”从上述记载看，启功所临《玄秘塔帖》至少有十一本，但现在家中一本临写的墨迹也没有，早已都被朋友索走，散落在收藏者的手中了。

　　启功对书画的鉴定，有两个方面是某些专家所不及的：一是他知识面广，他研究过书法史、绘画史，对古文字学、古典文学、训诂学、避讳学、目录学、考据学都有研究，又熟悉古代的典章制度、民俗礼仪等，遇到鉴定中的问题，他可以综合利用已掌握的信息，作出正确判断。二是他本人有书法和绘画的实践经验，熟悉驾驭和利用这些信息的方法，从学术研究和艺术鉴赏的角度去分析，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别人熟视无睹的问题，发表别人不能发表的卓见，独树一帜。